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托马斯·曼（1875-1955），出生于德国小城吕贝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在1929年获得诺奖后，托马斯·曼到国内外讲学旅行，抨击纳粹政策。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被迫流亡瑞士与美国，其作品即为纳粹所禁。1938年2月21日，当托马斯·曼到达纽约时，记者请他对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一事表态，并问他，是否觉得流亡生活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纽约时报》第二天发表了他的回答： “这令人难以忍受。不过这更容易使我认识到在德国弥漫着荼毒。之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损失。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我带着德意志文化。我与世界保持联系，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失败者。” 托马斯·曼1940—1945年在美国发表题为《德国听众们》的广播演讲50篇，直接参加反法西斯宣传。1933年出版长篇《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借《圣经》故事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呼吁人类理性、信仰与良知。1955年8月逝世于苏黎世。此前，联邦德国政府曾授予他德国最高勋章。 本文是1950年5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作的公开讲演，原名《我的时代》，有删节。 我今天所要谈的不是我的一生，而是我的时代。我不想，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差不多不想向你们叙述自己的传记，固然，每当我写完了许多反映自己的生活的书，有时候脑子里也会浮起一个念头，想写一部书叙述自己的生活道路。不过，这种意图我只是偶尔有过，却从来没有把它们实现：只不过有时对自己和朋友们讲讲我的这部或那部作品的创造经过而已。我不会成为我的传记的作者，那是很可能的。因为我的生活并不使我那么感到兴趣。 德国的教会人士（其中许多是声望卓著的）曾经宣告——前不久我读到了他们的文章——说我的所有作品完全缺乏基督教的观念。我不由得回忆到，他们对于那些更有名望的人物也曾经作过这种指责。可是对于我，他们的论断只能引起我深深的疑惑。我不在这儿谈论我的作品的内容，只提一提产生这些作品的原因。如果基督教的概念能够容纳这样一种意识，即人的生活，你的生活，是一件并非尽善尽美，而不断要求辩解和补救的事情，如果基督教的概念能容纳自己有罪和职责未尽的感觉，那么，这些神学家以为我是违背基督教道德的作家的例子，这并不是完全对的。因为我——从很早的青年时代开始，直到我这一生已入暮年的目前为止——不论对于自己的生活或自己全部很不完善的作品，总是力求消除良心上的负疚、力求释免罪愆，而很少有什么人在同样程度上像我这么惶惶不安满怀这种渴望的。事实确是如此，尽管我写的书都显得很有点玩世不恭、多所怀疑、讽刺太甚、过分雕琢。 很可能这些神学家们根本不要求艺术家努力赎什么罪或挽救自己。很可能在这一点上他们倒是对的。因为，如果是这样，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回顾自己的成就时就会体验到更深的满足、更多的快乐。然而在实际上，创作过程本身就贯穿着无时或息的希求赎罪的渴望，贯穿着这种在我看来是基督教式的自求释罪的动机。每件新作品都仿佛是一种为先前的作品作辩护的企图，一种清洗先前的作品、为了它们不够完善而力求开脱自己的企图。而在这样做时，艺术家是既不知道休息也不知道宁谧的。他就是这样进行创作以至生命的末日，此外他没有别的办法，正如莎士比亚的普洛士丕罗所说：“我的生命的结局将是绝望。”而到了那时也像对于普洛士丕罗一样，只有思念着唯一负有解除我们的罪孽的使命的最高慈惠才能给他以安慰；我们有时是在战战兢兢摸索寻求，希望能移接近这个最高慈惠。 我要提醒大家，我谈到这些只是为了解释自己的否定态度：我一般地不赞成作自传，也反对借自己的书和公开演说来叙述个人的生活道路。可是，即谈起“我的时代”，我不可避免地要给自己立下一个双重的任务：说明自己的时代，同时也说明自己的生活。因为，我所经历的历史时期，正如同以我为见证的许多现代事件一样，它们所组成的恰好也是我的生命在上面流过的那个背景。因为，命运派定给我的正是这一段时间，而不是随便什么另外的一段。