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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江南逢李龟年》)
这首脍炙人口的七绝，被公认为出自唐代大诗人杜甫之手，俨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晚唐郑处诲《明皇杂录》载：“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龟年、鹤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帝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涤、中书令崔湜之第也。
另一晚唐人范攄《云溪友议》云：“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积尸满中原，士族随车架也。伶官：张野狐觱篥、雷海清琵琶、李龟年唱歌、公孙大娘舞剑。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宁王吹箫，薛王弹琵琶，皆至精妙，共为乐焉。唯李龟年奔迫江潭，杜甫以诗增之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而惨然。”
受《明皇杂录》和《云溪友议》的影响，宋代研杜学者多裁定《江南逢李龟年》的作者为杜甫，如《九家集注杜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黄鹤《补注杜诗》、蔡梦弼《集注杜工部草堂诗笺》、《杜诗赵次公先后解》等都将此诗归于杜甫名下。今天的学者，一般将其定为大历五年杜甫流寓潭州时的作品。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七绝《江南逢李龟年》的风格，从容潇洒、风流蕴藉，与杜甫流落湖湘一带时的诗篇判然有别。此时的杜甫身心状态可谓贫病交加、愁绪万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清明二首》其二）“江汉山重阻，风云地一隅。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地隅》）“泥涂岂珠玉？环堵但柴荆。衰老悲人世，驱驰厌甲兵。”（《奉送二十三舅录事之摄郴州》）尤其是那首《逃难》，更是令人目击神伤：
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
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
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
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
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
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
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天若有情天亦老”，设若诗人在这样的境况下，遇到开元盛世与自己一同频频进出繁华社交场合的故交知己，该会怎样的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啊，即使不写成《秋兴八首》那样的大型七律组诗，至少也要写成像《忆昔二首》或者《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那样铺陈终始、不胜盛衰之慨的七言古风吧？怎么可能用短短的一首绝句就打发了呢？学者们无不说此诗蕴含了国难家仇、深悲巨痛等等，我觉得纯属“过度解读”，因为大家不约而同地先有了心理预设，预设这首诗是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的作品。事实上，这首诗的调子是轻快明朗的，洋溢着好友意外重逢的欢欣喜悦……这绝不似“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所惯用的“推见至隐,殆无遗事”的 “诗史”创作路数。
对《江南逢李龟年》作者之为杜甫的怀疑，其实在古代早就有人提出过：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十四云：“此诗非子美作，岐王开元十四年薨，崔涤亦卒于开元中，是时子美方十五岁，天宝后子美未尝至江南。”
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完全同意胡仔的观点，认为《江南逢李龟年》为“他人诗无疑”。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论及此诗，也曾说：“含意未申，有案未断。”
