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依 陈鹏｜基层社会治理：何以失效，何以有效？——读《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

中国非营利评论

第二十九卷 2022No.1

-书评-

基层社会治理：何以失效，何以有效？

——读《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

李依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生

陈鹏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摘要】本文以《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为例，在社会治理是一种可认识的知识的前提下，探讨和分析了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失效与有效的理论原理。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广泛的社会流动和工作组织的多元化发展使得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双重治理体系瓦解，社会组织化结构变迁，导致利益通达的结构性阻塞，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失效的深层原因。社会公正的维护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而这种机制具有多重组织形态与实践样式。作者提出要重视制度的品德，完善符合中国行政机体特点的行政发包制；重塑个体与公共的连接纽带，汲取中国特色反应性治理的成功经验，调整和优化社会公正新结构。这更新并深化了社会治理的相关知识，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社会治理；单位制；组织通道；社会公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任务，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重大转变，由此掀起了学界关于社会治理研究的热潮，涌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张静教授《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一书，立足于将“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可认识的知识”，通过使用来自基层社会的历史档案、实践案例或统计资料，试图探讨和解析社会治理的观念由来、历史演变、组织结构和模式特点，即着力揭示社会治理的“理论原理”。作者指出，与经济发展成就相比，中国的社会治理出现滞后，一系列问题正在显现。它们是什么问题？又是如何造成的？这是本书的核心关切。相较于把“社会治理”看成一种“工具技术”问题，张静教授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提出，一个社会实现有效治理，其核心在于建立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基于此，作者从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及模式方法三个分析维度，深入剖析了基层社会治理失效的机理，并指出了创新社会治理、重塑社会公正的方向和路径。

一 社会治理失效的表征

（一）“流动性困境”：广泛发生的社会流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经历着广泛而剧烈的社会流动，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变得日益难以有效应对。1982年，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是657万人，2010年增长为2.2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6.5%（国家卫健委，2018）；截止到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超过3.7亿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7%（宁吉喆，2021）。可见，我国的人口流动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整个社会已经从“生于斯、死于斯”相对静止的乡土社会转变为一个人口流动频繁的流动社会。在社会大流动的背景下，非固定单位和非固定地区的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劳动力跟随市场机会广泛流动。2020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达到了1.7亿人，这意味着农民离开原有村庄，以个人身份来到城市，失去了与公共组织的联系。在就业构成方面，截止到2019年，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的就业人数已下降到12.7%（国家统计局，2021a；2021b）。这表明，当下中国仅有少部分人口仍处于单位治理的体制中，更多的人进入私营企业等经济体制中，成为单位之外的个体。当越来越多的人随着社会流动，离开了原有组织的时候，单位治理的效能就大大消解。

（二）“多元化困境”：工作组织的多元化发展

在社会大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结构经历巨大转型，职业组织的多元化发展推动着单位制的解体，市场型组织广泛出现，使得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发生变化，引发了政治整合问题。与传统的单位组织相比，市场型组织在角色、职能以及责任使命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对等的竞争关系，各自分立，目标利益不同，不再是劳动者身边的应责和代表组织，基本没有政府代理的义务，无法承担社会治理的职能（张静，2019）。相关研究显示，我国18岁至69岁的就业人口中，体制内就业人员占17.4%，而体制外就业人员高达82.6%（李春玲，2017）。显然，在体制外组织就业的人成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新兴政治与社会力量。对这些人员的吸纳与整合，是新时期统战工作的重点，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然而在现实中，虽然体制外的就业者及其组织已经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但由于各种财政政策、竞争机会和资源分配的受益链主要沿着与国家行政有关联的部门延伸，体制外在“组织身份”上属于弱势，很少和国家体制的组织化通道对接。这影响了体制外人员的生存利益和资源利用，加剧了利益获得机会结构性不平衡。当人们身边的利益平衡社会机制缺位时，很多矛盾找不到解决的途径，社会不公正感逐渐累积，人们会通过上访、煽动互联网舆情、制造群体性事件等方式引发国家干预解决问题。

