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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疏证》二 何焱林 第二：言古文亡于西晋乱故无以证晩出之伪 阎文 尝疑郑康成卒于献帝时，距东晋元帝尚百余年，古文尚书之十六篇之亡，当即亡于此百年中。后读隋书经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予然后知古文尚书自郑康成注后，传习者已希，而往往秘府有其文，亦犹西汉时安国止传其业都尉朝、司马迁数人，而中秘之古文固具在也，故尝为之说曰：古文尚书不甚显于西汉，而卒得立于学官者，刘歆之力也。虽不立于学官，而卒得大显于东汉者，贾逵之力也。当安国之初传壁书也，原未有大序与传，马融尚书序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及汉室中兴，卫宏著训旨于前，贾逵撰古文同异于后，马融作传，郑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学粲然矣。不意郑氏而后寖以微灭。虽博极群书如王肃、孙炎辈，稽其撰著，并无古文尚书，岂其时已锢于秘府而不复流传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秘府有其书，犹得流传于人间，惟不幸而永嘉丧乱，经籍道消，凡欧阳大小夏侯学，号为经师，递相讲授者已扫地无余，又何况秘书所西西藏简册耶？故古文尚书之亡实亡于永嘉，嗟乎嗟乎，出于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出于孔氏之壁者，乱遂得而灭之矣。予又思秘府果存其书，虽世有假托伪撰之徒，出秘书以校之，其伪可以立见，成帝时征天下能为古文学，东莱张霸以所造百两篇应，帝以秘书校之，非是，遂下张霸于吏。若元帝时秘书犹有存者，则赜所上之传，何难立穷其伪哉？惟秘府既已荡而为烟，化而为埃矣，而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儒并指为逸书，不可的知者，此书皆采辑掇拾以为证验，而其言率依于理，又非复张霸伪书之比，世无刘向刘歆贾逵马融辈之钜识，安得不翕然信之以为真孔壁复出哉！ 按牛弘历陈古今书籍之厄，以刘、石凭陵，京华覆灭为书之四厄，及余征之，两晋益合秘书监荀勗录当代所藏书目，凡二万九千九百余卷，名中经簿今不复传，隋唐山时尚存，故经籍志云，晋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是也。元帝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勗旧簿校之，才十一耳，古文尚书之亡，非亡于永嘉而何哉？余因叹前世之事，无不可考者，特学者观书少而未见耳，王铚之言殆谓是与！ 又按：东晋元帝时梅赜上书者，草庐之言实从孔颖达舜典疏来，与经籍志合，但颖达又于虞书下引晋书云：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前字疑譌，不然，前晋秘书见存，伪书宁得施行耶？且今晋书荀崧传，元帝践祚，崧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置博士尚书郑氏一人，古文尚书孔氏一人，则孔氏之立，似即在斯时，颖达所引晋书乃别一本，今无可考。 又按：孙炎字叔然，乐安人，三国志王肃传称其授学郑玄之门人，盖弟子再传者，与肃同时，是为魏人，颜之推以为汉末人，非。 阎谓：尝疑郑康成卒于献帝时，距东晋元帝尚百余年，古文尚书之十六篇之亡，当即亡于此百年中。后读隋书经籍志，晋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 何按：从其第一条谓：“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第二条开篇亦曰“古文尚书之十六篇之亡”，从此句知，阎氏所谓之《古文尚书》即指十六篇。