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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论著的燕瘦环肥： 说“读史札记”的价值和意义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样的说法曾经被认定为胡适的话，反复受到批判。已经有人指出，胡适其实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根据文化学者谢泳的分析，这句话是由胡适的长篇演讲稿《实验主义》中的一种说法变化过来的，然而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胡适的这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这段话是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① 论者分析说，这句话是如何流传开来的，一时不好查考，但可能与冯友兰当时的一篇文章有关。冯友兰在批判胡适运动中写了《哲学史与政治一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底关系》一文。其中有一段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② 其实，如果从史学的文化魅力来看，少女的比喻或许是适宜的。我们如果借用这样的说法来讨论史学论著的体裁和形式，自然也会注意到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中所云“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的情形。 时下最被看重的史学成果的载体，是论文。现今一些学术机构的价值评定系统，对于论文的品评，又有若干附加的条件，例如刊物的等级，摘引的频度，篇幅的长短等等。实际上，论文这种形式的通行，对于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而言，是相当晚近的事。 中国传统史学的成果，丰富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也充实了人类知识的宝库。就其学术积累而言，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进行图书分类的《隋书·经籍志》为例，其中所著录的史部书籍多达13264卷，竟占到经、史、子、集四部合计总数31694卷的41.85%。而王阳明“《五经》亦史”，章学诚“《六经》皆‘史’”等说法，又指出在史部以外的著述中，其实也多有史学成就。 然而，中国传统史学这些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论著，长期以来，并非是以今天人们眼界中的“论文”的形式发表流传的。 今天，“论文”似乎已经成为工业化社会学术生产的标准化形式。一二三四，起承转合，脚注尾注，提要关键词……程式和规范的严格，助成了新的“八股”的出现。为了适应根据常规预设的框架，于是又有言辞空泛、声势虚张甚至随意“注水”的现象发生。 我们看到，即使20世纪论文形式开始兴起之后，一些史学大师的研究成果，其实也并不是以这种整齐划一的形制生产的。有的学者认为有必要为高校历史学科的学生选编史学论文的范本，如果严格按照现今的论文格式规范要求，估计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的许多杰作也难以编列其中。 清乾隆《御选唐宋诗醇·凡例》写道：“李杜名盛而传久，是以评赏家特多。韩白同出唐时，而名不逮。韩之见重，尤后于白。则品论之词，故应递减。苏陆在宋，年代既殊，名望亦复不敌。晚出者评语更寥寥矣。多者择而取之，少者不容傅会。折衷一定，声价自齐。燕瘦环肥，初不以妆饰之浓澹为妍媸也。”关于诗人“名望”所以差异，论说未必中肯，然而最后一句，却指明了内容和形式之关系的真理：“燕瘦环肥，初不以妆饰之浓澹为妍媸也。” 学术的“品论”和“评赏”，应当首先重视内容，形式方面“妆饰之浓澹”，不是判定“妍媸”的主要标准。清人陈维崧文集《陈检讨四六》卷12《毛大可新纳姬人序》中的话，借用来作为史学形式的评语'，应当以为同样说得精当：“燕瘦环肥，要缘风土；越禽代马，互有便安。”此所谓“风土”，本义是空间概念，或许也可以移用以为时间概念，则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王杨卢骆当时体”的诗意，似乎也隐含其中。 “札记”，就是传统史学的“当时体”。许多中国史学名著都是以“札记”的形式面世的，如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咳余丛考》等，虽赵翼《咳余丛考小引》谦称“睹记浅狭，不足满有识者之一笑”，而内心实有诸如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和《与杨雪臣书》“自信其书之必传”的自负。这些论著确实对后来学人产生了长久的学术影响，在史学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论著均以札记形式存世。 近世史学学者仍多有沿用札记形式发表学术创见者。如顾颉刚《浪口村随笔》，后经增订，辑为《史林杂识初编》，由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出版的10卷本《顾颉刚读书笔记》，经顾颉刚先生亲订、并由后人整理，学术价值尤为珍贵。