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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黄三圣手（一）——乾隆赐匾“妙悟岐黄”褒奖黄元御
黄元御
潍坊人文 ·
2015-11-02 08:02
歧黄三圣手（一）——乾隆赐匾“妙悟岐黄”褒奖黄元御
乾隆赐匾“妙悟岐黄”褒奖黄元御
◎御医黄元御医术精湛，受到乾隆青睐
◎他学问深邃，著有《四圣心源》等11部医书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姜绍华
黄元御(1705-1758)，字玉路，以字行；又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昌邑都昌黄家辛戈村人，著名医学家。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黄元御到了北京，并考授御医。他以其精湛的医术，博得乾隆帝的青睐，“御赐匾额：‘妙悟岐黄’，悬太医院门”。
黄元御学问深湛，一生著作宏富，先后写成《伤寒悬解》、《金匮悬解》、《四圣心源》等11部医书。另外尚有《周易悬解》、《道德经解》、《玉楸子堂稿》等3种文史著述未刊行。
归纳黄氏学术思想，有以下五个方面：正本求源，独尊四圣之作；易医同源，倡言天人合一；阴阳升降，中气之为枢轴；贵阳贱阴，缘于水寒土湿；博采众长，注重辨证施治。
医术精湛，御赐匾额“妙悟岐黄”
黄元御出身于书香门第，祖运贞，廪贡生，候补训导；父钟，邑庠生；兄德润、德淳，增生、监生。从兄德静，增生。元御素有才华，聪明过人，勤奋好学，加之受其家庭熏陶，“甫成童为诸生，世推为国器”。故少时“常欲奋志青云，以功名高天下”。但是，事与愿违，而立之年，不幸患目疾被庸医所误，左眼失明。清代科制，五官不正，均不仕禄。无奈之下，只好放弃仕途，悲天悯人，而致力于岐黄之术。并发愤说：“不能为名相济世，亦当为名医济人”。他克服损目及身体虚弱等种种困难，从头做起，认真攻读医书。以其聪惠的天资，渊博的学识，加之运用从源到流、居高临下的正确习医方法，探赜（Zé）索隐，钩深致远，未几即登入中医药学之奥堂，医术日臻提高，医名因之大盛。
黄元御于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四月到了北京，并考授御医。以其精湛的医术，博得乾隆帝青睐，“御赐匾额：‘妙悟岐黄’，悬太医院门”，以示褒奖。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二月，乾隆帝首次南巡，黄氏即“奉召侍从，著方调药皆神效”。
著作宏富，先后写成医书11部
黄元御学问深湛，著作宏富，先后写成医书11部，计98卷。前8部被称作《黄氏医书八种》，汇刻于清咸丰年间。后3部称作《黄氏遗书三种》，汇刻于清光绪年间。建国后在进一步挖掘整理的基础上，199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黄元御医书十一种》。1999年又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称《黄元御医学全书》。另尚有《周易悬解》、《道德经解》、《玉楸子堂稿》等3种文史著述未刊行。
下面将黄氏医书十一种逐作简介：
一曰《伤寒悬解》，十四卷，成书于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
黄氏自雍正十二年甲寅(1734)损目后，除“上溯岐黄，伏读《灵》、《素》”外，即开始研习《伤寒》。他在《自序》中说：“考镜灵兰之秘，讵读仲景《伤寒》”。“掩关静拱，据梧凝思……十载忧思，三月而就”。经过刻苦努力，撰成这部诠释《伤寒》的旷世之作。黄氏诠释《伤寒》，错简重订，复其次第之旧。《四库全书提要》评价说：“考《伤寒论》旧本，经王叔和之编次，已乱其原次，元御以为错简，较为有据……”。
