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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的用意，当然是彰显唐高宗的赫赫武功，在他的统治下，蛮夷归心，甘愿臣服。其实在唐太宗昭陵内也有类似的石像，但数量不及乾陵的四分之一：“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等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李世民、李治父子能有这样的功绩，自然离不开那些英勇善战的将领们。
记得在上周文章末尾，留了个问题：在你心目中，所有在唐高宗时代生活过的将领里，哪一个可以称为大唐第一名将？有人说薛仁贵，有人说苏定方，有人说刘仁轨，这都没什么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可有不少人在评论区里写了“李靖”，这就不大对了。李靖固然战功赫赫，但他与李世民都在贞观二十三年陨落，更巧合的是，他只比唐太宗早死了八天，没有活到李治接班的时候，所以答错的读者有点可惜。但是在《新唐书》与《旧唐书》中，李靖都与另一位名将被安排在同一个列传中，那位名将是谁？ ——也许你博览群书，早已猜到了，他便是李勣李大帅。
说起李大帅的战功，那绝对是数一数二，被后人高度认可。从他陵墓的封土便可看出，“其冢象阴、铁、乌德山，以旌功烈”，李治依照汉朝名将卫青、霍去病的先例，将李勣的坟头做成阴山、铁山、乌德山的形状，以表彰他在对阵东突厥、薛延陀时立下的不朽功勋。其实在唐太宗继位之前，只有三十多岁的李勣就已经是身经百战的名将了，大业末年，他还在瓦岗寨混的时候，就曾斩杀过隋将张须陀，不久，朝廷又让王世充攻打李密，李勣又在洛水将其击败；后来换了山头，跟随秦王李世民征讨刘黑闼、徐圆朗，与赵郡王李孝恭讨伐辅公祐，都有杰出表现。在平窦建德、王世充后，论功行赏，李世民为上将，李勣为下将，两人都穿金甲。二十年后，李世民甚至对侍臣说：“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耶？”把李勣比喻为一座活的万里长城，充分显示了对他作战能力的信任。
作为一位老将，在尸堆里摸爬滚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人流血是常有的事情。从李勣杀人的目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境界不断提高，他说： “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救人以死。” 一开始见人就杀，十四五岁时心情不好的时候杀人，十七八岁，打仗才杀人，到二十岁，彻悟了，原来带兵打仗的目的不是为了杀多少人，从中获得多少快感，而是用战争结束战争，救黎民于水火，使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免受涂炭之苦。
李治登基以后，就很少派李勣出征了，因为他是先帝的顾命大臣，当朝宰相，皇帝的高参，不容有闪失，而且年事已高，已经六七十岁，战争对将领的体力、心智都是很大的考验。很少出征并不意味着没有出征，当高句丽出现内乱，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唐朝倾斜，为了保证战役的胜利，年过七旬的李勣依然被委以重任，挂帅东征，并完成了任务。不过大部分时间中，李勣主要还是坐镇中央，毕竟早已证明过自己的实力。这一时期在战场上比较出彩的是苏定方、刘仁轨等人，苏定方的年龄实际上比李勣还要大，早年跟窦建德干过，贞观初年与李靖一起大败颉利可汗，可奇怪的是，两唐书的《苏定方传》写他贞观初打完东突厥，被封为左武侯中郎将之后，就没了下文，然后就从永徽年间开始说起了，中间的二十多年，不知道苏定方干了什么，有人说可能是没立过什么战功，所以史书没记录，但考虑到他的水平，不应该呀。比较靠谱的可能是史料有缺失，或者苏定方遭到了封杀，原因有可能是他跟随过窦建德，有污点，被当局忌讳。当然，只是猜测而已。