（三）“政治化趋势”：基层社会情绪的政治化趋向

相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社会滞后问题日益显现，表现为社会冲突事件日增、不同阶层的价值分歧严重、人际信用关系式微、行为预期不确定性增加、社会情绪政治化凸显（张静，2019）。其中，公众的社会情绪政治化现象逐渐增多，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挑战。这表现为，网络环境中政治气氛愈发浓厚，网络问政方式活跃，网民倾向于将各种社会问题归因作政治解释。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问题，有加强社会整合和放大现实社会冲突的双重面向（梁兴国，2012）。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突破10亿人，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群体，网民可以借助互联网新媒介传播的特性，在短时间内聚焦热点事件，但是由于网民信息匮乏，容易引发网络谣言，若政府有关部门与民众沟通不畅，则易引发重大的网络舆情，助推现实中的个人事件发展成为社会冲突乃至形成群体性事件。在现实的社会冲突事件中，大量处于冲突中的成员与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民众对公共权力机构的不信任，严重冲击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合法性（谢海军，2014）。可以说，在当今互联网时代，网络舆情引发的现实社会冲突和“群体极化”现象，对现有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 社会治理失效的机理

中国基层的社会治理为何会失效？针对这一经验问题，学界从“社会经济变迁”、“政治制度”、“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干部的道德”等多个角度作出了解释，但通过分析，张静教授认为有一些更基本的影响因素有待揭示，她尝试进入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变迁脉络，探寻社会治理失效的深层机理。

（一）传统治理结构的构造

在传统中国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有限，社会的同质性较高，社会成员处在由亲密联系维系的熟人社会关系中，资源流动与分配途径为行政组织所垄断。在此基础上，传统中国治理结构分为上层管制系统和基层地方管制系统，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统一及基层社会分治的特点。费孝通先生针对中国古代专制皇权和基层地方社会权力关系，提出了“双轨政治”的概念，即国家权力从中央抵达地方的自上而下轨道和地方权力自下而上影响皇权的轨道并行（费孝通，1999）。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个层面，在这种分治体系下，地方绅权具有实际的管辖权力，皇权总是通过绅权即地方权威，来治理地方社会。近代以后，出于征兵和税收的需要，国家改变了传统的官员委任和机构设置，基层权力来源由地方变为中央系统，地方权威成为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分支（张静，2019）。20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重组，政府和工作单位分别承担不同的职能，形成一种双重治理体系。从治理架构运作来看，国家机关或公务人员，并不直接接触大众，人们所处的单位作为政府的“代理”机构，在公共体制和社会成员之间承担着代表、协调、连接、应责的政治功能，在基层发挥纠错职能，提供了最关键的公共品：“解决社会问题，供给社会公正。”从社会成员和公共组织的关联角度看，工作单位承担了重新组织化公共关系的任务，这种双重治理结构体现出连接通道的单一性、政府责任的间接性、辖区的分割性特点（张静，2019）。可以说，单位在公共与个体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是国家“整合能力”的结构性基础，这种“新”双重治理体系的效用，是社会治理得到维系的重要原因。

（二）双重治理体系的瓦解

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条件与传统中国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完全不同，表现为中国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改变，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再是局部封闭的熟人社会，而是流动的、异质性的公共社会，社会治理也由单位社会的治理变为公共社会的治理（张静，2019）。这表现为人口流动范围广泛、社会关联异质化、由市场主导资源的分配、各类工作组织多元化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原来的组织，单位的社会治理角色不断收缩，传统的组织失去约束力。这预示着社会治理的组织化结构出现从单位社会走向公共社会的重大转型。单位作为政府代理的中介，关键作用有两个：一是桥梁作用，负责将个体和更大的公共体制连接起来；二是利益平衡作用，负责在基层纠错、协调和解决利益冲突（张静，2019）。“连接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对社会治理非常重要。个体是否在组织化的社会体系中占有位置，是影响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而单位制的解体，使得连接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的机能逐渐失效，破坏了基层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制。在新的社会现实背景下，没有新的组织替代单位成为个体与公共的关联通道，发挥连接、协调、应责、代表、庇护的作用。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在基层承担治理职能的组织大大减少，单位治理机能逐渐瓦解，这是基层社会治理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利益平衡机制的失灵

