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一部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开端。解读鸦片战争，则避不开杨芳其人。郭廷以先生所著《中英鸦片战争史》中单独辟有“杨芳的措置”一节，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也有“杨芳的果勇”一节专述其事。杨芳在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杨芳（1770～1846年），字诚村，贵州松桃人。他出身贫寒，自幼习文练武，15岁即投身军旅，在平定川楚白莲教起义、河南天理教起义、新疆张格尔叛乱等战争中屡建功勋，32岁升至宁陕镇总兵，36岁接替名将杨遇春代理固原提督，后又受封为太子太傅、一等果勇侯。道光帝对之恩宠有加，召见数十次之多，赐紫缰，准紫禁城骑马，在紫光阁绘功臣画像，赏戴双眼花翎，并在其60岁生日时亲自书写“酬庸锡羡”匾额和“福寿”字赐之。一代名将杨芳，成为嘉庆、道光年间最为耀眼的将星之一。 然而，杨芳在历史上留名的主要原因与以上种种基本无关，而是由于他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一个据说与他有关的“马桶破敌”的故事或者说闹剧，流传颇广。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1841年3月，杨芳以参赞大臣身份到达广州前线，看到英军的舰炮命中率极高，而且清军炮台在陆地固定不动，“夷炮”却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因此断定英军之中必有“邪教善术者”作祟。于是传令保甲大量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并派一位副将专门负责，他自己率兵埋伏在岸上。杨芳决定以此战术出击乌涌炮台，约定先由副将率木筏以马桶口朝向英舰冲击以破邪术，他则亲率大军乘势夹击破敌。作战的结果是不言自明的：马桶阵无效，清军大败。时人写有《广东感时诗》讥讽此事： 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 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 试看凤凰岗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 “马桶破敌”或曰“大摆马桶阵”的故事虽然也被不少史家采用，但因为其事显得过于荒唐无稽，不能不令人怀疑其真实程度。然而，杨芳以“粪桶妙计”破敌的故事还是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流传。它的戏剧性太强了，因此极容易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懒得去考虑它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中国历来有两种简单偏颇但却深入人心的评判标准：以成败论英雄，以战和辨忠奸。揆诸鸦片战争，清军没有取得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那么在青史上留取丹心、传播芳名的只能是两种人：一是壮烈死难的官兵，如关天培、陈连升以及定海三总兵等；二是遭受打击的主战派，最典型的莫过于林则徐。杨芳呢，他是作战中的失败者，失败后的讲和者，讲和后的被褒奖者。单从这三点来说，他便足以激起时人及后世爱国民众的满腔义愤，被打入历史的另册而不得翻身了。人们宁肯相信“马桶破敌”这个有诸多疑点的传闻，似乎它发生在杨芳身上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事情。 关于杨芳的这一段故事，开始于道光皇帝的一纸命令。那是1841年2月12日，杨芳在赴京觐见途中接到任命他为参赞大臣的圣旨，遂折道南下赶赴广东前线。 此时，广东虎门口战事正殷。此前一个多月，67岁的陈连升牺牲于沙角炮台；此后不到半月，62岁的关天培牺牲于靖远炮台。 72岁的杨芳在奔赴前线的路上风尘仆仆。 像这样急急赶赴疆场的情景，在他一生中出现过许多次，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等待他的，是一群陌生的敌人和一场陌生的战争。 二 杨芳于1841年3月5日到达广州，8月中旬离开广州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在前线的时间仅5个多月。纵观这5个月中他的作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3月5日到18日的仓促应战阶段；3月19日至4月13日的讲和备战阶段；4月14日以后的参赞佐战阶段。 在广州前线，杨芳的身份是参赞大臣。在他之上，是道光的皇侄靖逆将军奕山。杨芳进入广州时，奕山这位当年康熙皇帝十四子允禵（雍正最重要的皇位竞争对手）的四世孙，还在山东、安徽一带的路上。因此，在4月14日奕山抵达广州之前，杨芳在实际上担负了广东战事的主要责任。 杨芳所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在他到来之前，虎门之战已经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结束，英军又于2月底3月初相继攻占乌涌炮台、琶洲炮台，兵锋推进到距广州城数公里处。3月3日，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向广东方面提出了割地赔款的《约议戢兵条约》，限期3天内答复。享有百战威名的名将杨芳在限期截止的前一天赶到，无疑给绝望中的广州官民以极大鼓舞。因此，当人们知道他将要来广东的消息时，省城官民“望之若岁”。当他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广州的街道上时，民众为之“欢呼不绝”，官员更是“倚为长城”。 初到前线的杨芳，其迎战姿态是积极的。