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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怀哲:我在非洲丛林当医生| 故事学院

 汉青的马甲 2016-08-24


图片选自摄影师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




我在非洲丛林当医生


  史怀哲



11.1 作为医生的最后见闻


我们在兰巴雷内工作了四年半时间。


去年春秋之间炎热的雨季,我和妻子是在海边度过的。有一位白人,对我极其虚弱的妻子感到非常同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住处。它位于奥果韦河的入海口,距离洛佩斯角湾两个小时船程。在木材交易期,这所房子是守护停泊在这里的原木的工人的住处,在非木材交易期的日子里它就空着。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白人的恩情。在寂寞无聊的日子里,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就是海上捕捞的鲱鱼。洛佩斯角湾的鱼量之丰盛,真让人意想不到。


房子周围是几处小木屋,在木材贸易蓬勃发展的时候,白人工人就在这里居住。现在,这些逐渐倒塌的木屋成为了一些流动的黑人的歇脚之处。我们到达后的第二天,我就去小木屋看是否还有人住在那里。我呼喊时,没有人应答,我挨家挨户地打开屋门。在最后一间木屋,我看到有个男人躺在地上,头几乎已经没入土里,身边围着许多蚂蚁。他是一名昏睡病【1】患者,我猜想是几天前,他的家人无法再继续带着他,所以把他丢弃在这里。虽然他仍有微弱的呼吸,但我已无计可施。


【1】昏睡病流行于中部非洲,以过度睡眠为主。早前的非洲探险者们发现当地一种名为采采蝇(Tsetse fly)的虫子和这种疾病有关联。


在我忙着照顾这个可怜的人时,我透过木屋房门向外一瞥,就看到茂密的绿色森林幕布环绕着魔幻般美丽的蓝色海湾,泛光的海面反射着夕阳,深邃而神秘。这个瞬间,我既看到了天堂般的美景,又经历着绝望的痛苦,既感到震撼又心情复杂……


从兰巴雷内回来后,我发现手头有许多要做的事情。但是工作没有吓到我,我依旧精力充沛。在这期间,我要治疗大量痢疾患者。我们这个地区的搬运工被征调到了喀麦隆军事殖民地,许多人都感染了痢疾。皮下注射依米丁这种所谓过时的治疗方法,在这次治疗中,依然有显著效果。


在这次征调中,我有个叫作巴西莱的病人,他患有严重的足部溃疡,但依然主动要求被征调,因为他的兄弟也被征调了,他想陪伴他孤单的兄弟。我告诉他,四天后他的脚就会走不了路,他会死在丛林里。我说什么他都不听,最后我采用了强制的手段才阻止他。


我碰巧目睹了那些被征调的搬运工从恩戈莫乘船被送往海港再出海来到喀麦隆的过程。现在这些黑人真正切身感受到什么是战争了。在妻子们的哀叹声中,汽轮起航了,冒出的烟逐渐消失在天际,人们渐渐散去。有一位老妇人在岸边的石头上低声抽泣,她的儿子也被带走了。我拉着她的手,试图安慰她。她没有理会我,继续哭泣。突然间,我也感同身受,和她一样,在夕阳的余晖中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在那些日子里,我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有这样一句话:“因为人类对名利的渴望是内心根深蒂固的需求,所以永远会有战争。”颂扬战争的人们,永远觉得兴奋或者认为是在自卫,他们过于理想化了。或许他们只有来到非洲,在丛林看到搬运工由于过度劳累倒在小路上,孤独地死去时,才会幡然醒悟并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



11.2 在非洲执医四年半后的思考


首先,它证实了,我从科学和艺术的世界投入原始森林的怀抱,是正确的选择。我的朋友们为了阻止我,曾对我说:“那些生活在大自然怀抱里的原始人不像我们一样总生病,即使生病也不像我们那样痛苦。”


但我的所见所闻告诉我,情况并非如此。欧洲的大多数疾病,在这里也存在,许多恶性疾病甚至蔓延得更加严重。这些自然之子跟我们一样感受着痛苦,因为人类注定要承受“疼痛”这可怕之神的暴力。



怀抱非洲儿童的史怀哲


在非洲这片土地上,到处都有人经历着巨大的身体上的痛苦。仅仅因为欧洲的报纸没有谈论它,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吗?我们都被宠坏了。如果我们有人生病了,医生马上就出现在眼前;需要做手术,诊所的大门立即就打开了。但欧洲的人们怎么能想象:外面的世界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忍受疾病之苦,却没有希望获得帮助;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本可求助于医学,却仍在病痛中煎熬;在那无数遥远的小木屋里充满了我们本有能力消除的绝望。我们能够想象,在没有医生的情况下,自己生病卧床在家10年的日子吗?一想到这些,即使在睡梦中,我也不免被身上的责任惊醒。


在遥远星空下为医治病人而努力,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不仅是出于耶稣和宗教的仁爱和慈悲,也是出于我们最基本的思想和信念。我认为,我们对黑人所做的事并不是“恩惠”,而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职责。




11.3 丛林医生的呼吁


世界各国的白人,自从发现了非洲遥远的国度,对这些黑人都做了些什么?多少欧洲人以耶稣的名义来到这片土地上,导致非洲多少种族灭绝,又导致多少种族在慢慢萎缩?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忍受欧洲人的不公待遇和暴行,又有谁把这些诉诸笔墨并公之于众呢?谁能够想象,我们给他们带来的烈酒和恶性疾病,又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痛苦和灾难?