因为，在测量我的生命的沙漏时计中那一握细沙，正是我亲身经历的全部事件所构成的；沙漏的上面部分现在已经差不多流空了，细沙还在不停地从这座时计的颈口向下漏泄。这对于我可能会是真正可怕的事，要是我不把所剩无多的这段路程看作是命运的十分巨大而珍贵的馈赠的话。所以，谈到“我的时代”，我当然不能完全撇开个人自传式的“我”。不论是否出于自愿，要叙述这个时代就得把有关我的生活的叙述也包括进去。 歌德在75岁时曾经对艾克曼说：“我极占便宜的事情是，自己出生在—个世界大事逐日相接的时代。这些重大事件都是在我一生的全部期间内发生的。我是至今尚有的七年战争的目击者，后来又亲见美国脱离英国，再后是法国革命，最后则是拿破仑时代，直到目睹这位英雄的死亡，以及其后的种种事变。”可见，老年的歌德深自矜夸的是，命运给予了他一个以历史经验来丰富个人经验的可能，使他了解了这么多东西，获得了许多知识，用他的话说，那对于“现在出生”的人，即1824年出生的人，是无法取得的。然而需要说明，也有足够辉煌的世界大事和变迁，落在了歌德以后的那一代人的命运之上。严格说来，新世纪是在1830年才开始的，对于这个世纪的降临歌德曾以极大的怀疑来接待。他给这个日后的时代定名为“浅薄的”时代，表达出了他的这种充满了忧惧和不安的怀疑。这个世纪变成了技术与进步的世纪，人民群众的世纪，它持续下120年，在我们的这些动荡不宁的日子里达到了它的令人头晕目眩的童话般的高峰。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矜夸你自己一生所经历的事件实在是一桩非常冒险的事。因为在以后那些时代里将要发生的事件可能更为丰富而多样。通常是会有这种情形的。话虽如此，我还是要说，经历到我所经历的这么多，这是非同儿戏的事。出生于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法兰西第二帝国刚刚死亡之际，得见俾斯麦当权之下的德国称雄于欧洲大陆和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不列颠帝国盛极一时，而成年之后又得目击城市中产阶级的生存基础在欧洲如何处处开始动摇，这是非同儿戏的事。亲身经历1914年的灾难、美国的参加世界政治、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这是非同儿戏的事。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那4个流血的年头所招致的精神气氛的根本改变，这是非同儿戏的事。在这些年头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伟大的俄国革命。最后，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国家社会主义在德国的诞生、希特勒主义的惨祸、东西方之间的反希特勒联盟、终被制胜的战争和重遭失败的和平，能够看到这些也不是怎样轻易等闲的事。 这么许多富有戏剧性的事件都落在一人的命运之上并不是常有的。我想，就是歌德也不会经历得更多一些。可是，我决不能保证，今天还躺在摇篮里的那些孩子变成老头以后（当然，像着了魔似地飞驰前进的技术科学如果一般地还会容许他们有机会活到老年的话），他们就不能够举说一些更为重大的历史变故、一些更为煊赫的世界大事，远超过在今天如我一样年满75岁的人所能叙述的那些……我们要向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而不能像德国的那只古老的圣诞歌所唱的，“眼含嫉妒瞧着别人获得的礼物”，一面还向别人夸耀自己拿到手的礼物如何美妙。无论哪一代人都不会受到冷遇的。不过，我还是想指出1875年降生的人比1914或更晚一些才出世的人占的一处便宜。不，能够做19世纪——伟大的世纪——最后25年的儿子不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事。亲眼看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趋向没落。至今仍旧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仍旧呼吸着那样的空气。我从自己的年龄的高处看来，只觉得这能够给予人某些便宜，使人多增加若干文化与知识的储藏，胜过那些此在分崩离析的时代降生在西方而自己可能对此尚无所知的人。我觉得自已所处的地位，相当于一个曾经生活在旧日帝制时期的法国、而且和那些在1789年之后才出生的人一样，又在大革命后的时代中活了几十年的人。一生跨越两个绝不相类的时代，这种人所占的便宜主要在于：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深信历史事件的一贯性与继承性。因为在历史中，一切本是一脉相承的。每一种“旧秩序”之中早有新事物的嫩芽在那里萌生并在精神上逐渐成长。 