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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 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最早提出“孔子删诗”说。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做了两项与《诗三百》编订相关的关键工作。第一项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诗中，去除重复，校订错讹，编成了一个文献意义上的“善本”。第二项是“取可施于礼义”，即进行选择，也就是说，《诗三百》是以儒家理想作为编辑标准进而形成的新的“精选本”，与孔子所依据的此前的各种文本，具有根本的不同。 司马迁、班固、王充等，都是时间距孔子最近的汉代著名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可以依据更多、更可靠的调查和取证，来做出史学或诗学的理性判断。 学术界一般认为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其中最早对司马迁“删诗说”表示怀疑，认为先秦典籍中，所引《诗三百》以外“逸诗”数量相当有限，由此推测当时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诗供孔子删选。南宋郑樵、朱熹也不相信“孔子删诗”。但这些“有限的怀疑”，并没有动摇时间更早的司马迁以来的基本判断。 转折点在清代，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方玉润等均否定孔子“删诗”说。由于否定者众，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论题的方向，也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现当代学者。这里需要指出，清代对“删诗”说人多势众的否定，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就是在清朝文字狱的重压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唯有回头翻检古籍，寻求发展空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证据的模糊，这就为疑古思潮留下了巨大空间。但章太炎、郭沫若、郑振铎均坚定支持孔子“删诗”说。 尤其是，司马迁“删诗”说描述了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时期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无异议，否则司马迁及班固、王充等，不可能不从历史的角度记载相关争议。
“判案”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谁距离“现场”更近，谁的证据就更可靠。在《诗经》编定这一个争议中，距离“现场”最近的，无疑是墨子、司马迁、班固等，司马迁、班固还是公认的“良史”。表示怀疑的唐代的孔颖达，距离“现场”已经超过1000年，距离司马迁也有700余年，更不用说清代学者距离“现场”已经超过2000年。当代否定“删诗”说的学者多引《左传》中的“季札观乐”这条材料，来说明在孔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形成了规模差不多的《诗经》选本。
可是，汉代专治史学的司马迁、班固，不可能不精研《左传》，像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为何不采用这条材料？撇开这条材料的真伪不说，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证明在孔子年幼时存在一个可以称之为“诗三百”的选本：这条约700字的“观乐”材料，连“诗”这个字都没有出现！
正是考虑到司马迁、班固治史学的严肃性，以及他们更接近相关事实等因素，“删诗”说不宜轻易否定。当然，在孔子“删诗”之前，还经过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相关的阶段性“整理”，孔子应该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进行最终的编定、校定。即《诗经》的编纂，还是一个融合了群体智慧的综合性工作。
《诗经》的思想与艺术价值
《诗经》的思想艺术价值有多高？据统计，出自《诗经》原文和《诗经》诗句经过简化形成的成语就有150条以上，平均每2首诗就有1条成语，留下了许多今天仍然鲜活的语言形式及其承载的文化意绪。
第一，《诗经》对当时社会政治、征战徭役、经济活动都有细致、深入的描绘，具有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学价值。 《诗经》对贤能的执政者表达了深厚的爱戴，例如《召南·甘棠》，诗中说那一株郁郁葱葱的甘棠树，是贤臣召公当年面向百姓公开处理政务和休息的地方，要永远保护好，不能损毁，由此可以推测西周早期政治风气及其与人民的亲近联系。