猪文化文化大师胡适之先生说过一句话：“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畜生没有入过诗。”看了这句话，我真弄不明白了，这位学贯中西的人物，到底是文化大师，还是一头蠢猪？亦或是被猪油蒙了脑子？ 从文化这个圈子里看，猪是最冤枉的。惟其冤枉，是因为猪跟人走的太近了。 不要说诗人都吃肉，除穆斯林之外，很少有人不吃猪肉的。就连寺庙里的和尚也不例外。宋代蜀寺僧就有一首《蒸猪肉诗》： 嘴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 红鲜雅称金盘荐，软熟真堪玉箸挑。若无羶根来比并，羶根只合吃藤条。 从喂养到烹制，再到金盘荐，玉箸挑，鲜美醇香，令人垂涎。就诗论诗，远比胡适的作品好得多。大诗人苏东坡在黄州时曾戏作《食猪肉诗》： 黄州好猪肉，价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 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诗中既写了诗人食猪肉时的惬意，又以凝练的笔墨写了猪肉的烧法，“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按照此法烧出来的“东坡肉”也就成了苏轼的专利，“东坡肉”之名流传至今。这连农妇村氓，市井小民都熟知，而文化大师却在那里信口雌黄。 猪的冤枉就在这里，既让人宰、让人吃，又得挨人骂。在人的口角中，最肮脏的是猪，最愚蠢的是猪，最懒惰的是猪，最淫邪的是猪，最不思进取的是猪．．．．．．。究其根源，我想最普遍的是出自吴承恩的《西游记》，那里有个家喻户晓的猪八戒。这个“夯货”“呆子”“腌臜泼才”屁本事没有，见了美女就迈不动步儿，昏吃闷睡，见困难就躲。总之，出乖露丑，丢人现眼的糗事，都是猪八戒；降妖伏魔，人前显圣的壮举，都是孙猴子。在人们的口中，有关猪八戒的，没一句是褒誉的。 《诗经》有云“执豕于牢，酌之用匏。”意思是说，把肥猪从圈里抓出来，杀了煮熟，用来下酒。看来远古时代，猪就被人死死绑定了、吃定了。《三字经》中说：“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不过你要注意他的排序，马牛羊，属上珍三品；鸡犬豕，属下珍三品，下珍之中，猪排在最后。猪的冤枉就在这里，被人讨厌，被人看不起，但人们又离不开它。《三字经》又说：“犬守夜，鸡司晨。”下珍三品二有所用，猪能干什么？——猪挨宰！更冤枉的是，人们总惦记要吃了它，却时时骂它是脏东西。比如说这个“圂（hùn）”字，用《西游记》的话说，圂乃五谷轮回之所，茅厕也。其实这个字看形状就明白，框子里一个豕字，就是猪圈。猪圈和茅厕混为一谈，它能干净么？把吃的东西和排泄物搅和在一起，这也实在荒唐。更为荒唐的是家这个字。“宀”这个字念mián，是房子的意思，豕就不用说了，是猪。宀豕合起来就是家，也就是猪圈。 家是不是猪圈，随你怎么看。不过猪和人们生活关系之密切也可见一斑。有一种文化叫“饮食文化”，其实就是吃的一些讲究。这也很客观，人不吃，就得死。《礼记》上说：“食黍与彘”，就是说五谷猪肉是人们的主要食品。“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在孟子看来，能吃到猪肉是人们理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史记》有一段精彩的叙述“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猪在此刻又成了王家盛宴，勾心斗角的核心。《礼记》中有一则故事说，曾参的妻子去逛街，儿子哭哭啼啼非要跟着去。母亲便哄她说，宝贝别跟着妈妈添乱，好好在家等着，妈妈回来给你杀猪吃。妈妈逛街回来，曾参便抓猪要杀，妻子急道，我那是哄孩子开玩笑的呀。曾子说：“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一头猪成了活教材。 明以前，猪在人们的心目中并没有那么不堪。殷商时代，被人认为是贵重、吉祥的礼物。就是到了汉代，汉景帝还为他的儿子取名刘彘，直到刘彘七岁的时候才因为他“圣彻过人”才改为刘彻，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在民间，因为对生育的重视，人们也往往把猪当做内心的图腾。宋代陈与义就有“猪生十子豚复豚，阿莘明年可当门。”的诗句。豚一般指公猪，也就是指男孩子。陶谷《清异录》说：“伪唐陈乔食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风味不浅也。”这里说猪为糟糠氏，与人们说的糟糠之妻，异曲同工。 那时候，猪不但不是肮脏懒惰的黑煞神，反之倒是吉祥安乐，喜庆的象征。《木兰诗》说：“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欢庆之情，洋溢可感。这情景正如苏东坡诗中所表现的“定将文度置膝上，喜动邻里烹猪羊”。范成大的“猪头烂熟双鱼鲜，豆砂甘松粉饼团”写的诗以猪祭灶；陆游的诗里说“最好水村风雪夜，地炉烟暖岁猪鸣。”