这此新芽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已经钻出地面来了。而且，这时恰好是重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辉煌灿烂的时期！不错，帝国的物质幸福一部分是建立在某种黄金的胚芽之上的——法国的赔款，再加上滥设公司时期（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利用法国的赔款开始向帝国主义发展）靠可耻的投机得来的财富，因此使这种灿烂的光辉多少有点黯然减色。可是，谁能看得出来外表华丽的果子中心已被虫蚀呢?我们之中有谁能够意识到乔治·桑在1876年写给福楼拜的信里那些话的真实性呢?她告诉福楼拜：德国的胜利是它的道德堕落的开始。俾斯麦的全部强暴活动都是为了获取利益，他的在藐视全人类的精神之下受到培养的幼儿，不过是泥脚的巨兽而已。在这封信里还有许多同样惊人的预言，其中最精辟的是旗子的譬喻，这面旗子，用乔治·桑的话来说，装饰了在胜利之中失去自己旧有的一切理想的德国，这面旗子也注定了会成为德国的殓尸布。乔治·桑的这些话如果那时传到我们的耳里，我们会称之为“失败主义者的口吻”。在那时我们对于国事一般地并不十分关怀。而且即使关怀到了，马上便会认为上帝已经造福我们，将一位赋有稀世权力的人俾斯麦降赐给德国了。对于整个欧洲，俾斯麦是残忍与粗暴的怪异混合物的化身。他一面自称为德国的“效忠于自己的主人的仆人”，一面却像个享有全权的主人一样管理着德国。 要是你想到童年时自己亲眼看见过威廉一世 ，那位被他的子孙加赠了“伟大”称号的德国皇帝，你会觉得自己是经验多么丰富的人。他年轻时曾被人称为“霰弹太子”，因为他在1848年用霰弹射击过人民。可是，在我所谈到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个头戴“胜利者的花环”，一半类似传说中的英雄的老头了。在那时，他已被描绘成民族偶像，特别受到颂扬的是使他与“铁血宰相” 有所区别的君王的仁德。我在吕贝克的烟雾弥漫的火车站上看见过他，他的专车只停了几分钟。容许进入车站的人群高呼着“万岁”——有身份的公民都向帝国的首脑致敬。 我们孩子们也得到许可，满怀敬意随同“小姐”（有钱人家教管孩子的保姆或家庭教师）去瞻仰盛况。那时候皇帝已经老得可怕。他的军帽很深地盖住前额，他的两鬓白得像雪一样。当他把发抖的手举到帽沿边时，我们看见他的手套尖端在指头上向下垂着。皇帝站立在列车门口，背后站着他的随从御医，紧张地提防着，准备在任何一秒钟之内抢扶住这位老人。皇帝注意到一位前来欢迎他的代表衣襟上佩带的铁十字章，询问那是参加哪一次战役获得的奖励。显然，这类问题是当时车站上正式谈活的主要题目，或者至少算是这种谈活的顶点。后来再度响起了“万岁”声，火车就载走了这位君王旅客。在我们眼里历史就是这样完成的。 我还见过当时被人称为“战略哲学家”的老元帅封·莫尔克 。那时威廉二世刚刚即位，来到我出生的城市作正式的巡访，莫尔克随驾同来。盛宴已毕，胸前勋章大放宝光的皇位继承人在市政大厦的窗口出现了。他受到拥聚在市集广场上的群众的热烈欢呼。可是，莫尔克的出现所引起的吹呼更为热烈，不管他本人是否希望如此。皱纹并没有损毁他那清秀的脸型。他的头更像一位学者和思想家，倒不像一介武夫。这位能计算出自己的胜利的军事参谋数学家，1870年曾在英勇的法国军人心中引起过恐怖。穿着礼服的公民里面打个人想增强群众的欢狂，把自己的帽子举到这位年老的战略家头顶上摇晃了几下因为这一举动，他得到了四级“红鹰”勋章的奖励。 我此刻谈起的那个时代，是每年9月2日还要庆祝色当战役的时代，是俾斯麦的国家自由主义的时代，是倭伊铿·李希德领导之下的温和反对派自由思想者政党的时代（尽管说来可怪，我们那个中学里有几位教员，原是受的席勒思想的教育，崇拜的是古典主义，却也属于这个政党）。这时正是倍倍尔的社会民工党们渐发展威胁人心的时期，当时这个党在城市中产者的想象之中——这一点我记得十分清楚——正如同现在的布尔什维主义一样，对于中产者，社会民主党就是短裤党人又将作乱的象征，就是没收私人财产的象征，就是毁灭文化珍宝以及一般地毁灭一切的象征。我还记得，我们中学的校长是如何斥骂那些用小刀刻划教室桌椅的顽皮孩子的：“你们就像社会民主党员一样不守规矩。”全礼堂的人都哄声大笑。连教员们也笑了。可是校长还在怒吼：“这没有什么好笑！” 的确，在那时，资产阶级文化的代表人还能够放声大笑，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文化是不可摧毁、坚牢不拔的。而且别的人不去说它，反正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够严重地威胁这个文化。不错，俾斯麦对于这个政党理论上的国际主义是十分仇恨的，可是他对于天主教党中那些极端拥护教皇的人 也同样仇恨，他斥骂这些人为“帝国的敌人”。不过，俾斯麦事实上了解得很清楚，社会民主党是拥护法律制度和国家纪律的政党。