作为同时代的名将，后人总喜欢拿他们相互对比。例如说到薛仁贵与李勣，清代的蔡东藩就曾说： ”薛仁贵，将材也，李勣，将将材也，仁贵三箭定天山，遂以成名，实则勇敢二字，足以尽之。及从征高丽，破男生，救高侃，进拔扶余城，以少胜多，有战必克，贾言忠所谓勇冠三军，良非虚语。但亦由李勣之为统帅，知人善任，始则留为巡徼，继则任其进攻，终则自行应援，不掣肘，不惎能，然后仁贵得以建立巨功，扬名千古，乃知李勣固一将材也。否则如郑仁泰之为大总管，出征铁勒，虽有仁贵之迅定天山，而其后卒丧功而还，同遭弹劾，统帅非人，将勇亦不足恃耳。“ 蔡东藩认为薛仁贵骁勇善战，是个将才，而李勣知人善任，是个帅才，辽东之战，如果没有李勣的运筹帷幄，对全局的规划部署，薛仁贵恐怕也发挥不出自己的武功，就像之前征讨铁勒九姓，唐军以郑仁泰为帅，纵使有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壮举，可结果呢？唐军先胜后败，涉事将领遭到朝臣弹劾，薛仁贵只是功过相抵了事。后来大非川之战，薛仁贵首次担任主帅，但他并没有能像李勣一样，能驾驭住部下郭待封，最终内部不和成为了全军覆没的原因之一。如果从整个人生来看，薛仁贵后期比较坎坷，又是免职又是流放的，而李勣则不然，他位极人臣，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去世，唐初的七十六相当于现在的八九十了吧，长寿也是种能力，身为皇帝，李世民嗑过药才勉强活到五十。李帅不光命长，还生荣死哀，数十年在政坛屹立不倒，颇有心得。 遥想当年，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登上帝位后，为了让他们老刘家的江山万万年，曾对功臣韩信、彭越等痛下杀手。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八百年，李勣与昔日的韩信处在类似的位置上，可是悲剧却没有重演，李勣不光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还让自己荣华一世，深受皇帝信任。 显庆三年，随驾前往东都途中，李勣身体有恙，唐高宗闻讯后亲自探望病情。封禅泰山时，朝廷任命李勣为封禅大使，武皇后听说老帅有一位姐姐，年老，寡居多年，就住在滑州旧宅，为了表达帝后二人的心意，武皇后亲自看望。李勣病故后，唐高宗辍朝七日，下葬当天，皇帝带着太子来到未央古城，登楼目送，感极而悲，戳中了泪点，痛哭流涕，“哀恸悲感左右”。
李勣身居高位数十年，在这偌大的朝堂里，不知有多少大臣进进出出，你方唱罢我登场。长孙无忌、褚遂良、杜正伦、来济、李义府、上官仪……他们有的被杀，有的被贬，有的病故，宦海沉浮，尔虞我诈，饱尝人生冷暖。朝堂这个地方水很深，不好混，政治家更是高危职业，伴君如伴虎，那么李勣何以岿然不动？ 个中原因，一来是李勣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皇帝离不开他。二来是是李勣能够认清自己的位置，时刻保持一颗低调的心。李勣的权力、高官厚禄是通过战功获得的，封赏是李世民、李治父子给的，不是因为依附哪个大臣上位。身为一个高级武将，他不轻易参与到朝廷中的党争，而是保持低调的心态，不偏不倚，不得罪人。就算要站队，也要在形势明朗后，跟最高统治者站在一队，不要跑到皇帝的对立面。
贞观末年，薛万彻曾被李世民称为“三大名将”之一，与李勣、李道宗齐名，可他却加入魏王党，与房遗爱眉来眼去，并多次在军中妄议中央，表达对朝廷的不满，结果先被唐太宗流放，后又因高阳公主谋反案掉了脑袋。论作战能力，他一点都不差，可政治智慧远不及李勣，管不住嘴巴，喜欢逞一时之快，最终结局黯淡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废王立武”的关键时刻，面对托孤大臣咄咄逼人的攻势，李治需要一向沉默的李勣表态了。可是李勣怎么做呢？他先是称病，不与长孙无忌正面交锋，后来皇帝等不及了，单独召见，要他必须表态，给准话，他说了句：“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明明是支持的，还要给人一种保持中立的感觉，谨慎到了这个份上。
麟德二年，封禅车驾经过濮阳境内，李治问一个叫窦德玄的大臣；“濮阳被人们称为帝丘，这是为什么呢？”窦德玄听后一脸呆萌，竟无言以对，见状，饱读诗书的许敬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以前颛顼曾居住在这里，所以叫帝丘。”事后，许博士跟其他人吐槽：“当大臣呀，就不能没学问，我见窦德玄傻在那里，心里实在羞愧。”窦德玄听后表示不服，说：“人都有擅长的，不擅长的，遇到不会的，我总不能不懂装懂吧。”李勣听说后，没有站在哪一边，而是就地打圆场，说： “敬宗多闻，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矣。” 都好都好，都别吵了，两边都不得罪。