书中以气化解六经，说：“人有十二经，仲景《伤寒》，但立六经，从六气也”。不但在卷首设气化专篇，于每经篇首，也均以气化开论，持论颇高，成为此书的特色之一。书中力驳“传经为热”之论，强调里气(人体正气)在伤寒发病、传经、治疗、预后中的重要性，指出风寒入侵，是依人体正气的盛衰而起变化的：“名曰病入，实里气之自病也”。确实是其抉仲景《伤寒》秘奥之心得结晶，亦是其朴素的辩证唯物观点在治伤寒学中的具体体现。
二曰《金匮悬解》，二十二卷，成书于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黄氏在《自序》中说，此书是在研习《金匮》有年，心得甚丰之时，“乃参伍悦研，三载于兹”，诠释而成。书中破《金匮要略方论》之旧卷，重新撰次，分为脏腑经络、外感、外感杂病、内伤、内伤杂病、外科、妇人七类，每类前撰文述其概略；每节经文后均予诠释。释文深入浅出，扼要精当。鉴于饮食宜忌等三卷，有方无论，黄氏未加妄释，仅作二卷录之。正如《四库全书》评价说：“元御谓张机著《金匮玉函经》，以治内伤杂病，大旨主于扶阳气，以为运化之本。自滋阴之说盛，而阳自阴升，阴由阳降之理迄无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书”。
三曰《四圣心源》，十卷，成书于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黄元御精研《内经》、《难经》、《伤寒》、《金匮》近二十年，为继先圣之业，乃融贯黄帝、岐伯、越人、仲景四圣之旨，抉其奥赜，积其心得，撰此“解内外百病原始要终”之作，使四圣“薪火”得以世传。但它不似《伤寒悬解》《金匮悬解》等书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在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至十七年壬申(1952)续成全书，又在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最终润色而成的。
此书是一部以论述临床病证为主，并且与基础理论紧密结合的综合性医著。前三卷，卷一“天人解”，论述了阴阳五行、脏腑、精、气、血、营卫、经络等。卷二“六气解”，论述了六气名目、从化偏见、本气衰旺、六气为病及治法等。卷三“脉法解”。前为基础理论部分；后七卷“劳伤解”、“杂病解”、“七窍解”、“疮痒解”、“妇人解”，论述内科、外科、妇科病证的症治见解。
清张琦认为，《四圣心源》是黄元御“诸书之会极”。是黄氏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后人评价甚高，如张琦说：“世之为医者，能读黄氏书，则推脉义而得诊法，究药解而正物性，伤寒无夭札之民，杂病无膏肓之叹，上可得黄、岐、秦、张之精，次可通叔和、思邈之说，下可除河间、丹溪之弊，昭先圣之大德，作生人之大卫，不亦懿哉！”
四曰《四圣悬枢》，五卷，成书于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此书前四卷分别论述温病、疫病、痘病、疹病之原始要终，均用六经辨证；卷五设为问答，补述前四卷之未详者，使“疫疠之义，元之又元”。其于治疗，温病、温疫、疹病，注重透表清气、凉营泄热、益阴伐阳；痘病、寒疫，强调其寒因，力辟混同温病、瘟疫、疹病之讹，痛斥苦寒攻痘、戕伐阳气之谬。书中黄氏自拟方颇多，审其源流，均宗四圣之旨，立方旨意彰显，遣药简洁，配伍精当，施之临床，卓有良效，可谓论述急性传染病诊治之实用之作。
五曰《长沙药解》，四卷，成书于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此书乃取《伤寒》《金匮》所载药物162种，每药之下，首述其气味归经，性质功用，继录《伤寒》《金匮》凡用此药之方，是方治证，以印证其功用。名为药解，实为论药释证，抉其机理，以药系方，以方言证，参病机辨证于其间，对比类同之药于其内，理法方药相贯，以彰药物功用之作。为羽翼《伤寒悬解》《金匮悬解》的一部佳作。