孔壁出书即十六篇，孔安国所献亦为此十六篇，杜林漆书亦此十六篇，贾逵所传，马融作序，郑玄作注皆此十六篇。《评一》已议，壁书非止十六篇，从《儒林传》“考之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之意，孔壁出《书》，当是四十五篇。至于三家《书》并亡，留待后议。 阎谓：而中秘之古文固具在也，故尝为之说曰：古文尚书不甚显于西汉，而卒得立于学官者，刘歆之力也。虽不立于学官，而卒得大显于东汉者，贾逵之力也。当安国之初传壁书也，原未有大序与传，马融尚书序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是及汉室中兴，卫宏著训旨于前，贾逵撰古文同异于后，马融作传，郑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学粲然矣。 何按： 1、此“再次证明”，阎谓安国所献，平帝时立于学官，卫、贾、马、郑传注之《古文尚书》皆此十六篇。余前议，郑等传注绝非十六篇，而是杜林《书》，其篇同于三家《书》，篇数为三十三篇。阎氏此说谬。 2、孔壁出《书》与孔安国所传及所献之书，必然不同。壁书为古文，安国所献不可能为古文，或不止于古文，史称其为隶定。因识古文者少，必须以今文（汉隶）重新录写。阎从何认定安国所传及所献之书“原未有大序与传”？莫非阎找到此《书》？若安国未对所献之书作传，则西汉平帝至新莽地皇间，照阎氏所说因刘歆之力列于学官之《古文尚书》，又是谁为之师说？ 3、“马融尚书序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逸”者，失掉之谓也，非得十六篇也，既然本经逸，焉得独存师说？何由而得有师说？《评一》已述及，所谓逸，乃对壁书言逸，对四十五篇言逸，马融，郑玄等所得为杜林《书》，杜《书》自无师说。杜《书》与伏生《书》篇目全同，郑注时已按孔传将其析分为三十三（四）篇，《评一》已申说，不赘。 阎谓： （古文尚书）岂其时（魏、前晋）已锢于秘府，而不复流传耶？……惟不幸而永嘉丧乱，经籍道消，凡欧阳、大小夏侯学，号为经师，递相讲授者，已扫地无余。又何况秘书所西西藏简册耶？故古文尚书之亡实亡于永嘉。 何按： 1、《古文尚书》魏晋唯藏于秘府不确。魏人贾岱宗《大狗赋》即有“越彼西旅，大犬是获。”典出《古文尚书·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底贡厥獒。”从此“西旅献獒”即成外邦祝贺中原新朝开国之典。《孔传》：“西戎远国贡大犬。”孔颖达疏：“西方之戎，国名旅者。”《蔡沈集传》：“西方蛮夷国名。” 魏晋间人傅玄（217—278）亦有《走狗赋》，其文有“既乃济卢泉，涉流沙，逾三光，跨大河，希代来贡，作珍皇家。”之句，也以西国贡犬为庆贺晋受魏禅之瑞，远人来归之兆。此文虽未直接引用“西旅底贡厥獒”，但其典实出《旅獒》，说明《古文尚书》魏晋间流传于世，何曾锢于秘府？ 2、三家《书》何以因永嘉之乱而扫地无余？悉知三家书两汉立于学官几四百年，东汉以后，蔡侯纸广泛运用，“洛阳纸贵”之典即出于前晋。书籍得来，比前人更加容易。诸子百家之书，包括立于学官之易、礼、诗等，藏于秘府之诸多典籍，亦当随刘聪、石勒之乱而灰飞烟灭，诸书因广泛流传民间，晋室东迁后并未绝灭。何独三家学扫地无余？洛阳被焚掠，东南半壁却未受五胡之扰，东南亦广有人才，传习三家学亦当大有人在，既然梅赜可献《古文尚书》，何以无人献今文《尚书》？ 3、即令东南半壁之今文《书》随晋室东迁扫地无余，但洛阳石经犹在，未闻石经在刘、石之乱时毁。刘、石无焚书毁碑之令，洛阳虽在敌手，但国境管理并不严格，普通百姓进出其地，未必没有可能。派一二干员，乔装百姓，或去买熹平石经抄本，或自行抄写，谅无问题。 