还有一次，李治责备大臣们不劝谏，你们这些大臣，怎么都不给朕提意见呀！当年我爸在位的时候可不是这么玩的，要你们何用。可大臣们哪敢说话呀，之前贬谪、诛杀了好多官员，见识到了皇帝的雷厉风行，毕竟祸从口出，万一轮到自己了呢？于是都鸦雀无声，场面非常尴尬。关键时刻，又是李勣出来当好好先生，你想呀，要是他说是皇帝的错，领导不高兴，恐怕得吃不了兜着走；要是说是大臣们的错，同事们不乐意，明明是皇帝的锅，凭啥我们背？肯定会嫌弃李大帅。那么李勣怎么说呢？他说：“陛下所为尽善，群臣无得而谏。”你看，一箭三雕，既没有批评皇帝，也没有得罪大臣，还让李治下了台面，不用僵持在这里。尽管是拍马屁的话，但也能缓和气氛，至少不为自己树敌。
不光自己低调，李勣还奉劝后生晚辈也要低调，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渭南尉刘延祐，“弱冠登进士第，政事为畿县最”，读书的时候成绩好，是学霸，二十岁考上进士，根据俗语：“三十少进士，五十老明经”，刘同学绝对是同类中的佼佼者；后来步入仕途，政绩又是最好的，可以说是春风得意、年少有为，赞扬之声必然不绝于耳。可是李勣却给他泼冷水，告诫道：“足下春秋甫尔，遽擅大名，宜稍自贬抑，无为独出人右也。”你年轻有为，名气很大，羡慕你的，嫉妒你的，看你不爽的，暗中放冷箭的，肯定大有人在，所以你应该适时退一步，贬低下自己，不要鹤立鸡群，过于高调。 李大帅的仕途貌似很顺，看到这里，肯定会有人想起他的一次被贬经历，事情发生在贞观二十三年四月，此时李世民已经病入膏肓，为了帮儿子笼络人心，他故意下旨将李勣贬为叠州刺史，一旦自己驾崩，李治继位，立马由新皇帝提拔他，如此一来，李勣肯定会对新君感恩戴德、誓死效忠。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李世民到底有没有动过杀心？比对下《旧唐书》与《资治通鉴》，会发现表述确实不一样。在《资治通鉴》里，李世民说过：“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要是李勣被贬后，不愿意走，来回观望，就提他的人头来见。可在《旧唐书》中，则没有类似的内容，只是要求李治提拔他而已。
究竟是两唐书的说法可信，还是《资治通鉴》的说法靠谱呢？应该还是前者的可能性大些。《资治通鉴》的这个说法并非司马光原创，其实是来源于一本叫《隋唐嘉话》的笔记小说，作者刘餗，生活在唐玄宗时期，内容取材于民间的传闻等，并不一定准确。就好比现在坊间流传的白宫秘史一样，有真有假。考察之前李世民与李勣的关系，可以发现是相当要好的，有一次李勣生病，医生说胡子烧成的灰可以治疗，于是李世民把自己的胡子剪下来做药引。李治刚被立为太子，李世民就跟李勣交代过，要让他辅佐新君，李勣听后“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既然如此，就不大可能再去打乱权力交接的部署，对一个重臣动杀心。可能又有人说了，会不会这些内容也是不真实的呢？应该不会，因为不光正史是这么说的，而且出土的李勣墓志上也有记载。至于李世民想杀李勣，应该是民间的政治谣言，到了宋代，被司马光写进了书里，信以为真，而两唐书的作者都不采信。
有人依然不甘心，他会说李世民想杀李勣，是因为玄武门之变时，李勣、李靖不愿意参加。 《资治通鉴》的原文是：“世民犹豫未决，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但是在《旧唐书》中，却有另一种说法：“太宗惧，不知所为。李靖、李勣等数言：‘大王以功高被疑，靖等申犬马之力’。”这里还是应该以《旧唐书》为准，理由与之前一样，《资治通鉴》的相关内容出自《隋唐嘉话》，未必可靠。
观察之前二李言行，他们应该都是李世民的人，李靖曾经险些被李渊诛杀，生死时刻，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地替他求情，保住一条性命，算是救命恩人了，李靖随后被召入秦王幕府，跟随秦王征讨王世充，玄武门之变后，他很快就升了官，予以重用。李勣更是多次追随秦王征战，具体战事前文已经提及，就不多说了。玄武门之变时，双方都想占得先机，争端一触即发。二李都在外地驻守，防备突厥南下，事关重大，难以脱身。对于宫廷之事，则鞭长莫及。而且对于刚刚建立十年的唐帝国来说，储位之争最好就在宫廷做个了断，不要有外地的军队介入，演化成内战，否则的话，只有突厥人最高兴。 当面对自己的战友、部下、家人，李勣都予以善待。年轻时，李勣与单雄信交好，后来单雄信将被处死，李勣请求免除自己的官爵，换好友一命，遭到朝廷拒绝，因为不符合制度规定：“国有常刑，止宥妻子”，临刑时，李勣恸哭不已，将大腿的一块肉割下，让单雄信吞食，说：“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也。”同时请好友放心，你的孩子我来养，我一定视如己出。“天下闻之，莫不掩泣”，感动苍天，感动大地。