六曰《伤寒说意》，十一卷，成书于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此书也像《四圣心源》那样，系抽暇写成者。黄氏在撰《伤寒悬解》之后，深觉言犹未尽，乃复撰《伤寒说意》。是书不在于诠释《伤寒》之经文，而在于彰显《伤寒》之微意。对《伤寒论》一理、一法、一方、一药、一脉、一证，逐一剖析阐扬，强调里气的重要意义和阳气的主导作用，具有独到见解。学术上与《伤寒悬解》一纵一横，相互羽翼。
七曰《素灵微蕴》，四卷，成书于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此书前两卷，包括胎化解、脏象解、经脉解、营卫解、脏候解、五色解、五声解、问法解、诊法解、医方解十篇，归纳阐释四圣所述人之生理、病理、疾病、诊疗等基本理论，间及前人论述、诊疗之得失。后两卷，包括齁（hōu）喘解、吐血解、惊悸解、悲恐解、飧泄解、肠滞解、脾胃解、火逆解、消渴解、气鼓解、噎膈解、反胃解、中风解、带下解、耳聋解、目病解十六篇，以其经治之病历及自身所患之目疾为本，阐释内科、妇科、五官科十六种病证之原始要终，以概其内伤杂病辨证施治之理法方药的建树。既属医案，又非同一般医案。于病因、病机、诊断，据四圣之旨，探讨分析的至精至微；于治疗，宗四圣之旨，调理中洲以治其本，升清降浊以理其乱，而达阴平阳秘，气血调和，祛病延年之目的。全书一脉相承，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精识卓见，非同凡响。
八曰《玉楸药解》，八卷，成书于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此书乃黄氏撰《长沙药解》之后，取仲景未用而临证常用之药291种，按类分部，为正错讹而惠将来，以己之验，并参以前人论述，正其性而释其用。分为草部、木部、金石部、果部、禽兽部、鳞介鱼虫部、人部、杂类部八卷。每药之下，亦首述其性味归经，继述其功用治症，除个别药物引录《本经》之论及前人论述外，均系黄氏之心得见解。结合病因病机阐述药物功效，注重分析对比以别药物异同，强调药物配伍以明相辅相成，力主用药求本以使获得良效，力辟服石求仙滥用剧毒药物，依据临床实践而述独到见解诸端。是羽翼《长沙药解》的佳作，对指导临床有很高的价值。
九曰《素问悬解》，十三卷，成书于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此书之作，乃黄氏撰成“新书八部”后，原本并无诠释《素问》、《灵枢》、《难经》之意，但因门人毕武龄一再恳请，才不顾精力衰乏，而笺释《素问》，并且继之又诠释了《灵》、《难》以及《道德经》、《易经》等。
黄氏据其精研《素问》二十余年之心得，错简者移正之，讹误者订正之，阙字者明示之。重新编次，为养生、脏象、脉法、经络、孔穴、病论、治论、刺法、雷公问、运气等十类，而复《素问》八十一篇之旧。除极个别经文，因其意甚明，无须诠释者外，每段经文，均予诠释。释文探赜索奥，抉其微旨，条分缕析，融会贯通，内容宏富，文笔精练，特色鲜明。
十曰《灵枢悬解》，九卷,成书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该书亦如《素问悬解》，重新编次，为刺法、经络、营卫、神气、脏象、外候、病论、贼邪、疾病九类，错简者移正之，讹误者订正之，……。正其错乱，发其幽杳；古圣心传，昭然如揭。
十一曰《难经悬解》，二卷，成书于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黄氏诠释《难经》，既因《难经》系撮《内经》之要及抉其奥赜之作，解之则与《素问悬解》、《灵枢悬解》交相辉映，又因前人之《难经》述作，未能究其指归，穷其理致。释文探微溯源，发《素》、《灵》之微蕴，融会贯通，扼要精当。被清冯承熙称为“青萍结绿……阳春白雪”之作。
学术思想包括五方面
黄元御著述宏富，其高超的理论，广博的学识，超人的学术见解，令人赞叹不已！归纳黄氏学术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正本求源，独尊四圣之作。黄氏认为自岐伯立言、仲景立法之后，唯孙思邈作千金之方尚不失古圣心源而外，其余百家著述竟无一线微通。为正本清源，黄氏尊黄帝、岐伯、越人、仲景为“四圣”，极毕生之精力于内、难、仲景之学，对四部经典反复推敲。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创新发挥，终于写出了多种有独到见解的传世之作。惜由于自视甚高，厚古薄今，对唐宋以后医家多有诋毁且言辞失之偏激，以致引来许多非议，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应当视为不足之处。