今认为《古文尚书》为伪者，不得不承认一点：今《尚书》（包括今文与古文篇目）为梅赜所献，既然三家书扫地无余，怎么判断今《书》之今文篇目不也是伪造？ 4、《晋书》称：“（永嘉）六年（313）春正月，（怀）帝在平阳。二月壬子，日有蚀之。癸丑（初二），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东迁后登位，谥元帝）上《尚书》，檄四方以讨石勒。”此离睿上位还有四年，当然不可能是梅赜所上之书。无论此《尚书》为今文、古文，说明江南有《尚书》在，何曾因刘、石之乱而扫地无余？ 5、今文《书》确实“扫地无余”。《晋书?列传四十五》述荀崧事曰：“（元帝）时方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仪礼》、《公羊》、《谷梁》及郑《易》皆省不置。崧以为不可，乃上疏曰： ‘自丧乱以来，儒学尤寡，今处学则阙明廷之秀，仕朝则废儒学之俊。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门通洽古今、行为世表者，领国子博士。一则应对殿堂，奉酬顾问；二则参训国子，以弘儒训；三则祠、仪二曹及太常之职，以得质疑。今皇朝中兴，美隆往初，宜宪章令轨，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 元帝诏曰：“崧表如此，皆经国之务，为政所由。息马投戈，犹可讲艺，今虽日不暇给，岂忘本而遗存邪！可共博议者详之。”议者多请从崧所奏。诏曰：“《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余如奏。” 从《晋书》此段文知如下事：两晋开国时，无一不立孔安国《古文尚书》博士，无一立欧阳、夏侯三家学博士，即三家学两晋间已经废止，孔安国《古文尚书》至少自两晋始，已立于学官，设有博士。两晋以来，孔传《古文尚书》何曾唯藏于秘府！ 今文《尚书》之废，不因晋室东迁，而因古文经学日益兴盛。前已说明，孔传《尚书》，或称《古文尚书》，包含全部伏《书》，亦即三家《书》篇目，与孔安国所献《书》比对，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见得三家经文质量不高，今文经学以谶纬说经，古文经学家不取。孔传《古文尚书》经文质量远高于今文《书》，因其直接出于孔壁。孔传重章句之学，无子不语之论。孔传既有全部今文篇目，且多十六篇经文，故孔传《尚书》逐渐取代三家之学，三家学在东汉桓灵间已走入末路，其湮灭不会迟于正始石经之立。 阎谓： 东晋元帝时梅赜上书者，草庐之言实从孔颖达舜典疏来，与经籍志合，但颖达又于虞书下引晋书云：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前字疑譌，不然，前晋秘书见存，伪书宁得施行耶？且今晋书荀崧传，元帝践祚，崧转太常，时方修学校，置博士尚书郑氏一人，古文尚书孔氏一人，则孔氏之立，似即在斯时。 何按： ①阎氏只按其所需引书，《评一》已指出其有意遗漏，今又见于此。 “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此段文字，乃孔《正义》引自《晋书》，此晋书今已不存。颖达称前晋奏上其书，亦自有由。前引《荀崧传》，荀称：“昔咸宁、太康、永嘉之中，……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贾、马、郑、杜、服、孔、王、何、颜、尹之徒，章句传注众家之学，置博士十九人。”’咸宁、太康皆晋武帝初、中时期年号，其中孔即孔安国，亦指其《古文尚书》设博士。 “昔东晋之初，豫章内史梅赜上孔氏传犹阙《舜典》。”此颖达自述，未指出何史籍。“前晋”二字譌否不必深究，但孔氏之说自相矛盾，一曰前晋上，二曰东晋初，不相牴牾乎？孔说亦想当然。此句亦可解为梅氏于前晋所上之书，至东晋初犹缺《舜典》。 ②梅氏《晋书》无传，当然不会有梅氏献书之录。其名仅见于《世说新语?方正》第五，亦不载其献书事，是否史有其人，献书其事，值得打个大大问号。