他真正仇恨的只是这个党的自由主义和自由思想而已。他曾经评论说：“这两件事远比社会民主党本身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精神。”这一评论是相当中肯的，而在中产市民们听来会觉得是奇谈怪论，因为当时以社会秩序保卫者的面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正是那些自由思想者。自由思想者政党那时是穿着城市中产者的服装出来活动的，绝对不着无产阶级装束。大概就因为这个缘故，忠于皇室的城市中产阶级才在自己的行列里容忍那些自由思想者。 然而，德国的城市中产阶级是在一位着了邪魔的保守分子管治之下的。固然，为了顾全体面，他不得不遵循时代精神，给予自己的帝国一部假民主的宪法。可是，不用说，这件事无碍于他之成为欧洲民主政治的最可恶的敌人，成为在可怕的现代意义之下的篡夺者和反动分子…… 帝国的主要支柱是城市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基础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士”、“有产的公民”。尽管这个帝国在政治上十分积极，它的根本依据，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的根本依据，乃在于资产阶级的宁静安谧。那个时代如今被称为“古老的好时光”不是没有道理的。在那时候，仿佛是上帝亲自作主一下子永远规定了似的，一英磅值20个马克，一块美元值4个马克，一马克等于120个意大利、法国或瑞士的生丁。那时黄金还在通用。只有手里有过金币的人才一般地懂得城市中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至于我，我还记得第一次得到的稿费是3块金元，想到这事不由得使我战栗，感到自己是多么老了。 庄严与体面——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准。体育使人赤身露体，那还是很久以后才有的事。我们的身体在当时永远是精心地裹藏在衣饰里面的。跳舞会上的袒胸礼服是在一般通例之外的。它首先在宫廷里通行，因此也得到了中产阶级的认可。这种在盛会中袒胸露肩、曾遭到道德家托尔斯泰猛烈抨击、而艺术家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那么巧妙地描写过的装束，正好和当时那种羞羞答答的女游泳衣成为惊人的对比。这种特制的游泳衣全身用许多皱褶遮掩起来，无论怎样浸湿依旧能够保持它那绝对庄重的式样。漂亮的妇女们在1880年就是穿着这样的浴装纵身入水的! 有钱的女市民出门时戴着面纱，乘坐马车，还打着一把带花边的小伞来遮住阳光保护容颜。因为运动而晒黑的皮肤是直到后来才流行的。那时也还不时兴冬季山间运动。户外活动——如果不算庄重的槌球戏——还没有听说过。我们年轻人只有在兴趣索然的健身房里练习装炮弹。而那些锻炼的方式都是从扬老头时代以来就一成不变的，再不然就是从抵抗拿破仑的战争时期训练青年的体操里抄袭的。不错，我们上体操时倒是只穿衬衫，可是，不论现在看来够多么奇怪，却必须系着高高的硬衬领，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穿上上过浆的胸衣 。生着棕色胡子的体操教员戴上夹鼻眼镜，用他那醉意盎然的声音向我们喊过口令便站在一旁监视一切。体育运动原是酒类的敌人。不过，爱国操却跟大日耳曼的啤酒豪量和学生团体有着精神上的联系。 我的时代!还有什么事不曾在我的时代里发生呢!就拿男人裤子上的褶痕作例子吧。这玩意在我的儿童时代还没有。可是不久它就出现了，我甚至能够准确地指出，这件事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在文学里出现的。那就是在托尔斯泰晚年所写的一部小说《复活》里，当时聂赫留朵夫随着连他自己的情人也在内的一群被流放的犯人前往西伯利亚，他在省城的旅馆里整理服装，穿上一件上过浆的衬衫和一条“压出褶痕的长裤”。我们从这个例子里看得出，男人长裤上的褶痕原是放在凳子上压出来的，而熨斗只不过使这道褶痕牢固吧了。 在我那个时代，满街上拖来拖去的还都是带铃铛的马车。我还记得在慕尼黑最后一辆装饰着许多小旗的马车怎样驶进了自己的坟墓 。那时城里所有的街道上已经装上电线。我亲眼看见电灯如何替代了煤油灯，电灯怎样替换了煤气街灯的白色火焰和戏台上的煤气脚灯。我还记得，电话设备起初是安装在大商业家的办公室里，私人住宅里却在很久以后才开始装设。“两轮车”——在欧洲叫做自行车，是在我的眼前出现的。起初的前轮大后轮小极不相称，很容易翻倒。人骑上这样的自行车就像蹲在一匹高大的骆驼背上的猴子一样。后来才出现了矮小的英国自行车。在我们那儿管它叫“赛福地”，译出来就是“安全”的意思。