如果历史能将白人和其他民族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记录成卷,书中的内容,不论过往还是现在,都会有许多篇章因为内容太过悲惨,让人不忍卒读。


我们白人和我们白人的文化背负着深深的罪孽。我们压根就不能自由决定是否该对他们行善,而是必须这样做。即使我们对他们做善事,也并不是慷慨,而是赎罪。他们中每个承受苦难的人,都应该获得我们的帮助。即使我们尽力了,仍不能弥补我们罪恶的千分之一。所有这些都是“慈善事业”必须考虑的基础。


也就是说,所有殖民国家的国民必须知道,除了拥有殖民地所有权之外,他们更要承担人道主义责任。当然,所有国家都要帮助其国民承担赎罪的义务。但是只有在社会观念达成共识后,这才能行得通。单靠政府无法完成人道主义任务,因为本质上,这个责任属于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


在人员和殖民地预算允许的前提下,国家应该尽可能多地向殖民地派出医生。显而易见的是,殖民国家的力量仍没有强大到提供足够的医生来填补岗位。因此,人道医疗救援工作就主要落到了社会和个人身上。我们需要有医生自愿走到黑人中间,在危险的气候中承受远离家乡和文明社会所带来的一切。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这些医生:你们所付出的,会因为你们做的善事而获得丰厚的报偿。


事实上,偏远国家的穷苦病人所付的医药费一般无法满足这些医生的工作及生活开支,所以这些医生必须争取到家乡人的接济。这个责任就落在了我们所有人身上。可是,在社会普遍意识到并认可这点之前,谁首先去做这项伟大事业的后勤保障工作呢?只能是同样经历痛苦的人,因为他们拥有相同的记忆。他们是谁?



11.4 拥有同样痛苦记忆的人


那些经历过身体上的痛苦和恐惧的人,尽管身处世界的不同地方,彼此却心灵相通,一条神秘的纽带将他们连接起来。他们都知道恐惧的滋味,也知道渴望摆脱痛苦的滋味。从痛苦中挣脱的人,并不能自以为是地高枕无忧,无拘无束地回到之前的生活中。因为对那种疼痛和恐惧感同身受,他会尽其所能地帮助患者摆脱它们,像当初他被拯救一样去拯救他人。


那些依靠医生的帮助从重病中获救的人,必须给其他病人提供帮助。如果那些病人没有医生救治,就正急需这样的帮助者。


那些通过手术才从死亡和痛苦中获救的人,必须给其他的治疗机构提供帮助。他们可以用慈悲的麻醉剂和治病救人的手术刀开始他们的工作。


那些得以保住自己的孩子而免于让他们归于冰冷大地的母亲们,她们也必须帮助那些从未见过医生的母亲们,因为她们曾经从痛苦中被解救出来,同样的,她们也应该帮助在非洲的母亲们从痛苦中解放。


在那些致命的疾病变得可怕的时候,医生的医术却使这种病痛减轻。那些受到这样帮助的绝症患者也必须设身处地地帮助和他们有同样遭遇的人,使他们获得最具感情的安慰。


这些就是从疼痛中领悟出来的兄弟之情、同袍之义,是医学人道主义在殖民地的使命。作为这一事业的受委托之人,医生应该以人道主义之名走出去,去远方给患者治愈病痛。


我这里表述的理念,迟早会征服世界,因为它那势不可挡的逻辑不仅符合理性,也发自内心。


但是,现在是将这个理念推向世界的时机吗?欧洲被战争蹂躏过后,处处是一片凋零之景象。无论走到欧洲的什么地方,人们都在承受苦难。我们怎能顾及遥远的未来?


真理的到来是不分时机的。它随时可能到来,甚至有时是在最不合适的时候。如果对即将来临的困境和对别人困境的担心能把人们从心不在焉的状态中唤醒并萌生一种新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这两者就能够相辅相成。


但是不要说:“就算承受过痛苦之人间的兄弟之情一会儿驱使某个医生到这里去,一会儿又驱使另一个医生到那里去,相比于世界上的痛苦而言,这又算得上什么呢?”根据我自己和其他殖民地医生的经验,我认为:就算是只有一个医生,而且只有少许资金,对于很多承受病痛的人而言,也意味着很大的帮助。


人们在当地实现的功德会超越人们做出的牺牲,人们在行善中获得的价值相比于付出也会高出数百倍。仅仅用奎宁和砷治疗疟疾,用新胂凡纳明治疗各种锥虫相关的溃疡,用依米丁治疗痢疾,以及用药物和医学知识做紧急手术,在一年中就能将多少绝望地屈服于命运的患者从死亡和痛苦的暴力中拯救出来!这些外国药物在过去15年取得的进步,正好就给了这片遥远大陆的人们远离痛苦的神奇力量。这难道不就是给我们医务人员的赞誉吗?


1918年以来,我的健康状况频频亮起红灯。在接受两个手术后,我的身体终于恢复健康。在我通过管风琴音乐会和讲座筹集到资金,并还清战争期间我在非洲工作时欠下的债务后,我做出决定,回到这片遥远大陆,继续为病人解除痛苦,虽然我的事业由于战争而变得支离破碎,恢复到我刚刚着手建立时的状态。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为了保证这项事业能够继续,跟我一起做了很多事,但我们却因为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这件大事a而失去了联系。有些原本还能提供援助的朋友,也因为战争变得贫穷。而且,在全世界募捐资金也很困难。资金缺口比战争前要大得多,因为现在的费用是之前的三倍。因此,我指望企业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尽管如此,我还是保持着勇敢之心。我所看到的苦难,给予我力量,对人类的信任让我保持希望。我相信,我会找到足够的、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因为他们曾被从身体的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们了解那种苦楚,也一定会帮助同样遭受不幸的人们……我衷心希望,将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本着从痛苦中领悟到的兄弟之情、同袍之义,被派往世界各地。


1920年8月于斯特拉斯堡圣尼古拉斯教堂


(节选自[德]阿尔伯特·史怀哲 《行走在非洲丛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本文责编:糖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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