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情提示】：移动图片文件较大，请稍等片刻、或刷新即可显示 
《阳羡帖》简介：行书；纸本；纵27.6厘米，横22.7厘米；共8横68字；藏于旅顺博物馆。 《阳羡帖》欣赏：这是一则信礼，亦称《买天阳羡帖》。 《阳羡帖》释文： 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托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知此不详云也。冗事渍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关于苏轼《阳羡帖》有关问题的考证: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他一生仕途坎坷、颠沛流离，却为后人留下大量的诗文、尺牍、墨迹，成为今人研究苏轼的生平及北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要资料。旅顺博物馆收藏的《阳羡帖》，即由苏轼书写，帖中内容交待了苏轼人生中鲜为人知的经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阳羡帖》的流藏经历
《阳羡帖》（图一）为纸本，纵27.5厘米，横22.6厘米。全文68字，行书。它与来復[1]的跋文（图二）装裱在一起，形成一幅手卷。《阳羡帖》及来復跋文的字里行间钤满印章，其中，来復自押印三方，元明清三代的私人收藏印38方，清宫鉴藏玺14方。
通过这些印章，我们可以了解《阳羡帖》的流藏情况。自元代起，它已经进入收藏家的视野，郭畀、陆友都曾经是它的藏主；到了明代，它曾经沈周、崔深和项元汴收藏；清代初年，收藏家元揆曾经收藏《阳羡帖》，乾隆年间，《阳羡帖》流入宫廷，被清宫收藏，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第七册。
《阳羡帖》是清宫散佚之物。溥仪曾将它同其它大量书画一起携至长春伪皇宫小白楼。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仓皇出逃，小白楼所藏书画大量散失。1962年，大连文物店从辽南民间征集《阳羡帖》，1963年转藏旅顺博物馆。
据《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在《阳羡帖》的引首有乾隆皇帝“御笔章草书用东坡韵，题王诜烟江叠嶂图诗”（诗文不录），在诗的结尾，乾隆皇帝自注曰：“适得东坡买田阳羡帖，妍丽绝伦，与烟江诗画相辉映，可称天然巧合。因录是诗于帖前”。在《阳羡帖》的后幅，有来復、董其昌、项元汴三人题跋。来復的题跋作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董其昌的题跋作于“壬子二月”，即公元1612年。项元汴的题跋作于“明隆庆壬申”，即公元1572年。
从董其昌的题跋可知，《阳羡帖》曾由明宏治中大学士徐溥收藏，徐溥将其刻石于洑溪书堂，后流藏到董其昌同乡兼“同年”吴澈如光禄手中，董其昌的题跋就是应吴澈如之邀而为。
目前，旅顺博物馆只收藏《阳羡帖》和来復题跋两段文字，乾隆皇帝的题诗及董其昌和项元汴的题跋均已缺失。缺失的原因应该是《阳羡帖》从小白楼中佚出，在流散民间过程中遭裁割。所幸的是，苏轼的墨迹《阳羡帖》全文俱在，并不影响我们对此帖的分析研究。
二、关于《阳羡帖》的题跋、著录与品评
来復是为《阳羡帖》作跋的第一人，诚如他在题跋中所言：“东坡公文章节义高一世，在宋熙宁、元丰间已为天下学者所师表，故其遗篇断简流传至今，观者无不兴起……”。《阳羡帖》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从元代至今，它先后由私人收藏家、清代宫廷收藏，后流散民间遭劫，现藏旅顺博物馆，并得到应有的保护。历代收藏者（或鉴赏者）的题跋、著录和品评为我们今天研究《阳羡帖》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董其昌为《阳羡帖》做的题跋为：“此东坡先生真迹已自可藏又是阳羡故事，徐文靖公[2]得之刻石洑溪书堂，诧为风流胜赏。顾文靖平生际遇，如饱风帆，于东坡流离坎坷，可骇可叹之事无有也。余同年吴澈如光禄[3]，虽名满天下，而拜官未及三百日，又曾谪官湖州，计其出处，大都与坡公相类。此真迹今为澈如所藏，真可传之子孙，知忠孝大节，远师古人，即吴氏之天球大训，不是过矣[4]。”
