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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1967年生于河北辛集，1985年毕业于河北无极师范，198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曾分别入选《诗刊》和《中华诗词》杂志“青春诗会”。新旧体兼写，新旧韵并用。认为作诗须见本心、生真趣，不媚不随、不囿不执、不涩不滑，走光明路、写温暖歌、做干净人。现任《中华诗词》杂志执行主编，中国文化报社理论部主任。主要著作有《两只鸟》《高昌八行新律》《公木传》《玩转律诗》《玩转词牌》《百年中国的感情气候》《儒林漫笔》等。 我的诗词道路，简单而透明，就像从汤汤春波到盈盈秋水——流动的是时间和空间，不变的是初心和本真。 我开始写诗的年纪很早，中间也没有间断过。这一路走来，白纸黑字，无法遮蔽和掩盖，也无法删改和修订了。 我的祖籍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九队，这里号称“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我国至今唯一保留乡级核算制度的地方。九队并没有设在周家庄村，而是在该乡下辖的另一个自然村，叫北捏盘。北捏盘村按南北方位分为九队和十队，直接隶属于周家庄乡管理。我爷爷担任过北捏盘村的抗日村长，他和奶奶最后也安葬在这里。也就是说，北捏盘村有我们家的祖坟。而我，则出生在离北捏盘村15公里的辛集市(旧称束鹿县)，并在辛集长大。 1958年前后，晋州(当时叫晋县)曾经和辛集、深泽合并成一个县，都叫束鹿县，大约3年后再分开重设。这期间，束鹿县兴起过一场颇具规模的民歌运动，并在随后持续了20余年的时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所在的辛集九街大队以及我就读的小学，也继续并且经常举办赛诗会之类的热闹活动。而我对诗歌的初步认识，包括对韵脚、节奏、句式等诗词知识的简单理解，都是在那时候就开始了。 到我上初一的时候，形势已经改变了。老师对我们的功课，开始抓得紧了起来。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求每周必须完成两篇日记。实在完不成作业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来重操旧业，用四句一首的诗歌来抵数。老师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把我的诗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诵，这让我大受鼓舞，并逐渐以诗人自居，很有长大以后要靠此过日子的架势。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我当时也开始囫囵吞枣地读了一点。 1982年9月，我考入河北无极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当年很难考，录取分数比全国重点中学还高几十分。去报到的路上，同学裴孟旭说起他的老师给报社投稿的事情，鼓励我也试试。所以我到无极师范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撕作文本，然后用来投稿。那时投稿不用贴邮票，甚至也不用糊信封，只要把稿子叠成长方形用订书机订好，在背面写上“某某报刊收”字样并注明“稿件”，然后放进邮筒，就算完成了一次投稿流程。我就是这样，向石家庄《建设日报》投寄出了平生第一份稿件——从作文本上撕下来的一篇《秋》。很幸运，1982年11月10日，《建设日报》果真给我刊登了出来，还把《秋》编在诗歌栏目里，称为散文诗。 素不相识的责任编辑李文雁老师寄来一封署名信，鼓励我今后继续写诗。这对一个乡下少年来说，真是一个极其巨大的鼓励。随后，报社还给我寄来一小笔稿费。当时不懂邮局取钱手续，从无极县城到无极师范学校有三里地远，我来回步行往返了好多次，最后花一毛钱刻了平生第一个名章，才算把款取了出来。虽然这样的过程十分麻烦，但心里的感觉一直都是美滋滋的。 那一年，我15岁，正式立志一生写诗。于是，我的所有课余时间，都沉浸在诗词里边去了。 为编这本集子去翻当年的笔记，发现了韩翠改同学在“说话”课时对我进行的一段外貌描写：
他，中等身材，透过一副高度近视镜，可以看到他那充满求知欲的眼睛，他平时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和蓝色布裤，天冷时也戴上一顶帽子。他学习很刻苦，常常口里吃着饭，眼还看着书。走路的时候，也是边走边吟诵着诗词。有时忘了，他便“啪啪”狠打自己的头。他很爱动脑筋，提问题。课上也常常会听到他弄懂问题后，轻松的“嗯”声。他对身体也很重视，教室的后面，楼道的一角，常会看到他练气功的身影。在学习疲劳之时，他还喜欢唱歌、吹笛子、荡秋千呢。 他的动作、语言显示着一种幽默感，时常引起同学们的笑声。他对一切事都很认真，对谁都会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意见。当别人与他观点不一致时，他会急速摇着头两手合在一起，给予否定。