据史书记载，天宝十五载（756年6月12日）唐玄宗从延秋门弃城西逃奔蜀。于至德二载（757年12月），唐玄宗由成都返回长安。范攄《云溪友议》所云“合座莫不望行（有本作“南”，误）幸而惨然”，“望行幸”，当发生在唐玄宗逃难在外的一年半的这个时间段，断不至于在唐玄宗回到长安后，众人盼望他行幸湖湘。而在这段时间内，杜甫先是被安史叛军俘虏，后来逃出后直奔肃宗即位的甘肃灵武，待两京收复后，随肃宗朝班回长安。在此期间，杜甫未曾到过湖湘。他流落湖湘是在大历三年（768年）之后的事。因此，郑氏范氏笔记小说所言“杜甫以诗赠之”云云，乃属无稽之谈。
杜甫与李龟年在开元年间是否曾有过密切往来？现有的史料无法证实，先不说密切不密切，甚至连他们是否有过一次交集，都无迹可求。一般的学者，往往会引用杜甫《壮游》中的两句诗作为旁证：“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杨。”在“崔魏”之下，诗人自注曰：“崔郑州尚，魏豫州启心。”学者们于是想当然地认为，开元初，岐王李范在东都洛阳有尚善坊，中书令崔湜之弟殿中监崔涤亦在东都遵化里有豪宅，杜甫既然在十四五岁时以诗才受到郑州刺史崔尚和豫州刺史魏启心的赏爱，势必崔、魏二人有可能将杜甫带到李范和崔涤的府上聆听李龟年演唱……然而，2002年洛阳出土的《崔尚墓志》（《唐故陈王府长史崔府君（尚）志文》）对崔尚一生所历官职记述甚详，却并不载其曾为郑州刺史。该墓志载崔尚曾“出牧东平郡”，东平郡即郓州，疑“郑州”即“郓州”，因形近而致误。而新出土的开元二十一年《唐故冀州刺史姚府君夫人弘农郡郡杨氏墓志铭》，作者自题“太子中舍魏启心撰”。又有新出土的石刻拓片《大唐故河南府泗水县尉长乐冯君墓志铭并序》，据此墓志铭内容，知其作于开元二十六年，作者自题“庆王府司马魏启心撰”。在开元二十六年时，魏启心尚为庆王府司马。查《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分天下为15道，即将山南道、江南道各分为东、西道，又增设了京畿道、都畿道和黔中道。河南道下辖洛州、孟州、陕州、虢州、汝州、许州、汴州、蔡州、陈州、亳州、宋州、濮州、郓州、泗州、海州、兖州、徐州、宿州、沂州、密州、齐州、青州、棣州、莱州、登州。 知唐代开元年间，并无“豫州”之设置，何来“豫州刺史”之职呢？显然，杜甫在《壮游》中自注崔魏二人官职分别为郑州刺史、豫州刺史，是根本不存在的子虚乌有。这或者是由于晚年杜甫的回忆出了差错，或者是这条“自注”乃是出自后人的妄断。《壮游》或其它诗篇中，杜甫曾无片言只字涉及崔巍二人曾将自己引荐给李范、崔涤等，更不曾提及自己与音乐家李龟年有过任何往来。
二
从杜甫所留传下来的诗文可知杜甫知晓音乐，会弹琴：“清琴将暇日，白首望霜天。”（《季秋江村》）“哀弦绕白雪，未与俗人操。”（《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佩剑冲星聊暂拔，匣琴流水自需弹。”（《人日两篇》）……然而音乐之于杜甫，只是一般的业余爱好而已。杜甫对自己在诗歌及书法方面的造诣一向颇为自负，但从未夸口自己的音乐才华。
开元年间，在音乐舞台上与李龟年旗鼓相当且经常一同出入王府豪贵之家的是当时著名青年诗人王维。《旧唐书·王维传》曰：“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游两都，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拂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李肇《唐国史补》载：“人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一无差谬。”《唐书》《新唐书》《唐才子传》竞相转引。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更是详细记载了开元八年前后王维因娴于音律而深受岐王及玉真公主（玄宗胞妹）赏爱的情景：
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时进士张九皋，声称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门者，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试官，令以九皋为解头。维方将应举，具其事言于岐王，求庇借。岐王曰：“贵主之强，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子之旧诗清越者，可录十篇。琵琶之新声怨切者，可度一曲。后五日当诣此。”维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谓曰：“子以文士，请谒贵主，何门可见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维曰：“谨奉命。”岐王则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遣维衣之，仍令赍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贵主出内，故携酒乐奉宴。”