董其昌的题跋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其一，《阳羡帖》除了以真迹形式被传藏外，还以刻石文字的形式传布（徐文靖公得之刻石洑溪书堂）。其二，无论是徐溥还是吴澈如，均因与苏轼有着相似的经历而宝藏《阳羡帖》。
项元汴的题跋为：“宋苏文忠买田阳羡帖，明隆庆壬申岁春王正月，博雅堂墨林山人项元汴真赏，原价八十金[5]。”项元汴的题跋内容比较简略，只交待了题跋《阳羡帖》的时间和收购时所用经费。
进入清代，《阳羡帖》被清宫收藏，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第七册。《阳羡帖》刻石被陆耀遹编辑的《金石续编》和崔书黼编辑的《东坡书院志略》著录。当代学者孔凡礼根据徐溥所藏刻石将《阳羡帖》收录于《苏轼佚文汇编》[6]中。
可以看出，《阳羡帖》作为真迹，自元代以来辗转多处收藏，足见人们对它的珍视程度。《阳羡帖》刻石被反复著录，从而扩大了《阳羡帖》的流布范围。
1988年6月1日，中国书画鉴定组专家谢稚柳、刘九庵、杨仁恺莅临旅顺博物馆鉴定馆藏书画，专家组充分肯定了来復题跋的真实性与艺术性，而认为苏轼所书《阳羡帖》为“廓填本”。因而，来復题跋被著录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录》和《中国古代书画图目》[7]二书中，苏轼《阳羡帖》在著录之外。
认为《阳羡帖》为廓填本的专家首推杨仁恺先生，他在所著《国宝沉浮录》中这样著录《阳羡帖》：
“苏轼《阳羡帖》
《石渠宝笈》续编著录。廓填本。经辽宁庄河原“国兵”售与大连文物店，现藏旅顺博物馆[8]。”
近年来，由于学界对苏轼研究的深入，《阳羡帖》再度被学者们关注，他们不仅充分肯定了《阳羡帖》的真实性，而且从书法艺术角度给予其高度评价。赵权利认为：“此书（指《阳羡帖》）笔意婉转，格调淡然，恰好能体现作者意欲归退却怀揣不安的心境。此时苏轼政治上的辉煌已经结束，即将面临人生的再一次磨难[9]”。陈中浙认为：“《阳羡帖》即尚有《兰亭》的笔意，又超越于刻意锻炼。字形结构虽锋芒毕露，但又不失敦厚朴实的一面，故而已略显刚柔相济之态。在这一点上，比起《黄州寒食诗帖》来，似乎更显露出苏轼受佛教影响的痕迹” 。陈中浙在注释中还特别指出：“这件作品就笔法的精致而言，可以与王羲之的《兰亭序》相提并论，遗憾的是并没有引起后人的注意[10]”。
三、关于《阳羡帖》有干问题的考证
仔细梳理、分析诸家关于《阳羡帖》的题跋、著录与品评，笔者发现存在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证。
1、关于《阳羡帖》的书写时间
《阳羡帖》的书写时间是当代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赵权利在其所著《中国书法家全集·苏轼》一书中认为，《阳羡帖》是苏轼于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5月22日，至常州贬所时书写的[11]。据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一书，《阳羡帖》的书写时间在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6月下旬。二人的观点各有所依。
阳羡买田是苏轼归隐养老思想的具体实现。早在苏轼22岁（嘉祐二年即1057年）中进士第时，在琼林苑宴坐中，即与同中进士第的阳羡（今江苏宜兴）人蒋之奇（字颖叔）相约“同卜居阳羡[12]”。之后，苏轼仕途多变，居无定所。1074年，苏轼正在杭州通判任上，5月底去常州。在游历常州期间来到阳羡（阳羡属常州境），阳羡的风物给苏轼留下美好印象。他赋诗道：“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羡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13]”。苏轼好友章惇亦赋诗记叙苏轼此次在阳羡的游历：“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篨。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余。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14]”。此时，苏轼仍有卜居阳羡之意。