这段话写于1984年，至今已经30多年了。重新读，还是觉得很亲切。我17岁时糗态百出的校园状态，大概就是韩翠改同学描写的这个样子。 后来，我的诗越写越多，也渐渐引起外界的一些注意。1984年5月，因《语文报》的编辑阮有道老师来信约稿，我为该报写过一首挺长的朗诵诗《五月的歌》。《新地》杂志主编刘章老师为我的一组《短笛》写了一篇热情的评论，无极师范学校校长曾经在全校教师会议上朗诵过这篇文章，这使我在师生中变得非常有知名度……我在无极师范学校的写作“生涯”，一直受到学校老师们各种各样的热情鼓励。记得快毕业的时候，学校曾经专门为我举办过一场个人作品报告会，让我介绍“写作经验”，还组织同学们朗诵我公开发表过的所有诗作。同学陈建收在无极县委宣传部工作的叔叔应邀到会采访，他后来还在《建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我和这个报告会的侧记。 从喜欢写作开始，我就一边写新诗，一边同时写旧体诗。石家庄地区文联一年一度的诗会上，我一直是参会者中比较孤独而立场异常坚定的“传统派”。记得1988年2月，诗人边国政老师在《诗神》杂志上评论我，说我在诗会上常常像小斗鸡一样捍卫自己的“传统派”立场。我当年，可能确实是边老师所说的那个样子跟诗友们进行激烈辩论的。 1987年我考进河北大学作家班，重新获得了上大学读书的难得机会。我的前后两任班主任许来渠老师和韩成武老师，都对诗词创作和研究颇有心得。已故诗词名家顾随先生的女儿顾之京、女婿许桂良二位老师，也分别给我们上古典文学和文艺美学的课程。我的写作兴趣之所以逐渐从新诗更多地转入了旧体诗，跟大学里这样一个令人沉醉的诗词氛围是有很重要的关联的。 1989年我毕业离开河北大学，本来已经准备参加北京大学作家班的考试。我从河北省作协开了证明，也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报了名，可是随后发生了一些变故，加之又结婚生娃，出去上学的心就逐渐淡了下来。在后来的日子里，无论生活怎样波诡云谲，起伏变幻，我的诗词创作道路却一直继续了下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反正就是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不停地写罢了。 其他该说的，都体现在诗词作品的字里行间了。 收入本书的“高昌诗词编年集”分为三部分，代表了我个人生活的三个阶段。第一部分“青葵集”收录1984年入无极师范学校读书到1997年离开辛集赴京工作之前的作品。第二部分“素荣集”收录1998年进入《中国文化报》任编辑至2010年兼任《中华诗词》杂志执行主编之前的作品。第三部分“紫菂集”收录2011年兼任中华诗词学会青年部主任和《中华诗词》杂志执行主编以来的作品。论诗，我很喜欢“本色”、“生趣”这四个字。“本色”就是不矫饰，“生趣”就是不呆板。此四字可用来衡量别人的诗，也可以用来衡量我自己对诗词作品的一种审美追求。 什么是诗？说到底，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什么是人？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一首大写的诗。诗性的生命，展现诗意的栖居——徜徉于思想的竹林，陶醉于情感的菊圃，润泽于真善美的雨露，茁壮于爱的阳光…… 如果没有真诚、善良、美丽的灵魂，诗艺再好的作品，也不过是穿上了金缕玉衣的文学僵尸。要写好诗，需要才情、学识、文化修养、诗词知识、语言技巧……而这其中更重要的，我认为还是要有当代视角，要有新的发现。 虽然我的歌声并不优美，甚至调门也不准确，但这是我从灵魂深处发出的真实的声音，我在这声音里表达自己，整理自己，也升华自己。就像地里的小野花一样。虽然小，但有自己的色彩和芳香。在艺术创造上，令人赞赏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群”。 立身以正，守心以纯，报诗以诚！诗人的精神等级、思想层次、人性亮度、情感温度，诗人所独立发现的生活真谛和社会真实，真正代表着诗歌的质量和重量，是写作的高度和深度，同时更可以成为评判诗歌的一种关键的艺术尺度。诗歌所独具的创造活力，不是来自严苛工稳的格律，而是来源于复杂生活的剧烈撞击。疾恶如仇的率真和秉笔直书的坦诚，清醒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的真挚同情，都是大写的“人”字在激情燃烧。 漠视读者的审美期待，是一种可笑的创作态度。过分的自我肯定和标榜，体现出来的不是艺术自信，而是性格中的固执和暴戾。 有血有泪，有情有欲，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颗小小的柔软的善良的心，即使不那么坚强，不那么刚硬，却也依然像是美丽的星辰，能够放射出灿烂的明亮的光芒。写温暖的诗，走光明的路，做干净的人。无论是写新诗，还是写旧体诗，无论是先锋派，还是传统派，无论是青春诗人，还是不再青春的诗人，有一点应该永远都是相通的、永远都不应该有分歧的，这就是向真、向善、向美的那颗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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