易医同源，倡言天人合一。黄氏倡《内经》“天人合一”哲学思想，谓为医者“未识天道，焉知人理”。他在《四圣心源》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也，阴阳肇基，爰有祖气，祖气者，人身之太极也”。太极即原始混沌之气，《易经》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水、火、金、木)”。人身太极则曰祖气，“祖气之内，含抱阴阳。阴阳之间，是为中气”。“中气左旋，则为己土。中气右转，则为戊土，戊土为胃，己土为脾”。阴阳升降，化生四维(心、肺、肝、肾)，以应四象。可见黄元御深谙“医易同源”之至理。如此将“天人合一”之理阐释的至精至微，世所少见。
阴阳升降，中气之为枢轴。黄氏对脏腑之生理病理，尤重脾胃中气之升降顺逆。从生理上讲，如《四圣心源》说：“脾为己土，以太阴而主升，胃为戊土，以阳明而主降，升降之权，则在阴阳之交，是谓中气。……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升降金木之轴”。从病理上讲，《长沙药解》中说：“在下之气，不可一刻而不升，在上之气，不可一刻而不降。一刻不升，则清气下陷；一刻不降，则浊气上逆。浊气上逆，则呕哕痰饮皆作，一切惊悸眩晕，吐衄嗽喘，心痞胁胀，噎膈反胃，种种诸病于是生焉”。体现在养生和治疗上，《四圣心源》中说：“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泄水补火，扶阳抑阴，使中气轮转，清浊复位，却病延年之法，莫妙于此”。
历代医家对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上的运用都很少提及到它们运动变化的基本动力和主宰。而黄氏却以阴阳水火的升降为核心，“中气”为主宰对其作了精辟的论述。后世医家形象的喻此为阴阳升降的“圆运动”理论，或曰“一气周流”，对指导中医治疗疑难重症有很高的临床价值。
贵阳贱阴，缘于水寒土湿。源于黄氏尊经崇古以及自己的亲身体验，他的贵阳贱阴思想十分突出。他认为：“外感阳明之中，燥湿相半，三阴全是湿寒。内伤杂病，水寒土湿者，十之八九，土木俱燥者，不多见也”。还说：“阳盛则壮，阴盛则病，病于阴虚者，千百之一，病于阳虚者，尽人皆是也”。所以确立的治疗大法就是：“抑阴扶阳，不易之道”。
为此，黄氏创制了“黄芽汤”以调中气，方由人参、甘草、茯苓、干姜组成。总以人参配干姜以建崇阳补火之功，甘草伍茯苓以生培土泻水之效，药仅四味，配伍恰当，法度森严，深得仲景组方之秘，堪供临床参考。
当然，黄氏此处所说“扶阳”之“阳”，系指脾土之阳，“抑阴”之“阴”，是指水湿为阴。与其后中医“火神派”之专注肾中之阳，有所不同。
博采众长，注重辨证施治。医界公认黄元御为温补学派的佼佼者。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认为黄氏是全盘温补论者。因为他也是兼采众家之长，临症强调辨证施治，审因处方。例如：在《四圣悬枢》中，黄氏认为，“伤寒”和“温病”虽然皆属热性病范围，但有寒、热之分；至于“温疫”则是感予“岁气之偏，乡里传染，症状皆同”。同时温疫也有寒热之分，其中热性温疫多见，并且与温病同属于热病，治疗决不能等同于伤寒。他主张“热病阳有余而阴不足，故泄其阳以补其阴”，“温病之家阳盛阴虚，津枯血槁，最忌汗下火攻”。由此可见，黄氏并没有认为任何疾病都属于中气虚衰而无一阳热实症，也没有把扶阳抑阴、崇尚温补的论点，一概无原则地搬用于临床之中。对于内伤杂病，经过综合分析，多以阳衰土湿、水寒木郁、火金壅滞立论，治疗上注重从健脾和胃、疏肝平胆、理气降逆、扶阳抑阴等方面立方遣药，绝非专司崇阳补火之举。