元丰七年（1084年）4月7日，苏轼结束在黄州4年的谪居生活，赴汝州出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他顺长江东行，从长江入运河，转淮河，再转汴水，然后设法赴汝州。长途跋涉，生活困顿，再加上年老体衰，苏轼感到归计茫然，于是萌生买田养老的愿望。8月至金山，致信好友滕元发（字达道，此时在湖州任上）叙欲于宜兴买田。9月，苏轼再次从常州来宜兴，“与单秀才步田至黄土村”，买下田地。并向友人王定国、秦观等人通报了阳羡买田事：“近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15]”。“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于亲情蒋君勾当尔[16]”。苏轼亦赋词《菩萨蛮》、《浣溪沙》表达自己阳羡买田的喜悦心情。10月2日，苏轼在宜兴返回常州的船上撰写《楚颂帖》：“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进一步表达自己对即将开始的阳羡生活的美好憧憬。10月19日和12月上旬，苏轼连续两次上表，乞常州居住。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朝廷允许苏轼居住常州。5月22日，苏轼抵常州贬所，开始其期盼已久的归田养老生活。然而，苏轼仅在宜兴居住一个多月，就接到朝廷命令，“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7月，苏轼自常州起程，10月15日抵登州任；11月上旬，抵京师，就任礼部郎中任，12月升为起居舍人；次年3月免试除中书舍人。自此，苏轼在朝廷任职4年。
苏轼买田阳羡经历了由卜居到实际买田的漫长过程，1085年5月22日是苏轼在阳羡归田养老生活的开始。《阳羡帖》首句“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的意思是说，“我（苏轼本人）虽然已经在阳羡买了田地，但也不能满足生活所需（伏腊：古代冬夏两种祭祀的名称）”，这应当是苏轼经营阳羡田地一段时间后的体验，而苏轼定居阳羡第一天不可能有这种体验，可能仍然认为“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由此分析，赵权利认为《阳羡帖》书于元丰八年（1085年）5月22日是不确切的。
孔凡礼认为《阳羡帖》的书写时间在1086年6月下旬。此时，苏轼正在朝廷任职，阳羡田地已经营一年有余，可能此时他体察到阳羡田地所出“未足伏腊”，于是萌生续买田地的念头，并写信与友人相商。孔凡礼在《苏轼年谱》中没有列举相关材料来佐证他的观点，其观点应该是根据帖中内容推测得出。笔者认为，孔凡礼的推测是合乎情理的，但在时间的准确性方面还需进一步商榷。
2、关于《阳羡帖》释文的断句问题
笔者在查阅诸家对于《阳羡帖》的著录时，发现诸家对《阳羡帖》的释文断句存在差异。现将所见移录如下。
《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第七册：
苏轼阳羡帖 一卷
[本幅]素笺本。纵八寸七分。横七寸二分。行书。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讬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及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自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渎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孔凡礼辑《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讬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及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渎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赵权利著 《中国书法家全集·苏轼》：
轼虽已买田阳羡，然亦未足伏腊。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讬得之面议，试为经度之。及景纯家田亦为议过，已面白得之，此不详云也。冗事时渎高怀，想不深罪也。轼再拜。