每次打仗时，李大帅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因为他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不像个官老爷，凡有人给他提建议，李勣能够虚心听取、从善如流。要是获得战功，李勣都归功于部下，朝廷赏赐的金帛，也赠予将士。跟那些克扣军饷的军老虎比，李勣强的不是一倍两倍了。要知道当时的军中将领，不是没有贪财的，比如李大帅的同事郭孝恪，就是郭待封的爸爸，“性奢侈，仆妾器玩，务极鲜华，虽在军中，床帐完具”，郭孝恪自己光有钱还不够，还要先富带动后富，就给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送了点，孰料阿史那社尔比较老实，没接受。日后李世民听说此事，评论说：“三将优劣之不同也”。要是拿老郭的生活作风跟李勣比，明显相形见绌。是呀，有李勣这样的主帅，部下怎么能不爱戴他，为他英勇作战呢。但要是有立功的机会，李勣可不是什么人都给的，他要先给人相面，如果相貌丰厚，命长，有福气，他才会委以重任，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他认为“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短命的就不要给立功机会了，反正你活不长，得到赏赐也享受不了多久，不如给长寿的人吧。
晚年的时候，年迈的姐姐得了病，李勣已经贵为宰相，还亲自给姐姐煮粥。具体操作的时候，风一吹，火烧到了李勣的胡须，弄得灰头土脸，姐姐看到就纳闷了，说：“仆妾幸多，何自苦若是！”有这么多仆人，何苦自己去干呀！李勣说：“非为无人，顾姊老，勣亦老，虽欲为姊煮粥，其可得乎！”不是没有人，只是因为我老了，姐姐也老了，以后要是想给姐姐煮粥，估计也没什么机会了。读完后，怎一两个辛酸了得。 尽管李勣能够敬小慎微，享一世荣华，可临死前，他却有着深深的忧虑，他牵挂的，不是自己的棺材名不名贵，随葬品会不会缺斤少两，而是为子孙后代，为这个家族感到担忧。病重时的某一天，李勣毫无征兆地对弟弟李弼说：“我的身体好些了，不如咱们饮酒作乐吧。”宴饮完，他语重心长地跟弟弟讲，我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了，想要与你告别。就是怕你哭成泪人，所以骗你说身体好些了。
“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荡产。” 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兢兢业业，光大门庭，造福后人，结果他们一死，遇到不肖子孙，家族就遭了殃。房遗爱与高阳公主谋反，伏诛，诸子流放岭南；杜荷参与到李承乾谋反案，被判斩首；高正业因为与上官仪交往过密，流放岭南。官二代无德无能，参与反党集团，败坏家业。李勣已经见过太多的悲剧，他希望自己死后，弟弟能够管好这个家，不让同样的事情在李家重演。
没想到李勣一语成谶，十五年后，他的孙子李敬业在扬州振臂一呼，树起了反武大旗，渐渐地，李家的末日也随之来临……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隋唐嘉话》《李勣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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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有话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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