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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状元殿试卷及其价值

 老刘tdrhg 2016-08-25

三 状元殿试卷对于研究科举制度也有重要作用

殿试是科举制度这座金字塔的塔顶。因为所有的读书人,从一开始就有进士、状元这样一个目标,而且可以一级一级的实现,所以殿试考试的内容必然对所有的读书人都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科举制度不仅单是和八股文相联系,在它的最高层次还和状元卷相联系。前者主要侧重于考生的基本的国学知识,而后者则侧重于考生对现实的了解程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举制度最终究竟能够选拔什么样的人才,殿试以及殿试卷有着很大的决定作用。

1.科举制度选拔的是高层次的通才

自从宋代以来,策论所涉及的泛围很广,包括帝王之学、治世之道、天道人极、礼乐弄政、古今治道、当世急务、经学、史学、刑罚、吏治、教化、肆武,甚至天文、地理、祭祀等。而事实上,殿试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如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状元曾棨,在其试卷中对宇宙结构,天体运行,论述十分细密,运用了大量的精确的数字:“历法周天三百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于地,一昼夜,其行一周而又过一度。日月皆右行于天,一昼夜则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如此等等。这种有关自然科学的策问和对策,在历代之状元卷中实属罕见。不仅如此,他同样运用了大量的精确数字对古代的音律作了论述。对于这种临时给定的题目,如果平时没有积累渊博的知识,恐怕是难以作答的。

2.对状元性格的考察

敢于批评时政的状元,大多为人刚直,做官也清廉,如王十朋、文天祥等。考官王应麟评价文天祥的试卷“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果然如王所言,后来文天祥孤军抗元,从容就义于大都,并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辉诗句。而明代建文帝时的状元胡广,却是一个见风使舵、投机取巧之人,在状元卷中,他对于行“仁政”的问题,半句不及现实,只是空泛的议论“贤才”,“礼乐”,“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如此云云。针对第二问之“恶人”(实指朱棣),胡则引经据典,大加鞭挞,这和他以后背叛建文帝而迎奉朱棣形成鲜明对照,也从他与解缙联姻,后解缙招祸又欲悔婚等事件中得到印证。

3.状元对科举制度的评论

状元卷揭露当时的科考现状,如宋代状元姚勉就指出“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并认为科举取士受世风的影响很大,宋不及唐,“唐之世虽日私,而犹有公议,今之世虽日公,而实用私情”。

关于科举考试,清代的王以衔曾纵论明代科举之文的得失,认为“嘉靖以前讲理法,隆庆之时讲机法,天启以后讲议论。夫机法议论之文盛,恐纤巧肆恣之敝生。而尚理法之文,又恐貌似王、唐,为空疏枯寂者所藉口。要而论之,质与文不同偏废,苟立言得圣贤之本意,揭经史之精华,则其人亦归于正,而不愧为经术之士”,这些都可以为我们研究科举所借鉴。

4.科举制度并非培养纯粹的文官

科举制度并非培养纯粹的文官,从其对考生军事知识的重视程度,可以得到某些答案。例如,清代庞大的帝国版图是以其八旗铁骑开拓的,因而有清一代,对于武备格外重视。据现有策论和对策完整的殿试卷资料显示,在110多次科举考试中,策问有关军事的近30次,约占1/4,如此大的比例,为历代仅见。考生的答问也比较有深度,如清咸丰三年(1853年)癸丑科,其时正值太平天国初起,状元孙如馑在对策中不仅提出“以顺讨逆,以仁诛暴,以众击寡,金陵之地四面受敌之地”,“扼其咽喉,拊其肩背,绝其饷道,断其救援,散其党与,遏其奔窜”原则,还规划了具体的设防“防江则瓜步其要也。防河则滁凤其要也。防淮则维扬其要也。防海则圌山关、鹅鼻嘴其要也”,对于军事地理确有识见。晚清时期能够出现曾国藩那样一批“书生带兵”的人物,绝非偶然,从殿试卷可以看出,这是和殿试密切相关的。可见那一时代的进士,深通文武之道,并不是十分纯粹的文官。

四 状元殿试卷和文学的关系

状元殿试卷不仅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反映了各时期不同的文学思潮与风貌。虽然状元是经过长久与严格的八股文训练,但是这种训练并不都是负面的影响。相反,八股文严密的“起承转合”逻辑议论,工整对仗、引经据典谙熟的要求等等,对其修辞之培养与思维之训练都是极有效果的。更何况在八股文出现之前,所考的是诗赋,诗赋和文学的联系更为紧密,词采华美,气势雄浑,更容易出现高水平的文学作品。

1.状元卷本身的文学价值

试诗是唐代殿试的特色。唐承魏晋之风,又兼国力强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状元崔曙的答卷“夜来双月合,曙后一星孤”一联,是唐诗中的名句。贞元十二年(796年)丙子科,李程“静看迟日上,闲爱野云平。风慢游丝转,天开远水明”句,亦属清新自然。

赋在唐宋代虽已过其鼎盛时期,但状元殿试卷的赋却也不乏佳句名作,如唐开元二年(714年)甲寅科,李昂《旗赋》“遐国华之容卫,谅兹旗之多工。文成日月,影灭霜空。乍逶迤而挂雾,忽摇曳以张风。徘徊惊鸟,飞天断鸿”气势雄迈,发语不凡。宋代赋的成就有甚于唐代,比如,连中“三元”的王曾的《有物混成赋》,堪称中国古代赋中的名篇,脍炙人口,时称奇才。其中“明君体之而成化,则所谓无为而有为;君子执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可称警句。而状元许安世《公生明赋》中的名句“依违牵制者既已去矣,则明白洞达者乃其自然”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不刊之语。

策论是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清代古文大家姚鼐在其《古文辞类纂》收录了董仲舒、苏轼、苏辙等人的《贤良三策》、《苏子瞻对制科策》等20篇策‘论。状元殿试的策论,因为时间限制等等原因,多数情况不能和前者相比。但是它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中也不乏佳作。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实行,大批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气的领袖人物。因此,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远比汉唐广博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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