即令张筵。诸伶旅进。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立于前行。公主顾之，谓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即令独奏新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公主自询曰：“此曲何名?”维起曰：“号《郁轮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公主尤异之，则曰：“子有所为文乎?”维即出献怀中诗卷。公主览读惊骇，曰：“皆我素所诵习者。常谓古人佳作，乃子之为乎?”因令更衣，升之客右。维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为解头，诚为国华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应举?”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荐，义不就试。然已承贵主论托张九皋矣。”公主笑曰：“何预儿事，本为他人所托。”顾谓维曰：“子诚取解，当为子力。”维起谦谢。公主则召试官至第，遣宫婢传教。维遂作解头，而一举登第矣。
王维外表出众，举止潇洒，其精湛的琵琶演奏，让公主及在场的所有听众如醉如痴……当时，乐坛另一才子李龟年亦颇受岐王青睐，据唐冯贽《云仙杂记·辨琴秦楚声》载：“李龟年至歧王宅，闻琴声，曰：‘此秦声。’良久，又曰：‘此楚声。’主人入问之，则前弹者陇西沉妍也；后弹者扬州薛满。二妓大服，乃赠之破红綃、蟾酥麨。龟年自负，强取妍秦音琵琶，捍拨而去。”可以想见，同为深受岐王赏爱的音乐家，王维和李龟年都是岐王宅里的常客。
三
那么，王维是否到过江南？他是否在江南遇到过李龟年？答案是肯定的。
李龟年是岐王府上的常客。岐王李范于开元十四年去世。大约在此之后，李龟年有过漫游江南的经历。
在王维的一生中，他曾有两次到过江南。
第一次是转官吴越，时间是开元十五年他离开济州返长安后不久。
宋末元初邓牧《伯牙琴》中《自陶山游云门》一文中写到：“涉溪水，是亭榜曰‘云门山’。山为唐僧灵一、灵澈居。萧翼、崔颢、王维、孟浩然、李白、孟郊来游，悉有题句。遐想其一觞一咏，固亦如我辈今日，斯人皆归尽也……”据考证，灵一、灵澈确居云门山之云门寺，李白、孟浩然、萧翼、崔颢都曾来此盘桓并留下诗作，因此，邓牧云王维来此游览，定不为虚。王维集中的《西施咏》“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久微。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邀人傅香粉，不自著罗衣。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当时浣纱伴，莫得同车归。持谢邻家子，效颦安可希。”很可能是诗人泛若耶、游云门之时的即兴有感之作。
王维集中有《宿郑州》一诗，其中写道：“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童仆。宛洛望不见，秋林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遶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明当渡京水。昨晚(一作夜)犹金谷，此去欲何言，穷边徇微禄。”《集异记》载，开元九年，王维释褐受大乐丞。同年旋因署中伶人黄狮子舞事件遭贬济州司仓参军。王维出贬济州，其实有着更复杂的政治背景，与李唐宗室的勾心斗角有关。王维遭贬前与岐王、宁王、薛王交往密切，三王皆玄宗兄弟。玄宗对待兄弟们的态度，表面上亲热，实际上防范甚严，曾“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接”①。开元八年，终于发生了一桩大案，与岐王、薛王为友的一批官员先后受到处罚，轻者贬职流放，重者杖毙。王维当时是一介布衣，不曾直接卷进这场风暴。但第二年刚刚做官不久，即以莫须有的罪名降职外放，分明与此事有着内在的关联。王维在《被出济州》一诗中流露了悲哀心情：“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有人认为此诗与上面所引《宿郑州》作于同时，皆出贬济州时所作。仔细读来，我们发现两诗的调子明显有别，《宿郑州》看不出贬谪的痕迹，而末句云“穷边徇微禄”，济州在济南西南，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穷边”，因此，谭优学先生推断王维这次是“转官吴越”②。
李亮伟《浙江黄岩王维庙考辨》③，谈到清末光绪年间所刻《黄岩县志》卷九《建置·丛祠》，收录明万历年间袁应祺在黄岩任县令时所撰《重建福佑庙记》，记述浙江黄岩王维庙由来：