需要指出的是，在《阳羡帖》中有一个字残缺，《石渠宝笈续编》将其释为“自”，该句释为“已面自得之”；孔凡礼和赵权利均将其释为“白”，该句释为“面白得之”或“已面白得之”。笔者认为，从全帖内容来看，残缺字应为“白”字，其含义为“告诉、表白”，“已面白得之”，含义为“已经当面告诉了得之”。笔者在翻阅苏轼尺牍时，发现他常用“面白”一词，如书于1080年的《啜茶帖》、1089年的《东武帖》中都有“面白”一词。
可以看出，三段释文在标点断句上都存在差异。仔细阅读，可以发现孔凡礼和赵权利的释文尽管在断句上存在差异，但其释文含义还是一致的。《石渠宝笈续编》与孔凡礼和赵权利的释文在断句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讬得之面议”这五字上。《石渠宝笈续编》的断句为“讬得之，面议……”，孔凡礼和赵权利的断句为“讬得之面议”。因为断句不同，使得“讬得之面议”五字出现了不同的含义。“讬得之”意为“委托得到它（指田地）”，其中的“得之”是“得到它”的意思。“讬得之面议”意为“委托得之当面去商议”，其中的“得之”是一个人名。
据孔凡礼考证，《阳羡帖》中所云得之，或为徐大正；所言景纯，或为吕希道[17]。据查，徐大正为宋建州瓯宁人，字得之，一作德之，人称北山学士。尝赴省试，过钓台题诗，邂逅苏轼，遂与定交。哲宗元祐中，筑室北山下，名闲轩，秦观为之记，轼为之赋诗。吕希道（1025-1091）为宋寿州人，字景纯。仁宗庆历六年进士，历官河南监牧使、开封府推官，又知汝、澶、湖州，是一名有惠政的官吏。徐大正、吕希道都与苏轼有着深厚交情，苏轼与二人的笔墨交往也很频繁。从《阳羡帖》首句“轼虽已买田阳羡”分析，苏轼书《阳羡帖》的时间当在买田阳羡以后，即1084年以后。考察与苏轼交往的友朋之中，字为“得之”的人只有徐大正。1084年，苏轼与徐大正往来密切。该年2月1日，苏轼与道潜、徐大正步自雪堂并柯池入乾明寺观竹林，憩定惠僧舍，饮茶师中庵，有题名；28日，徐大正致书苏轼，报其兄大受之柩滞留不行；4月，苏轼离黄州赴汝州，徐大正送行于淮水之滨。1085年8月底，苏轼在赴登州途中过楚州，次韵赠别徐大正……在与苏轼交往的友朋之中，共有三位字为“景纯”的人，即刁约、王仲素、吕希道。王仲素与苏轼交往不多，从记载看，仅有一次，即熙宁十年（1077年）8月，王景纯游徐州，苏轼赠以诗，景纯教养炼气之术。刁约、吕希道与苏轼的交往时间比较长久，但苏轼书《阳羡帖》时，刁约已经去逝（刁约于1082年去逝）。吕希道（景纯）正知湖州，刻苏轼所作诗、画、字，苏轼致简感谢[18]。
综合上述分析，“讬得之面议”五字应当断为一句，孔凡礼对“得之”、“景纯”二人的考证是正确的。《石渠宝笈续编》将“讬得之面议”断为两句，在行文内容上是说不通的。
3、关于《阳羡帖》的接收者
宋代文人书写尺牍的习惯是在行文的结尾标写受札者的敬语与具札者的谦称。通览苏轼尺牍，有的标明受札者为谁，有的没有标明，这就需要后人根据尺牍内容进行考证，《阳羡帖》就是一例。
来復在题跋中明确指出：“此帖乃答钱济明所书，才五十余言，刚毅之气犹可想见。宝是帖者，当知公之所存有不待笔画之精而后传也” 。也就是说，来復认为《阳羡帖》是苏轼“答钱济明所书”。
《石渠宝笈续编》对来復的结论提出质疑，该书在著录《阳羡帖》时，有一个编者“谨按”，内容为：“是札本集不载，不知僧来復何以定为与钱济明书。然已买田阳羡，知为晚年笔也。其昌跋中徐文靖公，乃宏治中大学士徐溥；吴澈如，乃华亭吴炯字。”可以看出，《石渠宝笈续编》只是对来復的结论提出质疑，并没有考证出《阳羡帖》的接收者为谁。
据查，钱济明即钱世雄，字济明，号冰华先生，常州人。历官瀛洲防御推官、苏州通判等职。苏轼与钱济明结交是在熙宁七年（1074年），此时，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5月下旬，苏轼自杭州赴常州赈饥。在常州游历期间，结识钱济明。济明邀请苏轼为其父公辅作哀词[19]。自此，钱济明与苏轼成为终生挚友，苏轼称济明“探道著书，云升川增”。览现存苏轼与钱济明的文稿、尺牍，都没有提及阳羡买田事宜。据查，关于阳羡买田事，苏轼向好友滕元发（字达道）通报最多。
当代学者孔凡礼认为，《阳羡帖》的接收者为“某禅师”。其在所辑《苏轼佚文汇编》中将《阳羡帖》题名为“与某禅师一首”。孔凡礼的依据应该是帖中“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句中的“禅师”二字，但究竟是哪位禅师，他没有详细考证。
自吴越以来，杭州即是佛教兴盛之地，名僧众多。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期间（1071-1074），与杭州及附近地域的名僧多有交往。据统计，与苏轼交往的名僧有20位左右[20]。其中，怀琏（大觉禅师）、道潜（妙总禅师）、了元（佛印禅师）与苏轼的深交一直持续到苏轼晚年。