献《书》虽不关乎国脉民命，亦非等闲，《汉书》即数度提到《古文尚书》与孔安国。梅赜献《书》实自孔颖逹《尚书正义》化出，同一《尚书正义》，孔颖逹作梅前晋献，宋人作东晋献，互相矛盾，不可信。 ③《古文尚书》伪作者谁？清人丁晏作王肃，近人称郑冲；或人更称第一伪作者王肃，第二伪作者郑冲，阎百诗事实上已否定此二说。阎称：“秘府果存其书，虽世有假托伪撰之徒，出秘书以校之，其伪可以立见。”伪造者虽不必下于吏，亦不免张霸之羞。阎又谓：“故经籍志云，晋秘府存有古文尚书经文。”以王肃、郑冲当世官阀及声望，能为此筲小之行？令两位前贤蒙不白之冤，背上伪造者之名，丁晏等其心何忍！ ③梅氏自造？ ⑴梅赜《晋书》无传，《世说》所录，亦不见其有何文事及文史长材，要造一本有文五十八篇，从尧舜至秦穆，历时两千余年之《古文尚书》并为其作传，诚非易事。梅赜有否能力，颇堪怀疑。 ⑵梅赜造书，必须知晓永嘉六年刘聪攻破洛阳，秘府藏书焚毁殆尽，必须知道天下不再有《古文尚书》，今文三家学亦扫地无余，始可动笔。前述永嘉末司马睿犹在向司马炽上《尚书》，孔《书》西汉平帝至新莽间曾立于学官，焉知其时民间绝无孔书，绝无三家书？要弄清此事岂一月两月能办到？岂止一两月，穷其一生，恐怕也办不到！如果《古文尚书》于东汉初逸，至东晋初已近两百年，《古文尚书》已为陈迹，造其何为？为名乎？其书不署其名。为利乎？不见晋室对其有何赏赐。为学术乎？伪造之书，何学术可言？只能招得后人指责，阎百诗即其一人。 ⑶据孔颖达《正义》：“昔东晋之初，豫章内史梅赜上孔氏传犹缺舜典。”东晋初与永嘉末仅四年之隔。即使从刘聪攻破洛阳之日始，以梅赜一人之力，要造作一部孔传《古文尚书》，谈何容易！《古文尚书》与三家今文《书》全部扫地无余，他未看过《古文尚书》，因为《古文尚书》唯藏秘府；手边不会有今文三家《书》，因其扫地无余。即使他读过今文三家《书》，要重现今文《书》篇目，排列顺序，重录正文，已是难事，即使其过目成诵，能做到一字不差？还要改正三家书中之脱简，异字，漏字，其时孔壁《书》已荡然无存，根据什么改？还要为其作注，他不能抄三家旧注，今传之《尚书》非三家注。而古文篇目，或十六篇，或二十五篇，他只能向壁虚构，这不是写小说，而要言之有据，要找大量的原始资料，即如阎氏所说，要东摘西抄，那时书籍之得，远不如今日容易，他能有那样多之参考书？摘录抄写，犹费时日，要为之作注，更须博极群书，以一人之力，四年时间够吗？ 以阎百诗之矛，攻阎百诗之盾，阎氏倾其毕生精力，始“证得”《古文尚书》为“伪”。今日之清华简，以众多人力物力，巨大资金投入，辅以现代工具，其能量比梅氏大到何止百倍，从其2008年入主清华，迄今己历八年，从2500余简释读出文章篇数，远小于《尚书》篇数。由此观之，梅赜短短四年间，绝不可能造出一部古文《尚书》。 古人将一本典籍立于学官，不是献上即立，须要经过有关人员审查。东晋文章之盛，虽不如汉魏，但亦广有硕学之士。今古文书，已为其了然于胸，至少篇名是记得的。绝不会任人糊弄。 如此说来，一日无永嘉之乱，则一日无梅豫章献书，五十年无永嘉乱，五十年无梅献书，百年无永嘉乱，梅内史之墓木已拱。当然，梅或许有子，子又有子，子又生孙，孙又有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天幸晋室有八王之乱，有五胡乱华，有刘聪、石勒，方有梅赜上《书》。“世无刘向刘歆贾逵马融辈之钜识，安得不翕然信之以为真孔壁复出哉！”嗟乎嗟乎，千三百余年间，竟无人识得“梅”《书》之伪，其间学人，不亦腐儒耶？幸而大清朝有了千余年才出一个的阎百诗大展拳脚，疏证《古文尚书》之伪。王婆卖瓜，信然。 综上所述，《古文尚书》孔传自西汉末平帝列于学官，一直流传于世，至迟于曹魏正始间取代三家《书》，三家《书》于是时或更早湮灭，郑玄注篇数与三家《书》同之杜林《书》即透露此消息。梅赜献《书》纯属子虚乌有。阎若璩自己始终未弄清《古文尚书》到底是多少篇，其以篇数定《古文尚书》伪，则大谬。 附： 何按：阎氏第三条为：《言郑康成注古文篇数与今异》，其关键词“孔则增多于伏生者二十五篇，郑则增多于伏生者十六篇。”