此时被罢职的林则徐仍在广州，杨芳与这位老上级（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杨芳为湖南提督）时常沟通，请教对策。同时，他抓紧了解敌情，加强防御，布置战守。然而，英军没有给他更多的准备时间，相继于3月6日攻克二沙尾炮台，13日攻克大黄滘炮台。16日，义律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派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由大黄滘炮台北上送往广州。途经凤凰岗炮台时，被杨芳派驻的清军发炮轰击，只得退回。杨芳在上奏中，把这次突发事件描绘成一个大胜仗。不料报捷的奏折刚刚发出，英军的报复性进攻就开始了。18日上午，英军沿河北上，连续攻占凤凰岗炮台、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等，至下午重占广州西南的商馆。此时，广州城的东西两面暴露在英舰炮火之下，完全成为一座危城。 仓促应战的杨芳，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真正接触到了“英夷”的坚船利炮，也明白了皇帝赋予他的任务实在很难完成。3月19日，杨芳与林则徐、广东巡抚怡良商量了一整天，苦无良策，最终决定同意义律的要求，以广州暂时开港贸易换取停战。这个带有城下之盟性质的停战协定是杨芳备受责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停战期间，杨芳又抓紧时机进行了一些备战工作，时人在记载中说：“制大炮，铸军械，备糇粮，堆沙土，办草船，扎木排，招壮丁，练水勇，封拖船，操快蟹，两月以来，军机缜密，督办森严。”虽然不无夸大溢美之词，但其所做工作是不容抹煞的，这一点在英国人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杨芳私自与英军讲和停战、重开贸易，显然违背了道光皇帝的初衷，他在随后的几份奏折中一再谎报战绩、掩饰败局，直到4月3日才遮遮掩掩地报称已于3月31日批准英属印度商人恢复通商，并请求道光批准英国通商。勃然大怒的道光下旨将杨芳及怡良“交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由于此时奕山已经到达前线，杨芳主持广州军事的使命结束了。 奕山于4月14日进入广州，杨芳的地位发生变化，进入参赞佐战阶段。奕山初到时，在军事上倚重杨芳，凡事与之商议，对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建议深为赞同。然而，坐镇北京的道光皇帝一再严旨催战，命令奕山出兵进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奕山决定撇开杨芳，侥幸冒险一试，于5月21日向英军发起进攻。5天后，一败涂地的奕山在广州城挂起白旗求和，与英军达成停战协议，并很快向英军交纳600万元的“使费”（实际上是赎城费）。 接下来，奕山以欺骗的手法骗取了道光对通商和赔款的同意。7月，误以为战事已经结束的道光下令沿海各省撤退调防兵勇。不久，杨芳也获准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道光在谕旨中温言安慰：“务当仰体朕心，加意调摄，报国宣猷，日正长也。”而此时的英军，正在积极准备北上扩大侵略。 两年后，杨芳以老病开缺，在贵州松桃家乡度过余年。5年后，杨芳病故，享年77岁，谥号勤勇。 三 鸦片战争中，道光是把杨芳作为一张王牌使用的，他对这位久历戎行的宿将抱有极大的期待，“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杨芳在接旨南下的途中曾上奏提出“恩威并用”的策略，道光对此表示不满，批示“似是而非”四个字。他期盼的是杨芳快马长枪一举将“夷匪”剿除净尽的酣畅淋漓，而这对杨芳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杨芳在南下广东途中就有剿抚并用的想法，到广州仅半月就与英军订立停战协定，所以郭廷以在《中英鸦片战争史》中评价他“战意始终不浓”，是颇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杨芳虽然在主持军务期间较少与英军开战，但其积极备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顿。关于暂时停战的原因，他向道光报告是为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关于杨芳的备战活动，英军“摩底斯底”号军舰司令官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有不少记载。英国人还发现，杨芳大幅度提高了关税税率，“所征之税几乎是以前的两倍”。杨芳的积极备战，是英军不惜提前一个多月开始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 从战争的态势以及双方军队的装备、素质，都注定了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作战。如果杨芳不与英军停战通商，显然无力避免兵败城破的命运；如果他在战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主动出击，结果只能是奕山屈辱求和的一幕提前到来。大局已定，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太小。从这一点上来说，杨芳是无可谴责的。 当然，杨芳自有他应负的责任。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一再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既使他逃避了应该受到的处分，又误导了道光对战争局势的判断，这是战争期间颇为滑稽荒唐的一幕闹剧。比如，3月12日，杨芳在上奏中谎报乌涌炮台一战中清军的“战果”，并称广州在自己的布防下“军民鼓勇，可期无虞”；为拖延时间，他向皇帝建议对英军“暂事羁縻”，待大军到达后再设法水陆兜剿、一网打尽。