不过《诗经》也有不少诗篇在总结教训、警醒执政者，像《大雅·抑》指出“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大雅·荡》指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还有不少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恶行和对残酷压榨、贪腐的痛恨，这一类诗篇如《鄘风·相鼠》讥讽“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魏风·伐檀》批判“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魏风·硕鼠》控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誓言“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周人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对丑恶的严厉批判，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这一个时代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第二，周人多姿多彩的情爱婚恋，以及乐观、坚韧的品质，树立了重要的社会典范。 《诗经》里和婚恋题材有关的诗篇，约占三分之一，是数量最多的。如果说“生存”和“延续”，是人类及文学艺术两大永恒主题的话，那么，《诗经》中以“延续”为主题的婚恋题材诗篇，则以它的丰富与厚重，展示了2500多年前周人的风采。 《周南·关雎》是《诗经》第一篇，描写“君子”“淑女”的恋爱经历。从诗中“君子”的含义及贵重器物“钟鼓”等来看，《周南·关雎》显然不是奴隶或普通平民的恋歌，其中的主人公显然是商周时代高级贵族和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这首诗的典范意义在于，它描写了平等、自由恋爱模式。须知在商周时期，不少部落还流行群婚或野蛮的抢婚，像《周易》的卦辞、爻辞等文献还记载了这些与历史进步相悖的现象，“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表现了抢婚制度的残酷性。但《周南·关雎》是彬彬有礼的“君子”与“淑女”的恋爱，即便位高权重的“君子”，“求之不得”也只能“辗转反侧”。婚恋方式的转变，是历史进步的一个缩影。文学以它的选择和方式表现了时代的进步。 除了以上数量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方面，《诗经》里还有史诗、祭祖祭神的颂歌、哲理诗、宴饮诗等。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分别是后稷、公刘、公亶父、文王、武王的传，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生民》描写周人始祖后稷诞生、成长及带领周部落进入农耕时代的故事。颇有意味的是，周人只知道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却无法知道后稷的父亲是谁，只是描写姜嫄从神庙祈求得到了后稷。在它的神秘面纱背后，具有极为真实的民俗色彩，同时也是中国进入父系氏族关键转折点的文学写照，其价值无与伦比。《周颂·天作》歌唱太王、文王带领周人建设岐山下的家园，要他们“子孙保之”。《小雅·鹤鸣》的主题有不同解说，其中“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蕴含的意义，后来被荀子借用：“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显然也蕴含深沉。
由此来看，《鹤鸣》更突出的，或许是哲理的追寻。《小雅·鹿鸣》虽是宴饮诗，表达的却是“乐至友，求贤才”的主题，这个主题后来被曹操在著名的《短歌行》中借用，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感叹之后，表现曹操求贤若渴以实现“天下归心”的理想。丰富的题材拓展了《诗经》的宽度、广度，多维展示了它的选择与倾向的进步性。
《诗经》的典范意义与影响
《诗经》虽然到汉代才被正式确立为“经”，其实它发挥经典的影响，却可以上溯到汉代以前。《诗经》的典范意义与现代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是内涵层面的典范意义。《诗经》表现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约500年间的社会生活面貌，内涵极为丰富。周代诗人们对历史进步的高度敏感，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对丑恶的严厉批判，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从先进的文化层面，夯实了西周和东周共延续近800年的基业。
其次，是诗歌艺术的启迪。《诗经》开创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正是由于对社会、民生的强烈关注与深情且精心的抒写，数千年来，诗歌赢得了社会和读者的推崇及巨大声誉。
《诗经》艺术探索还有两个方面极为宝贵。其一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使《诗经》避免了单一的平铺直叙而更为丰富多彩，具有极强的表现力、穿透力。 其二，《诗经》大多为相当整齐的四言诗，整齐使深情、厚重的内涵更为凝练、精粹。整齐是汉语的特质，世界上没有一种语言可以达到汉语的整齐程度。即使现代汉语，随便看宣传语、流行语，整齐、对称的文句比比皆是。汉语的这种特质，在诗歌中最为鲜明。不要说整齐的《诗经》、格律诗，即便是长短不一的宋词，其实里面也有很多整齐、对称的诗句。
由此来看，尽管新诗以自由活泼著称，但若要为汉语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为汉语和文化注入新鲜血液，仅追求自由而缺乏锤炼、精辟与必要的严谨形式，显然是有限的。新诗也需要在自由活泼的基础上，一方面追求贴近社会的深厚思想感情的抒写，另一方面把其中一些诗句提炼成厚重而精辟的“文化因子”，让一个时代的风采以更优雅的形式进入文化的深层积累。因为过分散漫的形式不符合信息流通的“效率原则”，不利于语言、文化的高频传播、高效接受和长期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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