此乃其第一与第二之重述，谓之旧调重弹可也。前已议孔注非二十五篇，而是五十八篇；郑注非16篇，其篇数与三家《书》同，即与伏生《书》同，为三十三篇。唐时郑注《古文尚书》犹在，《史记三家注》论注例称“《史记》文与《古文尚书》同者，则取孔安国注。若与伏生《尚书》同者，则用郑玄、王肃、马融所释。”即是明证。郑注《古文尚书》（按：《晋书》称其《尚书》，以别于孔安国《古文尚书》）于北宋时已逸，其逸之理与前述欧阳、夏侯三家《书》于魏晋时湮灭同一道理，为孔《传》所代替，阎氏并未真正见到郑《书》。岂能用其说代替晋时荀崧之说？《史记三家注》至今犹在，怎能信阎氏之说而否定孔颖达之说，司马贞，张守节之说？阎氏在其第三中之其他说法，意在炫博，与《尚书》真伪无甚干系。为节省篇幅，不作理论。 阎氏第三条谬！ 录阎氏第三条于后，供参考。其错别字已改正于括号内。 第三 尚书百篇序原自为一篇，不分寘各篇之首，其分寘各篇之首者，自孔安国传是也，郑康成注书序尚自为一篇，唐世尚存，孔颖达尚书疏备载之，所亡逸篇数迥与孔传不合，孔则增多于伏生者二十五篇，郑则增多于伏生者十六篇，二十五篇者即今世所行之大禹谟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诰四，汤诰五，伊训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说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陈二十二，毕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十二五是也。十六篇者即永嘉时所亡失之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三，大禹谟四，益稷五，五子之歌六，胤征七，典宝八，汤诰九，咸有一德十，伊训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冏命十六是也。十六篇亦名二十四篇，蓋九共乃九篇，析其篇而数之，故曰二十四篇也。郑所注古文篇数，上与马融合，又上与贾逵合，又上与刘歆合。歆尝校秘书得古文十六篇。传问民间，则有安国之再传弟子膠东庸生者，学与此同。逵父徽实为安国之六传弟子，逵受父业，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故古文遂行，此皆载在史册，确然可信者也。孔颖达不信汉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晋突出之古文，且以舜典汩作九共二十四篇为张霸之徒所伪造，不知张霸所伪造为百两篇，在当时固未尝售其欺也。百两篇不见于艺文志，而止附见儒林传。传云文意浅陋，篇或数简，帝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樊，并诏存其书，后樊并谋反，乃卒黜之，会谓马融郑康成诸大儒而信此等伪书哉？大抵孔颖达纂经翼传，不为无功，而第曲徇一说，莫敢他从，如毛诗戴记则惟郑义之是从，至于尚书，则又黜郑而从孔，是皆唐人稡章句为义疏，欲定为一是者之敝也。噫！孰知此一是者竟未尝是也哉？ 按：郑康成注书序于今安国传所见存者仲虺之诰、太甲三篇，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十三篇皆注曰亡，于今安国传所绝无者，汩作九共九篇典宝肆命原命十三篇，皆注曰逸，不特此也，又于安国传所分出之舜典益稷二篇皆注曰逸，是孔郑之古文不独篇名不合者其文辞不可得而同，即篇名之适相符合者，其文辞亦岂得而尽同哉？然则豫章晚出之书，虽名为源流于郑沖，正未必为孔壁之旧物云。 又按：孔郑之古文既如此其乖异矣，乃说者必欲信梅所献之孔，而不信郑所受之孔，遂以郑所受之孔为张霸之徒伪撰。今张霸书已怀传，而见于王充论衡所引者，尚有数语。曰：伊尹死，大雾三日，此何等语而可令马郑诸儒见耶？