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松龄像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淄博市）蒲家庄人。他出生于一个“累代书香”的没落家庭，自幼聪颖早惠，随父读书，“经史皆过目能了”。19岁时，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名震乡里，受到当时主持山东学政的著名诗人施闰章的赏识。这使蒲松龄踌躇满志，自信会一帆风顺，俯拾青紫，却没想“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从顺治十七年（1660）至康熙二十九年（1690），他多次参加乡试，皆屡试不第，名落孙山。直到康熙五十年（1711），蒲松龄七十二岁时才援例成为岁贡生，得一“候选儒学训导”的虚衔。年轻时的凌云壮志，到头来变成了水中花、镜中月，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和抱负的希望彻底破灭，蒲松龄一嘘三叹，倍感羞愧。这首他亲笔抄写的诗词就流露出对自己怀才不遇，终生潦倒的人生感叹。
青州市博物馆珍藏一幅蒲松龄书法中堂（见图），纵98厘米，横47厘米，纸本，正文为行书，书七言绝句一首：“志士山居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无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下方落“蒲松龄”，款钤朱文印一方。 这首诗原出自南宋大诗人陆游之手。陆游（1125－1209），越州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人。绍兴二十三年（1153）应进士第，名列第一，因触怒秦桧而除名，桧死，始出为宁德县主簿。孝宗时，赐进士出身，任枢密院编修兼圣政所检讨。后出朝，历任镇江、隆兴、夔州通判。淳熙五年（1178）在江西、浙江任职时，因坚持抗金而被劾落职，闲居山阴二十余年。宁宗嘉泰初，复诏同修国史，升宝章阁待制。晚年复居山阴。这首诗抑郁苍凉，抒发了作者失意时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四百多年后，它又成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发自肺腑的内心感慨。 陆游诗中援用二个历史典故：严光，字子陵，学识异常渊博，曾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刘秀取得天下后，遍访全国寻他出山。他却反披羊袭，垂钓在富春江上。后虽然和刘秀见了面，并同榻而眠，却故意装出睡相不好，把脚搁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明白他的心意，只好放他回山。因此后世一位赴京赶考的秀才，路过严光钓台时，题诗一首：“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巢由，指巢父和许由。史籍记载，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听后逃走了，尧又召其为九州长，许由觉得此话玷污了他的耳朵，于是跑到颖水旁洗耳。正好他的朋友巢父牵牛饮水于此，便指责他为何不到高岸深谷隐居而到处浮游，实际上是沽名钓誉，并认为许由洗耳之水污染了他的牛口，愤然牵牛而去。 这些视高官厚禄如粪土，甘愿平庸一生与草木同腐的古代先贤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屡试败北的蒲松龄，使他更加痛恨封建科举的黑暗。 蒲松龄生活的年代，是明清交替、满目疮痍的时期。满人入关后，百废待兴。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在文化方面采用怀柔和高压并举，一面继续推行科举制度，开设博学鸿词科，笼络人才。同时，重用理学名臣，提倡尊孔读经，使士人潜心于程朱理学，削落其反抗意识；另一方面，严禁士人结社，大兴文字狱，以消除异端思想，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蒲松龄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功名有着热切的向往和追求。但那时吏治日渐腐败，营私舞弊之风盛行，尤其清初，清廷实行捐纳制度，公开卖官鬻爵。这种做法不仅默认了闱场舞弊的合理性，还直接影响着科举考试，严重威胁着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另外，有权有势的荐举，更使一大批富真才实学但家境贫寒的读书人不能得中。对此，蒲松龄有深刻的理解，他在《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于志恶》、《王子安》等篇章中就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的腐败和主考官的昏庸与贪婪。 史料记载，蒲松龄“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他一生为人正直，疾恶如仇。晚年他的名气大了，当年的官绅争相和他结交，为此，对乡绅，他坚持非其人不交，对官府，他“三十年足迹不践公门”。当年逾古稀的蒲松龄得知鱼肉乡民的漕粮经承康利贞欲复原职时，还愤然上书当时的邢部尚书王渔洋，为民请命。在《聊斋志异》中，他以笔作枪，假借鬼狐之口，辛辣尖锐地把封建王朝的积弊剥得体无完肤。正像郭沫若先生的评价：“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但是蒲松龄终究不能忘情于“儒冠”。多年的蹭蹬使他深知科场的污浊，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有入仕才可能实现，对于科举制度，他实在无法超脱。这种极其予盾的心态一直伴随蒲松龄一生。康熙五十二年，他言其“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余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奕孔之羞。”蒲翁称自己的相貌长得非常丑陋，但个子却很高，活了七十四岁，算起来也有两万五千多天了，可如今一事无成，却已是两鬓斑白，面对子孙后代，内心感到十分羞愧。另外，与陆游几近相同的经历，更使他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于是，亲笔书写了开头的这首诗，才有了青州市博物馆极其珍贵的这幅书法中堂。 转自收藏快报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