“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这可是杀猪过年了。杀年猪的习俗不光北方人有，江南同样有；不光现代人有，早在宋代就形成传统了。那时的猪也不是“蠢货”，或称黑面郎。或曰长喙参军。 猪倒霉是因为它的本家出了个皇帝，做了二百余年江山。猪本身并没有认这一皇族为本家，而是姓朱的皇帝自己找上门来的。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朱厚照，因猪与明代皇帝朱姓同音，下令禁养！旬日之间，远近尽杀，杀不过来干脆活埋。可见明代的吴承恩之所以在《西游记》中塑造了那么一个愚蠢可笑的猪八戒也不是没有所指。可以说皇室的一窝“朱”，毁了天下所有猪的形象。它由“下品三珍”变成了或腥或臊的“蠢物”。猪的腥臊也不是没有渊源，《周礼》上说：“腥、臊不能食。”所谓腥，并不是肉闻上去的味道，而是肉中的星星，指猪肉中有像米粒的星星点点的肉息。也就是“痘猪肉”。谓臊是猪身上油脂产生的异味。只是明代以后，腥臊二字才和淫邪攀上了亲戚。 古往今来，猪的命运跟人的命运即相似又相关。遇上开明盛世，百姓安居乐业，猪也就繁衍生息，膘肥体壮。唐代有人因养猪致富，就给猪取了一个古今最好听的雅号——乌金。像正德那样的混蛋皇帝固然少有，但黑暗动乱的年月，却绝不少有，老百姓倒霉，猪跟着遭殃，不管公猪母猪小猪仔不是被宰杀殆尽，就是流窜山林，沦为野兽的口中餐了。《寒山诗》就说： 猪吃死人肉，人吃死猪肠。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 猪死抛水内，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啖，莲花生沸汤。 “久向山中食药苗”，看来宋代的猪是在山上放牧的。初唐诗人王绩也有诗说“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尝学公孙弘，策杖牧群猪”。以此推断，唐人养猪也是以放牧为主。史籍上明确记载的还是东北的女真人。早期的女真人就是在松花江两岸放牧成群的猪。东北人牧猪流传很久，周立波《暴风骤雨》中的吴家富就是给地主牧猪的。直到解放后，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生产队还要安排一个猪倌，每天上下午都要把各家各户的猪集中起来放牧。后来生产队散了，猪倌没了，猪们也各自结束了游牧生涯，被圈进了猪圈。随着人们对金钱的追逐，猪在猪圈里莫名其妙地结束了它的糠菜生涯，开始了饲料生涯。从此，猪肉不再肥美。 胡适大师能说出“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样的屁话自然是她本人的浅薄，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轻慢，是猪油蒙心。但国学大师并非人人浪得虚名，当时在场的梁启超先生随口举出乾隆的“夕阳芳草见游猪”的诗句，轻轻地聒了这位文化大师一个耳光。当时有一首写猪的诗，我看放在这位文化大师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祖居帅位号天蓬，大耳肥头一富翁。巧逢国难增身价，幸值时艰博美名。 满腹糟糠称蠢物，一身肥肉傲贫穷。莫道人间无正义，钢刀起处不容情。 如果这位胡大师像钱钟书那样勤恳他一定知道宋代大诗人梅尧臣的诗《豕》，如果他稍能与国学大师的身份相称，当然不会不知道元遗山那首著名的《驱猪行》！ 文化大师的无知正是文化本身的悲哀。 人们不再崇拜猪的强大的生育能力；猪肉不再是奢侈的享受，而是餐桌上的点缀；杀年猪不再是人们期盼的“好日子”，它成了人们不必要的麻烦。猪圈越来越干净，猪肉越来越没味道。形体上的猪还不会消亡，但风味上的猪早已无影无踪。一个种群，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同类，其本质在于具有本民族固有的文化。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沦落得不值一头猪的价钱，那这个民族也只有被宰割的份儿了。猪油可以蒙住某些大师，但绝不可以蒙住一个民族。
于万超2016年7月28日 附录： 元好问《驱猪行》 沿山莳苗多费力，办与豪猪作粮食。草庵架空寻丈高，击版摇铃闹终夕。孤犬无猛噬，长箭不暗射。田夫睡中时叫号，不似驱猪似称屈。放教田鼠大于兔，任使飞蝗半天黑。害田争合到渠边，可是山中无橡术。长牙短喙食不不休，过处一抹无禾头。天明陇亩见狼藉，妇子相看空泪流。旱乾水溢年年日，会计收成才什一。资身百倍粟豆中，儋石都能几钱直。儿童食糜须爱惜，此物群猪口中得。县吏即来销税籍。 梅尧臣《豕》 司原豢俗豨，日见容阴昵。喜比为白麟，惟忧不丰溢。烈飙泽雨作，真声向人出。司原悔何由，肝胆空駭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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