伪泰誓三篇，历世既久，马融尚起而辨其非，若张霸百两篇甫出而即败已著于人耳目者？王充浅识，亦知未可信，而马郑诸儒识颇（？）出王充下耶？然则汩作九共二十四篇必得之于孔壁，而非采左氏。按书序者所能作也。 又按隋书经籍志云有尚书逸篇二卷，出于齐梁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残之缺者，故尚书之末，今亦不传，但不知其篇目可是汩作九共等否？果是汩作九共等，必晋乱之余，彫磨零落尚十存其一二于人间者，当其时，孔传方盛行，而世又无好古之士，能取康成所注逸篇之数一一校对，使康成之言为可信，而竟不不复有只字存矣，惜哉，不然，则是齐梁间好事者为之也。尚书五十八篇，原无嘉禾篇，而王莽传有引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赞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此必王莽时所伪作。何也？汉人尚灾异，故张霸书有伊尹死大雾三日之说，王莽欲居摄，故群臣奏有周公为假王之说，蓋作伪书者多因其时之所尚与，文辞格制亦限于时代，虽极力洗刷出脱，终不能离其本色。此亦可以类推也。 又按：新唐书艺文志有尚书逸篇三卷，为晋徐邈江（注），宋初犹存，李昉等修太平御览曾引用之，余约见其四条，其一条重出，其三条云：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又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又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余窃谓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云云，即本汉书历律志，尧让天下于舜，使子朱处于丹渊为诸侯，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即用吕氏春秋引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而易五为七，怪为德，亦同孔传太社惟松云云，即用白虎通德论引尚书云太社惟松五句，而下连天子社广五丈，乃别出春秋文义，以所见如此，则所不见者，谅亦多附会可知矣。余故曰，此齐梁间好事者为之也，而又假托晋儒者徐邈注以自重。呜呼，事莫大于好古，学莫善于证譌，韩昌黎以识古书之正伪为年之进，岂欺我哉。 又按伏生胜尚书大传三卷郑康成注者，今亦不传，仅散见他书，宋王伯厚因（困）学纪闻云：虞传有九共篇，引书曰：予辩下土，使民平平，使民无傲。殷传有帝告篇，引书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岂伏生亦见古文逸篇耶，余谓王氏之说非也，壁中逸书有九共，而无帝告，纵使伏生及见，亦不应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一语，窃意伏生于正记二十八篇外又有残章剩句，未尽遗忘者，口授诸其徒，而胜歿之后，其徒弟张生，欧阳生各杂记所闻，以篡成斯传，不然，郑康成固见九共逸书者，苟非真出九共，康成宁为之作注耶？但又引盘庚曰若德明哉，汤任父言卑应言，又引酒诰曰 ：王曰封曰若圭璧皆古文所无，岂今古文独有乎？今无可考，然刘向以中校文校所传今文酒诰，有脱简一，谅业为补正。未闻酒诰复有增文也，或出后人附会，未必一一受诸伏生云。 又按：今汲冢周书，汉志正名周书，班固以为周史记，颜师古云：蓋孔子所论百篇之余，六朝人亦谓之尚书逸篇，观南史刘显传可见，传云任昉尝得一篇缺简，文字零落，诸人无能识者，显一见曰，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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