此外，三联书店1958年出版的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钱钟书《管锥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贾敬颜《民族历史文化萃要》，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吴承仕《检斋读书提要》、大连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罗继祖《枫窗三录》等，也都是治史者不能忽视的名著。有的学者将论文、札记、报告以及演讲稿的合集题为“札记”，如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也说明对“札记”这种学术形式。 遗憾的是，在通行学术价值评价系统只承认专著和论文的今天，“札记”这种精要、简明、活泼、朴实的学术形式，由于主题相对具体，篇幅相对短小，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似乎已经失却了能够参与学术品级竞争的基本资质，被排除在基本评价体系之外。人们似乎忘记了“短长肥瘦各有态”的古语，愿意将史学论著封锢在单一化的框架中。 好在有若干学术品位较高的史学刊物，对于这种学术形式仍然予以足够的重视，如《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史学月刊》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等，给读者和作者保留了一种特殊的学术空间。 《历史研究》读史札记，栏目的学术优越性，因为编者的重视，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以2000年以来的情形而言，自2000年第1期至2004年第2期，出刊26期，发表文章合计416篇，其中读史札记“42篇，篇数占总数的10.1%”。实际上，“读者来信”、“讨论与评议”，以及“书评”和“学术述评”栏目中的有些内容，也可以归入“札记”的范畴。郭松义、高世瑜、商传、赵世瑜、定宜庄、李伯重、李小江的笔谈“《历史、史学与性别》（2002年第6期），其形式也与“札记”多有相类似处。可知《历史研究》发表的成果中，“读史札记”一类占有相当重的分量。 《历史研究》“读史札记”栏目下，多有学术珍品面世。阎步克《北齐官品的年代问题》（2001年第3期)、杨天石《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吴稚晖》、薄洁萍《乱伦禁忌：中世纪基督教会对世俗婚姻的限制》（2003年第6期）等，都是质量相当高的成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读史札记”发表的作品中，多有利用考古资料研究的收获。如赵世超《浴日和御日》、刘宗汉《〈叔方鼎〉“王乎殷厥士赍叔”解》（2003年第3期）、孙继民《黑水城宋代文书所见荫补拟官程序》（2004年第2期)等。 新出考古资料尤其受到重视，如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2003年第5期)、田旭东《张家山汉简〈盖庐〉中的兵阴阳家》（2002年第6期）、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载汉代气象资料》（2002年第4期）、葛承雍《唐代长安一个粟特家庭的景教信仰》（2001年第3期）等，或以观点新异，或以见解深刻，都有较好的学术反响。2001年第4期刊发的“读史札记”栏下“走马楼吴简研究”一组7篇短文，即王素《吴简所见“调”应是“户调”》、罗新《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孟彦弘《释“还民”》、韩树峰《吴简中的口算钱》、侯旭东《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汪小 《吴简所见“肿足”解》及刘聪《吴简所见“关邸阁”试解》，尤其使读者感觉到老刊物的新生面。 这组文章切近学术前沿，就选题和内容而言，学术含量也较高。虽然讨论的都是很具体的问题，却都能以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相结合，发掘新史料，提出新见解。关心这一时期历史文化的学者，关心简牍研究的学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启示。这组文章的作者中，汪小、刘聪是在校硕士研究生，然而对于这一专题的研究都是肯于用功的先行者。其成果能够在《历史研究》刊出，也体现出《历史研究》鼓励和推奖史学新人的好意。 事实上，“札记”的形式在新的学术环境下的生命力是显而易见的。互联网上史学网站许多讨论具体学术问题的帖子，就具有传统学术形式“札记”的品性。 建议《历史研究》“读史札记”栏多发表讲究实证、文字简练、有新见的学术短文，以继承古来学者以学术札记、学术笔记、学术随笔形式阐发新义、阐发深义的传统。这样也有益于扩展《历史研究》的学术容量。如果能够在适当时候如2001年第4期那样发表成组的以新出简牍为研究对象的“读史札记”，当然也是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研究者所共同希望的。 注释： ①《胡适作品集》第4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 ②《胡适思想批判》第6集，三联书店，1955年。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4年第四期，摘选自“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系列笔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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