苏轼在《阳羡帖》中提及三个人物，即禅师、得之、景纯，从帖中的称呼方式来看，这三个人不仅与苏轼结交，而且他们之间也是相互熟悉。从帖中“禅师前所言下备邻庄，果如何”句分析，孔凡礼将此帖的接收者断为“某禅师”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此帖的接收者不是“某禅师”，而是钱济明，他与苏轼是挚交，尝游学于苏轼门下，与苏轼交游的人相识，也是很合情理的事。再者，来復的题跋作于1371年，早于《石渠宝笈续编》成书400余年，这400余年间存在资料遗失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来復将《阳羡帖》的接收者定为“钱济明”可能是有所依据。
总之，就目前所见，关于《阳羡帖》的接收者有两种考证，一种是钱济明，一种是某禅师。因笔者没有找到相关材料来支持哪一种考证，姑且将它们抛出来，留待以后继续考证。
4、关于《阳羡帖》的真伪
苏轼尺牍传世量很大，后人由于崇尚其人品或书法而收藏之。书体行草不一，有真迹，也有石刻本或刊刻本，其中真迹最能反映苏轼的书法风貌。《阳羡帖》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书法作品，自元迄今，历经许多收藏家、鉴赏家过目，只有中国书画鉴定组专家认为它是廓填本，其余的人均对其真实性确信无疑。
所谓廓填，是书法复制的一种技法。具体方法是以纸或绢覆在原迹之上，以细微的线条钩出原迹的笔划形态，然后再填充墨色，完成复制过程。廓填本的优劣与操作者的水平有很大关系，但总体上看，廓填本缺少原作的灵活性与神韵。苏轼写字时喜用浓墨，且行笔缓慢，间无停顿，如涓涓流水，从容写出。这种写作方式有助于他有充分时间进行思考。《阳羡帖》书于1086年，此时苏轼50岁，处于从中年向晚年过渡阶段，书法艺术已趋于成熟。此帖墨色浓湛，字体或大或小，或倚或斜，信笔书之，全从文意，在章法上全无造作痕迹。尤其是“轼”、“拜”字的写法，在苏轼书法中少见。“拜”字末笔为一长长的拖尾，轻柔流畅，轻盈飘逸，完全是一气呵成之后的一种心灵上的释放，体现了作者率意洒脱的书写风范。这种长长的“拖尾”在苏轼墨迹中常见。就此帖书法的精致程度而言，陈中浙认为“可以与王羲之的《兰亭序》相提并论”。
苏轼是我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宋四家”之一，也是宋代“尚意”书法的代表人物，他的书法博学诸家，又注重个人性情的表达，形成独具特色的“苏体”，对后世影响很大。苏轼尝自言：“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种“本无法”的书写风格使苏轼的书法充满了天真、妩媚的神态。在1085年前后苏轼写了许多短札，如《阳羡帖》、《久留帖》、《覆盆帖》、《归安丘园帖》、《东武帖》等等，在风格神韵方面，无一不是纯真、天然，充满机趣之作。
通观《阳羡帖》的用墨、用笔、书体形式及帖中所洋溢的神韵，完全是苏轼的风格，而从帖中我们看不出任何廓填的痕迹，因而，笔者认为，《阳羡帖》不是廓填本，而是苏轼真迹。
四、余论
《阳羡帖》的学术价值在于，它的内容是苏轼与友人商议“续于阳羡买田事”，这是当代学者孔凡礼首先提出来的，而其他《阳羡帖》的收藏者和研究者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苏轼买田阳羡，是有史可查而且为人们所熟知的“故事”。苏轼买田阳羡以后，欲续于阳羡买田及有关细节，是鲜为人知也不被任何史书记载的，只有《阳羡帖》中有详细交待（是否续买成功，不见记载）。通过《阳羡帖》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苏轼欲在阳羡续买田地主要是为了家族生计所需，与“买田养老”的初衷明显不同。
《阳羡帖》有着曲折的流藏经历，历代收藏者、鉴赏者的题跋、著录与品评使它具有丰富的文献价值。但人们对于《阳羡帖》不正确的考证、推测与评介影响了《阳羡帖》应有价值的发挥。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翔实的史料对《阳羡帖》进行考证、研究，充分彰显其在学术与书法两方面的独特魅力。
[1] 来復（1319-1391）：僧。字见心，号蒲庵，俗姓黄，一作豫章丰城（今江西丰城）王氏。洪武初召至京，除僧录寺左觉义，诏住凤阳槎牙山圆通院。工书，似赵孟頫。