道光果然龙心大悦，称赞他：“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  ▲清末的鸦片烟馆 杨芳私自与英军停战讲和后，直到3月31日和4月3日，还继续上奏欺骗和试探道光，声称已批准港脚（英属印度）商人通商，建议道光批准英国通商，以“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战意正浓的道光阅后勃然大怒，只是考虑到“正当剿办吃紧之时”，才将其改为革职留任。试想如果道光知道前线清军的败绩和停战通商的事实，杨芳在皇帝雷霆震怒下受到的惩罚实在不堪设想。 四 毋庸置疑，杨芳是当时清朝体制之下最为优秀的将领之一。他久历戎行，身经百战，靠战功步步升迁，七任六地总兵、十任六省提督，立功于西北绝域，绘图于紫光阁上，显然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正是这样的一位杰出人物，在远道而来的区区数千英军面前一筹莫展，还惹出了许多亦真亦假的闹剧，受到时人及后人的无情嘲讽，真所谓“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其中的教训，无疑是值得反思的。 我们不能说杨芳不够勇敢。3月18日英军攻占凤凰岗并向广州城内开炮射击，杨芳在危急时刻坚决不回城中躲避，返回到镇海门前线指挥作战。5月25日英军进攻广州时，杨芳坐镇城楼督战，哪里炮火密集，就赶往哪里“以身当之”，“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芳谈笑自若，骂曰：‘丑虏要击死老子耶！’”左右劝他回避，他全然不顾。《广州和约》签订后，奕山等都退至数十里外的金山，杨芳仍留在广州主持军务。不久，在骑马出城巡察炮台时，不慎失马闪挫，重病卧床，这才以老病离开前线。 我们不能说杨芳全无见识。在广州期间，他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以守为主，以攻为辅，避免浪战，以争取时间加强防务。他分析了广州“城大兵单”、“近守不能远攻”、“水战更非所长”的现状，建议采取塞河火攻、以陆制水等策略，集中兵力，避短扬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当奕山贸然出击、城外据点尽失时，他曾提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以两千人马兵分两路出城反击，可惜未被采纳。这种以攻辅守的办法，至少要比奕山等人的坐守待毙、举旗求和高明许多。 甚至，我们不能说杨芳略输文采。他擅长书法，精于诗文，与龚自珍、魏源等友善，著有《平平录》等几十种作品，撰有《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他晚年曾在家门上写下一副对联，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失： 文章重价值，数载琢磨，一朝投笔酬吾愿； 功过未分明，几回挫折，万里归来慰梓情。 下联中以“功过未分明”“几回挫折”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是比较恰当的。他曾经因种种原因宦海浮沉、几度起落，但最大的挫折应该要数晚年的广州之行了。 勇敢而有见识且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将杨芳，为何在南疆遭受挫折，这大概是他自己很难想通的问题吧。1841年4月30日，杨芳在写给义律的信中说：“汝若徒恃船坚炮大为骄傲，我中国必重绝了通商之路，兵连祸结，我主尔客，我直尔屈。倘若打仗，亦不奈我何。”话说得义正辞严、正气凛然，然而当时他的心中又有多少底气呢？批判的武器毕竟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战争并不只是“敢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战”的问题，毕竟军旅之事是最讲究实力的领域。 如果说杨芳在广州是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的话，那么颜伯焘在厦门、裕谦在浙江、奕经在浙东的作战，都有绝对充足的准备时间，然而，败局依旧，甚至是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在吴淞、镇江，陈化成和海龄率部奋勇抵抗，战至生命最后一刻，依然不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根本影响。在浙江，与杨芳一同立功大西北、绘像紫光阁的老将余步云，因战败被追究责任，于1843年1月被处斩。也是在这一年，杨芳以老病开缺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他比老战友余步云幸运得多。  ▲清朝吸食鸦片的人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更是深层次的，至少不是寄希望于一两位“忠臣”、“名将”就能解决问题。一直关着大门、闭起眼睛走路的大清王朝，在庚子年里突然面对闯进家门的陌生而凶悍的强盗时，它的无力、无知与无奈，是集体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 历史不忍细看。不论是关天培、陈化成、陈连升以及定海三总兵，还是杨芳、余步云等，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军人，前者更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走进那一段历史，他们的战与和、剿与抚、勇与怯、死与生，以及与战争局势和进程的互动关系，都值得引发我们长久的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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