由于社会组织化结构的变化，大量的社会个体失去了拥有组织渠道连接国家体系的结构身份。个体与公共的制度化关联中断，社会利益的结构通达和协调发生阻塞，引发政治问题。中国转型社会的资源分配分为市场体系和行政再分配体系。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进入体制外的工作组织，变成游离于单位和地区的人。中国社会的现状是体制外的就业者成为多数，是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体制内外的成员和组织存在差异性的组织关联系统，体制外的社会类别尚未完整纳入国家领导的中心体制内，缺少组织通道代表利益和解决问题，产生了利益通达的结构性阻塞（张静，2019）。由于社会组织化结构变迁，社会变成了公共的，但利益协调机制却不是公共的。随着社会流动增强，非固定单位以及非固定地区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诉求无法上达，也无法得到有效回应。由此产生了政治性后果，公共组织的内聚力弱，其获得社会认同的中心地位无法建立，因为它和人们的切身利益缺少关系。这样，人们自然希望改变这些公共制度。可以说，进入公共社会之后，个体与公共体制之间的连接机制失效，原有的“利益平衡机制”瓦解，人们无法利用公共渠道来获取权益。在个体与公共体制之间，缺乏关键的机制来发挥利益平衡的作用，这是社会矛盾急剧发生的深刻根源。

三 重塑社会治理的效能与路径

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观念、组织、方法，基本建立在1949年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与现在不同。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当代社会治理的社会条件、组织形态和社会类别，更新社会治理的理念、组织及方法。为应对社会治理失效的难题，学界从强化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路径，有人建议“新乡绅制”，有人建议“合作社制”，有人建议“网格化社区管理”。张静教授认为，真正治理着社会、能够有效形成社会服从秩序的，是“社会公正”的维护机制，它们为社会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品：维护利益平衡（张静，2019）。社会治理困境解决的关键是再造组织建设背后维护社会公正的机制，这需要重视制度的品德。同时，作者阐释和剖析了中国的行政发包制何以可能，以及这一制度对于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作用。最后，作者提出维护社会公正机制的具体方法是再造个人与公共组织的连接渠道，吸取反应性治理的成功经验，重视组织渠道平等对社会治理的意义，来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制度的品德

在双重治理体系瓦解之下，需要塑造维护社会公正的新结构，而这种结构的维持需要有制度的品德。张静教授围绕“制度有没有品德？”这一问题，探讨了“制度”和“品德”之间的关系。讨论的共同前提是，道德的运行需要有社会基础。作者区分了传统熟人社会与现代陌生人社会，解释了社会道德需要被制度约束的原因。传统社会关系稳定，熟人社会同质性强，享有共同的规则体系，行动者能够预见行为的后果，道德约束力较强。而在高度竞争的陌生人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异质性强，人们往往无法保证他人的认识及行动和自己的在道德上保持一致，人们丧失行为后果预见性，就无法产生道德行为。因此需要用制度规则规范行为，增强道德性。关于如何建立制度的问题，张静教授分析了制度与人性的关系，人有两个面向，“具体的人”和“一般的人”共同构成人性，制度建立在整体人性的基础之上，而制度要想在陌生人社会覆盖全面，需要关注每个人的共性与特性，也就是需要建立在对完整人性的认识和理解上。违反制度损害了社会生活所依赖的公共伦理，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赖，损害了人们对共享预期的信任。这些东西都属于公共利益，与所有人关切的生存环境与公共伦理息息相关。只有合乎公认道德的法规才能立根，人们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内心认同并尊重制度（张静，2019）。制度背后的伦理价值是社会治理的有力支撑。对制度规则是否有品德这一问题讨论的意义，在于纠正治理者对制度改进的态度。张静教授认为，只有深刻认识到法治具有道德基础，相信制度规则和社会政策具有品德面向来设计制度、解决问题，才能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开辟新的路径。

（二）行政发包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总体性支配权力被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渠敬东等，2009）。理解并运用中国政府内部嵌入的相对分权和市场化的发包制，是解决和应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失效的有效方式之一。行政发包制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发包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是居于科层制和外包制之间的一种混合形态。在社会治理领域，作为“强政府”的地方政府通过分包制的制度结构发挥着主要作用（周黎安，2014）。中国行政机体的组成结构，其内部真实的组织关系与多元角色，是发包制产生的基石。与纯粹的行政命令和权力支配不同，行政发包制成功地在上下级行政组织间保持了一种弹性关系。双方权力交换让上下级各有所得，下级会更加积极地执行上级的任务，从而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碍（张静，2019）。作者还揭示了发包制隐含的内容，中国治理体系不是运用立规授权定责，而是采用组织机制和动员机制推进行政工作。界定职责和权限不是通过制度，而是通过人，在行政活动中，规则往往不是真正的授权来源，只有领导指示才有授权作用。作者认为，这一隐性授权渠道，非常适应不立规的行政管理。社会中大量组织，不需要规则分配权力和责任，可以通过发包获得公务权力。例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也是通过发包授予公权力的一种形式。在形式上统一，实际上多中心治理的组织现实下，行政发包制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产生行政协调难、上级与下级利益相悖的难题。张静教授认为，承包方的行政不配合，客观上可以有效抵制不良指令对基层社会的损害，保护地方群体的利益。在行政发包制的运行中，上级政府默许基层组织的多重角色：基层组织不仅是一个治理的角色，还有代表、应责、连接、协调等职能，具有社会承认的基础以及历史和制度的支持（张静，2019）。承包方具有不可替代性与不可消灭性，其正当性是多元利益组织化和行政单位制的重合。行政发包制不设明确的控制权范围，通过默许、交换和隐性授权，将目标和利益不同的组织融为一体，形成了今天治理体系中的混合共生状态（张静，2019）。当前，在条块治理的背景下，代理机构承担一部分职能，而承接后获得的隐性收益实则是一种市场机制，这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在分权的同时降低自身风险，推进协同治理。