黄岩县治西，故有福祐庙，祀唐右丞尚书王侯。侯讳维，号摩诂，长安蓝田人也，登开元进士第。其得祀于兹者，唐元和间，婺源令陈英夫携侯香火，道永中江，舟几覆，赖侯拯得全，遵寄藉奉侯。侯灵显，凡灾浸水旱，有求必应，士民建庙祀之。元至正，州人王仲样任枢密院都事，海运遇风，号侯获济．具奏，赐额敕封护国忠烈昭济显应侯．我明开国来，侯显异验者垂二百祀．嘉靖壬子，庙毁于倭，忽有狂人赴烈焰中负神像出，得不毁．人咸异焉．于是乡先达龟厓蔡公、樊阳吴公，台喦（原文刚好相反山在上，品在下）郑公，耆老李俟王榜等，仍旧址谋新侯庙。……余承乏兹土，询父老，搜旧闻，因得侯之建庙始终如此云……
从上面文字可知，黄岩县庙祀王维，始于唐代元和年间，距王维去世才四十多年。上文但云唐元和间“婺源令陈英夫携侯香火，道永中江，舟几覆，赖侯拯得全，遵寄藉奉侯”，而未说明陈英夫为何会携带奉祀给王维的香火呢？极有可能是由于王维在世时在此推行善政，为当地人所敬仰,故香火以祀。在唐代，黄岩属台州，乃荒远边地。被玄宗称为诗书画三绝的著作郎郑虔，安史之乱中为叛军所俘，乱平后受到处分，即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并死于此地。王维自云“穷边徇微禄”，有可能正是此地。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置于《外编》的《淮阴夜宿二首》、《下京口 夜行》、《山行遇雨》、《夜到润州》等五首诗，亦载于《孙逖集》。顾元纬本云：“宋本作公（王维）诗，又载唐孙逖集。”考孙逖生平，他的确也曾有吴越之行，其集中的《山阴县西楼》、《春日留别》、《和常州崔使君寒食夜》、《奉和崔司马游云门寺》等几首诗皆写春天景色，与上面所列《王右丞集笺注》之《外编》诸诗时令不合，这些诗描写的都是秋日景色：“暮落知寒近，山长见日迟。客行心绪乱，不及洛阳时。”（《淮阴夜宿二首》其一）“秋风淮木落，寒夜楚歌长。宿莽非中土，鲈鱼岂我乡。孤舟行已倦，南越尚茫茫。”（《淮阴夜宿二首》其二）“夜入丹阳郡，天高气象秋。”（《夜到润州》）
开元十八年五月，契丹降突厥，朝廷命幽州长史赵含章为都督赴代北征讨，王维作诗《送赵都督赴代北得青字》：“天官动将星，汉上柳条青。万里鸣刁斗，三军出井陉。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从 “汉上”、“凤阙”等词，知王维此时已从吴越回到了长安。
王维第二次赴江南，是在开元二十八年，使命是“知南选”。据《通典》、《新唐书·选举志》、《册府元龟》等书，知唐朝每四年进行一次“南选”，即朝廷派官员赴南部选拔官吏，因为当地自行选拔的不太符合要求：“桂广交黔等州都督府,比来所奏拟土人首领,任官简择,未甚得所。自今已后,宜准旧制。四年一度,差强明清正五品已上官,充使选补,仍令御史同往注拟。”“开元八年八月敕：岭南及黔中参选吏曹。”规定“选使及选人，限十月三十日到选所，正月三十日铨注使毕。”④王维这次“知南选”时间是开元二十八年秋。他到达襄阳时，好友孟浩然已去世。王维集中有《哭孟浩然诗》：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该诗题下诗人自注：“时为殿中侍御史，知南选，至襄阳作。”
据王辉斌先生考证，此次王维赴江南，目的地是黔州，顺便他还到了渝州⑤。
四
王维著名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查今存收录此诗的典籍，多作“秋来发几枝”（清《唐诗三百首》作“春来发几枝”）。今按：红豆本秋天结子，既然写到“采撷”，照理当以“秋来发几枝”为是。此诗题目凌濛初本作“江上赠李龟年”，值得我们注意。从版本学的角度看，一般而言，古人诗作，题目内容详细具体的往往是原题，而相比之下简略概括的则常常出自后人的改动，比如，比如敦煌本《唐人选唐诗》载李白诗《鲁中都有小吏逄七郎，携斗酒双鱼赠余于逆旅，因鲙鱼饮酒留诗而去》，而在殷璠《河岳英灵集》本变作了《酬东都小吏以斗酒双鱼见赠》，前者所涉人物姓名、地点、事件清楚而翔实，后者则显然经过了人为的加工和简化。再如敦煌本《唐人选唐诗》载李白诗《山中答俗人问》，到了殷璠《河岳英灵集》本（现存最早为宋本）则为《山中答俗人》，而此诗之写作缘起正是由于诗人要回答“俗人”之问：“何意栖碧山？”当然，未必是殷璠本人做了手脚，极有可能是宋人刊刻《河岳英灵集》时做了删改。所以，说到王维《相思》诗，我认为“江上赠李龟年”是其本来题目。
果然如此，这足以证明王维在江南确实曾与李龟年相逢。而晚唐人笔记小说所载《江南逢李龟年》便极有可能是王维的作品。与《江上赠李龟年》不同的是，《江南逢李龟年》是两人初初相逢时所作，而《江上赠李龟年》是两人行将分别时所创。两诗均作于唐开元年间。
注释：
①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〇。
②谭优学《王维生平事迹再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82年第2期。
③李亮伟《浙江黄岩王维庙考辨》，《王维研究》总第四辑，辽海出版2003年版。
④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五。
⑤王辉斌《唐代诗人探赜》，第5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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