业精于勤！纵观黄元御先生一生，其从源到流、居高临下的读书方法，不频暇以消闲之日的诊疗活动，爱惜分阴以撰著立言，是其终成建树至丰的一代名医之主要原因。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他的学术思想，有待有识之士学习探讨、继承弘扬，他的志向毅力，治学精神，值得后人学习和师法！
◎黄元御轶事
三人同来请医寒门最先获诊
乾隆十一年(1746)，山东遇到大灾荒，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人食人的现象。郑板桥始任潍县知县，开仓赈济。昌邑西邻潍县，此地县令毫无惜民之举，人们死于灾荒的不计其数。黄元御的父亲贫病交加，于11月24日去世。乾隆十二年灾荒仍然不减去年，不少人家拖家带口逃荒东北。
乾隆年间，昌邑纺织业已经形成规模，柳疃姜家寨等地的“寨子布”已经畅销北京，有些商贾在北京还设有布庄商号。所以当时昌邑流传一个民谣是：“穷闯南，富进京，走投无路下关东。”
黄元御在这大灾之年，没有离开家乡。他为父亲送葬后，守在家中，为父丁忧。他给灾难中贫困多病的父老乡亲调药治病。他有着高尚的医德，能想病家所想，能急病家所急。他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富贵不淫，贫贱不欺。一次，有3人同来请医，1人坐轿，1人骑驴，1人步行。黄元御见步行者衣衫褴缕，家道贫寒，知道不是十分危重的病情，不会轻易请医。他首先随步行者前往诊治，其次才是骑驴、坐轿者。
他善用土方、验方，同样能治好病，尽量少用药和用价钱便宜的药。他说：“这样，穷人和普通人家才能治得起病，才能治好病。”针灸，既省钱，对一些病症来说，见效很快。黄元御有着高超的针法。民间流传了他“一针救两命”等很多美谈。
为试医术高低诊出“龙体凤脉”
1750年(乾隆十五年)，黄元御行医北京，适遇乾隆皇帝病重。太医院与京城名医多方调治无效，帝疴渐沉，百医束手。当时宫中有一宦官为昌邑人，深知黄元御医术高超，荐于朝廷，遂诏进宫。
据传乾隆欲试其医术高低，故虚设一帐，令宫女卧其内，只露一手于帐外，让黄元御诊脉。诊毕退出，太监请处方，黄元御说：“龙体凤脉，乃不治之症。”乾隆闻言，心悦诚服，即令御诊。诊后帝问：“朕得何病，应用何方治疗?”他说：“万岁之病是三分药毒，一分病毒，服二剂先去药毒，一剂去病毒。”果服药三剂而愈。
皇帝大喜，封以高官，赐以重金，黄元御皆坚辞弗受说：“吾非为官为钱，愿为社稷治病救人。”皇帝遂命他在太医院为御医，并赐其楸木棋盘、玉石棋子一副，常与对弈，遂号“玉楸子”。
欺君报称病故得以民间行医
黄元御身在朝廷，心忧天下。“为名医济人”的夙愿，使其以省亲为由辞返故里，结束了4年的御医生活。返乡不久，帝诏回京，他冒了欺君之罪，使人报了一个病故，让皇帝死了那份心。
此后，黄元御便潜赴苏杭。后半生一直避居江南民间，行医研著，为穷苦百姓治病，声望极高，且桃李遍苏杭。
后来，黄元御从江南返回，继续为家乡人民治病。1758年在昌邑县南隅村病逝，时年53岁。
1924年，乡人仰慕潜德，议请入乡贤祠，并捐金竖碑，颂其功德。本报综合
◎作者简介
姜绍华
山东省寿光市人，副主任中医师。曾担任寿光县卫生局副局长兼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县中医院副院长，寿光市副市长，潍坊市副市长等职。是政协山东省第九届、第十届委员会常委。现任潍坊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潍坊市委员会主委，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先后发表中医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并参加过《山东省中医药志》、《实用中医辩证论治学》的编写工作。
（来源：潍坊晚报 作者：姜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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