[2] 徐文靖公，即徐溥（1428-1499）：字时用，号谦斋，江苏宜兴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官内阁十二年，从容辅导，爱护人才。卒，谥文靖。撰有《谦斋文录》四卷。
[3] 吴澈如，即吴炯：明松江府华亭人。字晋明。万历十七年进士。授杭州推官，入为兵部主事，乞假归。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天启中累迁南京太仆卿。魏忠贤党人石三畏追论炯庇护顾宪成，落职闲住。崇祯初复故官。
[4]《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第七册“苏轼《阳羡帖》”条著录。
[5]《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第七册“苏轼《阳羡帖》”条著录。
[6] 孔凡礼辑《苏轼佚文汇编》卷四，载于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六册，第2532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
[7] “明 来復 行书跋苏轼答钱济明帖” 著录于《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八册，第30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六册，第30页，文物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8] 杨仁恺 著《国宝沉浮录》（增订本），第316页，辽海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
[9] 赵权利 著《中国书法家全集·苏轼》，第15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10] 陈中浙《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第329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第1版。
[11] 赵权利 著《中国书法家全集·苏轼》，第2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12] 苏轼《次韵蒋颖叔》诗自注，载于[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四，第1265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
[13] 苏轼《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五，载于[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十一，第555页。中华书局，1982年2月第1版。
[14] 孔凡礼 撰《苏轼年谱》，上册，第277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1版。
[1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第1521页：《与王定国》第十六简，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
[16]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十二，第1529页：《与王定国》第三十四简，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
[17] 孔凡礼 撰《苏轼年谱》，中册，第726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1版。
[18] 据孔凡礼 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1版。
[19] 孔凡礼 撰《苏轼年谱》，上册，第277页，中华书局，1998年2月第1版。
[20] 据陈中浙 《苏轼书画艺术与佛教》一书中“苏轼与佛僧的交往”一节统计，商务印书馆，2004年11月第1版。
原载《博物馆研究》2008年第三期 (房学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