（三）连接性纽带

社会公正的维护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中国社会条件发生改变、公共社会治理的现实背景下，由于组织化结构变迁、利益平衡机制失灵带来的社会治理危机的解决，要特别重视组织化通道对于建立社会平等的作用；特别重视社会中介组织发挥连接、应责、代表、协调职能的重要性（张静，2019）。政治连接纽带在异质社会中更具社会整合优势，通过选择性竞争程序的设置，跨越社会类别，消解权益纷争，协调社会分歧。从政治连接的角度出发，针对中国社会变迁中大规模的组织分化现象，作者提出，当前体制外就业者占大多数，但缺少组织通道代表利益和解决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化关联使之进入。张静教授认为学者需要切合中国实际，采用基于现实、贯通过去与未来的动态体察，寻找从“体制内外”描述差异的新框架，关注资源利用资格和组织关联对于社会公正评估差异的影响，构建一个标准来解释体制内外劳动者价值分歧因何产生，深入中国单位制与市场化组织变迁的历史，认识中国独特的社会组织化结构（张静，2019）。面对当前体制内外个人与组织的连接通道差异较大、体制外尚未完整纳入国家领导的中心体制的现状，张静教授认为新时期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是回应组织结构变迁带来的治理挑战，即广泛团结不同的社会类别，广泛吸纳组织关联较弱的体制外人群，建立它们和中心体制的结构关系，建立组织化通道对于构建社会平等的作用，提升社会的整合度（张静，2019）。社会公正的维护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而这种机制具有多重组织形态与实践样式。模仿过去的单位制重建基层管制网格的做法，只认识到单位具有管束职能，但未触及问题的本质，关键在于重建个体和公共之间承担应责、代表、协调和勾连角色，发挥社会利益平衡作用的机制。

（四）反应性治理

张静教授剖析了中国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提出相对于社会治理模式而言，当前的中国社会治理体现为一种不断适应社会状况变化的“反应性治理行动”，虽然不能称其为模式，但仍然可以概括特点。作者认为可以把中国社会治理经验总结的重点放在多样化的治理实践方面。第一，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其高度地方化和个人化，各级决策者拥有很大的裁量空间，他们根据面临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在稳固执政权力的考量下，加强掌控，同时根据社会的需要不断调整有效的方法。例如，在中国社会一个普遍突出的现象是对政策的“选择性执行”，使政策执行结果偏离初衷。这让基层治理普遍产生三个悖论现象，即政策统一与执行灵活同在，强势激励和目标替代同在，官僚非人格化与行政关系人缘化同在（张静，2019）。这些悖论让上级政策难以完全被基层执行，而基层可以通过共谋行动，阻止不良政策的破坏性干预。这表现在，上级对地方社会治理一般只确定方向和原则，对具体事务没有明确指示，给地方不断试验的机会，上级根据试验的结果判定基层经验的价值。中国社会治理保持着试验权在基层、选择权在上级的格局。第二，中国的反应性治理存在大量非正式渠道的运用。这些渠道疏通了重要的利益、价值和影响力，平衡补充正式渠道。比如，在正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很难发现不同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通道，这是由于人民代表主要由各地官员组成。在转型期的中国，由于社会组织化结构变迁，个体与公共的连接通道丧失，新产生的体制外社会类别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可能会通过非正式的关联来争取机会和保护。反映在治理过程中，是利用大量私下的接触渠道甚至私人关系（Deng & O’Brien，2013）。在实践中，存在利用私下接触渠道等非正式关系对决策者施加影响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反应性治理行动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引发的对特定条件以及执行人的依赖导致治理难以推广，客观上“悄悄对抗”治理方式的制度化进程；其次，将社会治理视作“摆平”问题的方法，却缺少清晰理论系统支撑的工具思维，亦在客观上“静静消解”着深度认识原理的必要性，这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巨大障碍。当前国内学界关于治理理论的研究，更多介绍和套用国外治理理论，反思国外治理理论的少，立足本土实际，运用和建构本土治理理论者少（郑杭生、邵占鹏，2015）。社会治理理论的缺失，对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实践提出了挑战。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需要在总结原有社会治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出系统的社会治理理论，来回应社会对善治的需要。

