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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全世界为之震惊，国际金融和股票市场所受到的冲击力立即呈现出来。关于该事件将引发哪些进一步后果的评论和预测充满了全球各种媒体，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待事实的检验。 欧盟（由欧共体发展而来）在其近60年历史上，从一个最初包括6个国家的组织发展到目前拥有28个成员国的庞大集团，一直被视为区域一体化的典范和样板，受到东南亚、中东、拉美、北美、非洲等地区诸多国家的追捧和效仿。如今它却面临着因英国退盟而趋于凋败乃至分崩离析的前景，着实令人惊讶。 固然，欧盟近年来日趋激化的内部矛盾和不断增强的外来压力已经让人有了思想准备，意识到任何国际组织或集团，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其生命周期，都不可能永久存在，但英国作为该集团的一个核心成员，居然率先决定退出该集团，还是让人有些困惑。为什么率先脱欧的是英国？这是本文试图解释的问题。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国民性中的某些特征在英国与欧盟关系和此次公投中起了极大的作用。 “欧洲邻居”心态 英国国民性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其“欧洲邻居”的心态，这多少是由英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英伦诸岛孤零零地座落在欧洲的西北端，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将其与欧洲大陆隔离开来。在漫长的中世纪，英国人曾有过浓郁的大陆情结，英国的金雀花王朝（1154年-1485年）曾努力建立一个跨海峡大帝国，但这种梦想在1453年百年战争结束时彻底破灭了，其时英国只在欧洲大陆保有一小块领地加莱，这块领地最后也在1558年丢失了。此后，作为完完全全的岛国人，英国人逐渐养成了其作为“欧洲邻居”的岛国心态，把欧洲视为与自己没有多少关系的外域。在16-17世纪欧洲各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际，英国的这种心态日益强化，以致成为一种难以变更的民族性。 18世纪初著名的英国政论家博林布鲁克真切地概述了这样的心态：“我们的民族居住在一个岛屿上。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不是大陆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永远不能忘记，我们是它的邻居。”当代学者巴尔齐尼在其著作《难以对付的欧洲人》中关于英国人心态的描述虽带调侃味道，但却极其准确：当你直截了当地问一个英国人——任何英国人，“你是欧洲人吗？”答复总是，“欧洲人？你是说欧洲人？呃，呃”——沉吟良久，其间在内心想遍其他各洲而又遗憾地一一放弃——“是的，当然，我是欧洲人”。这句承认的话说得并不得意，而且无可奈何。 出于这种“邻居”心态，英国在对待与欧洲大陆的关系时，始终是与之保持距离，尽量避免卷入欧洲大陆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纠葛，同时努力确保欧洲大陆力量格局的平衡，充当“欧洲制衡者”或“均势操纵国”。当欧洲大陆相对稳定之时，英国总是排斥与欧洲大陆国家的结盟，这种传统在19世纪下半叶发挥到极致，当时，欧洲大陆各国都绞尽脑汁地缔结各种保护自己利益的军事同盟，而英国却坚持不为所动，并将自己的国际孤立状态骄傲地称为“光辉孤立”。 好于欧洲大陆的优越感 也是基于其“欧洲邻居”心态，英国人逐渐滋生出一种“我们与大陆不一样，我们比大陆更好”的优越感，而且近代历史进程中英国较好的发展势头似乎也证实了这种优越感。 在政治体系领域，英国在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体制显示出比欧洲大陆国家的君主专制更强的活力，尤其在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依靠逐渐式的改革而非革命稳步发展，其国力蒸蒸日上。当1789年法国革命在欧洲大陆引发长达1/4世纪的急剧动荡之时，许多英国人对之抱着批评的态度，如当时著名的政论家埃德蒙·伯克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颠覆传统和正当权威的暴力叛乱，是企图切断复杂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实验，也因此沦为一场大灾难。当1848年革命风暴席卷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之时，英国人又禁不住沾沾自喜，正如19世纪英国著名史学家麦考莱当时自诩的那样，因为英国已经历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因此就无需再经历欧洲大陆各国正进行的这种流血动荡。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洛厄尔曾如此评述说，“典型的英国人认为他的政府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最佳者，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东西”。 在经济发展领域，18世纪下半叶英国率先开展了工业革命，使其工业生产能力骤然增强，将欧洲大陆各国远远甩在身后，奠定了19世纪英国作为“世界工场”的头号工业化国家地位。 在国际事务领域，英国把海外扩张当作战略重点之一。依靠持续壮大的海军力量、四处征服的殖民地和不断增长的海外贸易，英国在18世纪中叶就已建立起无可撼动的海上霸主地位，诚如历史学家评述的那样，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的英国“不再仅仅是一个欧洲强国，不再仅仅是德国、俄国或法国的对手而已；英国突然高耸于其他欧洲国家之上”。英国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奋进勃发，到19世纪中叶建立起一个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 当欧洲大陆出现压倒性霸主，如对欧洲大陆各国颐指气使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皇帝或肆意践踏欧洲大陆的纳粹元凶希特勒，英国总是在最后关头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抵抗，且每次都取得了最后胜利。英国人经常被自己坚韧勇敢的品格感动，也希望欧洲大陆国家为之感动且心存感恩，视英国为欧洲自由的保护者。从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西欧大陆全部沦陷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之间的整整一年中，欧洲只有英国一国独力抵抗德国的侵略，并最终迎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这种历尽艰难、坚贞不屈的荣誉感，是欧洲大陆国家难以分享的，英国人原先那种对欧洲大陆的优越感，也得以在二战结束后延存下来，以致他们把欧洲大陆国家视为一群“战败的、虚弱的、受惊的和贫穷的”二等国家。 