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事话题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作者：张静

新周期的一个深刻社会背景是中国社会结构以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执政基础变了，但工作方式还跟不上社会结构的复杂变化，导致社会建设方面问题重重，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

我主要想回应的是新周期政体或国体的整体性问题，为什么或如何获得公民的认同，用社会学的术语表达，就是一个整合的问题。包括社会的整合的问题。政府的控制权为什么会得到承认的问题。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普通人对社会怎么看、怎么想，他们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而不是从高层的角度怎么看、怎么想。前几天发生的事件就是很好的说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女儿带她坐高铁去成都看病，买不到全程坐票，在没有座位的阶段，她没有离席，结果就有人上来了，年轻人就要求老太太起身，老太太女儿说老人年纪大了，又是要去看病，能不能跟他挤一下，但年轻人断然拒绝。这件事在网络上热议，从大家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现在年轻人的思想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关键的是，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理，什么是道理，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过去的看法毫无疑问是非常统一的，在上一代人看起来，尊老是道理。但这一代年轻人就会认为，我买到票了，我就有坐在这儿的权利，你为什么不去买票，买更高级的票，总之你没有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占了我的座位，这是错的;如果我同情你，是我的情，如果我不同情你，是我的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代际问题，而是人们对自己生存环境及其中人与人关系乃至个人与其所在组织的责任、关系的认识，都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所以我认为，从执政、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对于中国社会究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进行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我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各种政策中，虽然对国际、国内问题都有一些判断失误，但对国际问题判断的失误要少于对国内问题判断的失误。对国内问题判断失误更多的原因在于，对于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哪些重大的、结构性的改变，缺少清醒认识，因此对于未来，我们应该怎么适应这样一些条件，来设计所有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政策，这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国内社会结构有这样几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一是我国正在从单位社会的利益组织化架构，转型进入公共社会。这也就是说，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新政权的诞生，我们把全社会进行了一个再组织化。这种再组织化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到国家的公共体系中去。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其所工作的单位或集体，与国家的资源体系发生关联，而且这种关联是国家承认的。这样一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观察过去十年，文科大学生的毕业去向就会发现，他们去到典型意义上的、组织化良好的单位的人数在锐减，而进入到市场组织的人数在迅速增加。

二是在城镇工作的人中，处于典型意义上的、组织化良好的单位中的人数，占整个城镇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差不多为22%。也就是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还有一个单位去应责他的问题，协调他的利益矛盾，庇护他，代表他与上级单位沟通，寻求利益政策等等。乡村组织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民间的协调系统，比如村委会的调解员，都已经倒闭，矛盾调解系统已经转移到法院，通过新系统来协调。同时，自然村减少了900多万个。

对比80代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别。调查结果显示，80年代时，有80%多的人认为，支配性的矛盾解决通道是自己的单位;90年代这一比重略有下降，为70%多。到2015年，这一数字仅为13%左右，为各种矛盾解决途径中的第六位。而且，在典型的单位中的人，解决问题，比如自己的工资低了、离退休待遇差，都会去找单位。在正规的单位里的人解决类似问题的能力是没有在单位里的人解决类似问题能力的8.5倍。这意味着，越来越少的人身边有制度化的通道和组织化的通道，将其与国家的公共体系联系到一起。这就是所谓单位社会正在向公共社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对于四分之三的人来说，曾经有过的公共身份不存在了。我并不是说要回到这种体制，而只是要表达出这一变化。政策只有在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变化之上，才是有效的。

第二个变化就是传统的社会纽带正在发生变化，这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小悦悦事件。小悦悦事件在村庄里不会发生，因为村庄里的人都对这个孩子负有责任，根本不可能置之不理。在一个高速流动的匿名社会中，除了监护人，没有人对她有责任。这就是传统纽带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过去勾连人们权利、责任、义务这些因素的纽带，比如共同体、村庄、家庭，宗族，现在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三个变化是原组织的再分配效率也在下降。比如说P2P融资平台系统，可以在7个月内成百上千倍的扩张。人们也不认识这个老板、这个平台，在完全不了解相关信用历史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还愿意这么做，就说明人和人之间，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新的、能够制造信用的机制，才能够吸引投资者。而这种吸引的机制不再依赖传统的人际关系，比如熟悉、知道历史、是朋友亲人。我觉得这些重大变化表明在过去三十年间，社会利益的组织化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认为政策还没有对这种新的变化做出反应或充分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台的许多社会治理政策失效的原因。比如在文革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是不确定性很高，非常动荡，但是社会基层没有出现大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单位体制的机能基本都存在，这是当时稳定的根本。在传统中国，稳定的根本也不在于皇帝体制，而是在于乡绅系统遍布地方。地方乡绅制度在1949年即已终结。1949年以后再建的重组织化的、以单位为核心的来整合社会、治理社会的系统，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瓦解。但这不是政策结果、主观结果，而是随着经济要素的各种变化，自然发生的变化。当下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现实，对于传统中国或50年代建立的中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情况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社会。我们今日政策和制度的根基，或者立基于对传统的认识，或者建立在50年建立的单位体制的认识上。但都没有建立在新的社会结构的认识上。

我认为，基于上述情况，未来的新周期如果想要达到稳定、达到长治久安，核心问题是在新的条件下面对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如何建立一种新的、保持社会公正的体制。过去我们的社会公正在士绅、单位制度中保存，基层秩序不需要上层操心。但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如何恢复机能，在基层的方方面面来解决和维系社会公正，我认为是在新的条件下取得大多数国民认同及获取领导权的关键。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基层建立了网格化的体制却没有作用?原因就是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缺乏一种认识。因为现有的治理方法，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没有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人际关系必然也发生变化，一个时代的到来就会发生重大变化。但如果仍基于对过去社会基础的认识进行治理，毫无疑问，一定无用。正如鲍曼分析德国变化了的社会所面临的新的问题时说，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用的，除非改变社会基础结构。我们可以关注，如何在基层建立起方便所有人使用的、连接到公共体制的通道。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及政策内涵在于，社会服从秩序的建立基于政府照顾到了每个人的利益。如果没有互相依赖的关系，个体没有渠道去获取国家的资源满足自己的生存，就不会认同。比如说经济平等，主要是一个财产收入问题。财产收入问题是一个可接受的差别，在中国已经被普遍接受，人们认为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社会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有一个制度化的通道表达诉求、获取公共资源的平等，是不可接受的差别。因为制度化的机会不同，我讲的是已经进入到公共系统的个人，要依靠一种什么力量，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目前没有。但这是解决社会平等绕不过去的问题。在基层恢复一些机能，对恢复秩序而言非常重要。我觉得该建立一种新的机制，比如新加坡在90年代时，建立了两个全国性的社区服务中心，又下设了七个社区服务中心，这些社区服务中心，在各个族群中都有德高望重者主管，均属非盈利机构，老百姓不用交钱，可以很便宜、很方便、很高效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关键是基层组织的角色不是看着你、管理你，而是代表你，协调你的问题，应责、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