作为一本具有理论分量的著作，《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一书围绕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展开，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危机产生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探讨和解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失效与有效问题，反映和体现了作者构建本土化社会治理理论的取向。中国的社会变迁、广泛的社会流动和市场型组织的发展，使得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双重治理体系瓦解，丧失个体与公共的关联通道，造成利益通达的结构性阻塞，基层社会治理失效。作者认为，要继续发挥单位的治理效能，我们需要的不是再建一个类似的组织，而是挖掘组织背后的机能。单位制背后的社会公正维护机制才是社会治理的关键，而这种机制具有多重组织形态与实践样式。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重点，应该在“平衡利益，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再造上（张静，2019）。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基层网格应广泛吸纳与公共组织关联较弱的体制外人群，在个体和公共之间发挥连接、协调、应责、代表、庇护的作用。由此，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整合能力。

针对社会治理的组织通道、体制内外分类结构、单位制解体等议题，学界有不同的发现和认识，尤其对转型社会原有单位的功能和作用问题，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学术观点。在张静教授看来，中国经历市场化转型后，单位制逐步解体，单位的组织机能也随之消失，国家失去了对社会整合的结构性基础，因此社会治理难以维系。单位组织解体后，各类组织多元化发展，体制内外组织与公共的关联差异，引发两种身份获取权益的不平衡性，体制内身份的人更容易实现权益，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有学者指出，尽管单位制解体使得个人对单位的依赖弱化，个人行为的自主性增强，但是在多元社会环境系统中，单位仍然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维度（李汉林，2014）。也有学者认为，在后单位社会背景下，虽然在体制内组织中出现了单位制的“返祖现象”，但是在体制外组织，社区构成了单位之外的另一领域，社区复合多元的“重层结构”，使得基层治理形成了一种与单位完全不同的“网格化”机制（田毅鹏、薛文龙，2015）。还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存在一种“新单位制”，指体制内外治理结构，体制内组织与地方政府、党组织共同参与对体制外空间的合作治理，这一机制在国家治理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之间发挥了“制度节点”的作用，从而形成体制内组织的单位治理和体制外空间的社区治理并存的双轨制结构（李威利，2019）。这都为解决当下中国社会治理危机提出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另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治理主体问题。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强调，治理的内涵之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指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斯托克，1999）。俞可平认为，“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在主体及其关系以及权力的运行方式上均存在差异（俞可平，2000）。社会管理主要是以政府为单一行为主体的管治行为，它以政府为权力中心，是行政权力对管理对象的单项管理，缺少灵活性和互动性；而社会治理则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旨在形成一种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等多元主体协调互动的治理状态（向德平、苏海，2014）。张静教授在本书中所讨论的议题重点在“社会治理”的广义概念，更多的是从国家治理和组织治理实践的角度去探讨社会治理的观念和方法，在对治理规则、组织架构、组织分化、政治整合、利益平衡等中国社会治理的基础性问题的讨论中，更多立足于对政府这一治理主体的深入分析，对“市场”“社会”“民众”等其他治理主体的关注相对少些。当然，这与中国复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境有关。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领域，除政府以外，其他主体尚不能有效担任政府职能转变和功能下放的载体。我国基层社会的治理效能还需提升，公众参与治理的渠道并不完善，这也是社会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社会治理理论旨在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而现行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不能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这就更迫切地需要打破基于管控思维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有效激活和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社会治理思想（孟繁佳、王名，2020），积极探索和构建现代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路径。

集刊简介

《中国非营利评论》由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主办，创刊于2007年12月，是国内第一本非营利组织、公益慈善与志愿行为研究的专门学术刊物，自2013年起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15年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各学科领域集刊综合排名第一名，2018—2022年连续五年荣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度优秀集刊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