更大的政治抱负 二战结束之后，普遍衰落的欧洲开启了认真的欧洲联合尝试，以图依靠团结的力量应对美苏冷战的惊涛骇浪并重塑往昔的辉煌。虽然英国也曾参与了战后欧洲联合的前期进程，但英国的抱负与欧洲大陆国家有不小的差别。如果说欧洲联合是当时欧洲大陆国家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抱负的话，它在英国只是几个抱负中较次要的一个。英国既有与美苏两国共同解放欧洲的业绩，也有着诸多海外英联邦国家力量的支撑，英国人觉得很难“屈尊”将自己沦落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普通一员。相反，他们指望将欧洲联合的力量为己所用，这种心态充分体现在丘吉尔的“三环外交”口号中。 从二战末期到战后初期，“三环外交”纲领逐渐清晰，至1948年10月，丘吉尔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声称，“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存在着三个大环……第一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环是我国、加拿大、其他英联邦自治领以及美国在其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一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是并存的……我们是在这三个大环中都占一部分的唯一国家，事实上，我们正处在这三个环的连接点上”。无疑，作为大英帝国最坚决的捍卫者，丘吉尔试图调动英联邦、英美特殊关系和欧洲联合的一切力量来挽救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让英国继续维持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在今天看来，这种外交纲领似乎是痴人说梦，但它在英国人中却大有信奉者，时时被丘吉尔之后的英国领导人奉为圭臬，成为一种难以去除的外交理念。在战后几十年的英国外交史上，当三个环相互之间产生冲突或对立之际，英国人和英国政府往往会坚持其他两个环而忽视“欧洲联合”这一环。英国人总是声称：“我们处在英帝国和英联邦的中心位置，并在英语世界里与美国有兄弟般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接受欧洲联邦制度中充分成员国的地位”。英国对英联邦内部凝聚力和经济合作的珍视，一直让英国对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持排斥态度，以免开罪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农业大国。同样，对英美“特殊关系”的执著往往促使英国不在意欧洲大陆国家的意向，最典型的事例是，在新世纪初美国准备发动伊拉克战争之际，德、法、意等欧洲大陆国家几乎都全力抵制，但英国却毫不迟疑地跟随美国参加了战争。 保守性的传统 英国国民性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保守。基于对英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制度的自满以及英国式渐进改革的自信，英国人普遍把维持现有的基本状态当作是一项美德，无怪乎在世界各国主要政党中，只有英国的一个主流政党公然将自己冠名为“保守党”。英国人的保守性渗透在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要让英国人主动改变一件事情是极其困难的。例如，英国人坚持自己的十二进制，直到1971年才采用国际普遍施行且远为便利的十进制；英国政府从1965年开始强行推广国际通用的度量衡单位制度，却花了30年时间才勉强在英国完成了英制与公制的转换。 在欧洲联合的问题上，英国人的保守性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英国人看来，欧洲国家之间进行经济或政治合作固然可行，但要将这种合作制度化为某种组织，必然要求成员国出让一些主权范畴内的权力，那就是万万不可的。对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基础的独立主权的“保守”，使英国人理直气壮地游移于早期欧洲经济一体化运动之外，如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在回应欧洲大陆国家的煤钢联营计划时称，“我们不能将任何一般权力委托给外国机构，委托给一个国外的权力机关”。当时的英国首相艾德礼更是坦率地声称，“我们现在不准备接受这个原则，即本国最重要的经济力量要交给一个完全不民主而又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机构”。 1959年后欧洲共同体的不断成功逐渐令英国人羡慕，经过十多年与欧共体的折冲，英国最终于1973年“屈尊”加入了欧共体，但两年以后英国人就搞了一次关于是否退出欧共体的全民公决。尽管此次公投决定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内，但英国与该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磕磕绊绊，以致欧洲大陆人讨厌地称其为“牡蛎中的沙粒”。尤其当欧共体及欧盟试图深化内部联合程度之时，英国人的反应更为激烈，他们每每祭出“国家主权”和“民族性”的法宝来予以抵制。1980年代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首相的以下宣言便是英国人保守心声的最好写照：“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自愿和积极的合作乃是建设一个卓有成效的欧共体之最佳途径，试着去压制民族性并将权力集中到这个欧洲集合体中心的做法将极其有害并将危及我们企求达到的目标。欧洲将更加强大恰恰是因为它拥有地地道道的法兰西、地地道道的西班牙、地地道道的不列颠，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风俗、传统和认同感，想把它们硬按入一种生造的欧洲性无疑是削足适履。” 因此，不难理解，当20世纪90年代初欧共体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升级成全面融合的欧洲联盟时，英国坚持了两项最重要的“例外权”：不加入有关人员自由流通的《申根协定》，不参与欧洲统一货币建设。而当目前欧盟面临债务危机、恐怖主义和难民潮等多重危机冲击之时，多数英国人选择远离麻烦的欧洲大陆，回归独立、保守、安全的不列颠，也就是一种较为合乎逻辑的结局了。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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