一般地说，“赛福地”乃是那个时代的口号，因为，资产阶级的安全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本是起源于英国的。欧洲大陆正是在不列颠帝国的荫庇和保护之下过着安静的生活。 “安全”和“有保障的存款”仿佛是我青年时期的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坚固的生活基础，然而这个基础毕竟是岌岌可危的，虽然普通的中产市民不曾看出这一点。对这个时代深信不疑的已经远非所有的人了。它遭到许许多方面的攻击，虽然从政治立场出发的攻击没有从理智、艺术、道德和美学等立场出发的攻击来得多，因为从来不为中产市民害怕的社会民主党本身愈来愈资产阶级化了。攻击这个时代的还有一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革命家，新保守主义分子，以及自炫衣着人时而处世态度和父亲一辈迥然不同的青年。青年们纷纷叛变，反对“美满家庭”，反对资产阶级沙龙。他们以热中于“茨冈人的露天生活”来对抗一切。可是在那时候，还存在着另一类异种的“茨冈人”——艺术家和文学家。与这类“茨冈人”结了不解之缘的倒不是露天生活，而是加麻醉剂和香料的卷烟。就在我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用来表达思想的行话里面加进了“颓废”，这个新词，掌握运用这个词的高手是尼采。有一部描写那时期一般风气的德国小说——在今天早已被人忘掉了——书名就叫做：《颓废小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切解体，这就是从霍夫曼斯塔尔直到特拉克尔的抒情诗中的主题和主导旋律。“世纪末”(“Fin de siecle”)是当时风靡全欧洲的时髦语，不管它里面容纳着什么内容——认为“世纪末”是新天主教或崇拜魔道也好，认为它是心灵上的罪行或麻醉神经自趋堕落的超级敏感也好——有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之下十分明显的：它是末日已近的一项公式，一项极端时髦而略带浮夸的公式，表露出某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的灭亡感觉。 回忆过去，我可以确切地说：自己从来没有追赶时髦，从来没有披上“世纪末”那件不可救药的、小丑式的外衣，从来没有怀抱那种想要超越一切人的虚荣目的。我从来不会趋附任何居统治地位的文学方向或任何时髦的文学派别，不管它是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或是同一精神的别的什么。正因为如此，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流派的支持，而文学家们也很少对我赞扬。他们认为我是个城市中产者。就这一点说来他们倒不算太错误——我总是本能地、有时也自觉地持守着旧的资产阶级传统，因为在我的观念里，一般的精神财富这个概念是和19世纪的精神财富有连带关系的。 当然，认为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者的那些人是正确的。可是在我看来，主要之点在于他是具备着19世纪所创立的那种规模的一位伟大的巨人。面对着他的这种伟大，我不胜崇敬，在他身上我看出了自己的理想。我自认是他的负债者，并且一面赞赏着他，一面给自己提出许许多多的要求。自然，所有这些，在我那动荡不宁的青年时代的日子里，并没有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瓦格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象征主义者。尼采还称他为颓废主义者。可是，根本之点在于瓦格纳也是个具有巨人规模的艺术家。而且，在我满怀热爱地认识了他的作品，在我的青年人的狂热达到了顶点的那个时期，我竟至觉得《尼伯龙根的指环》 是冠绝一切的作品，——顺便说说，我现在也还有时觉得的确如此——在那时期，瓦格纳已经不再是知识界的时尚了，不再算作“时尚的最后呼声”了，不再是热烈谈论的对象了。不用说，即在那时也还是和现在一样，他的作品仍在世界各地歌剧舞台上上演。虽然如此，我对于瓦格纳的炽烈兴趣(尼采的评论只不过煽旺了我的兴趣)终究是显得有点陈旧而落后的。对于叔本华，我也是同样地落在后面。在我反复诵读这位玄学家兼无神论者的著作的那个时期，在我沉醉于他那微妙的悲观主义哲学的那个时期——那时我只有20多岁——叔本华已经不再是当日的哲学家，却归于昨日、甚至前日的一类哲学家里面去了。他曾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化身，而在我的那些日子里已变成博物馆的财产，进入了文化宝库。可是，对我说来，历史在当时不是历史，而是生活本身。 对于我，联系过去是极端需要的事，是我的必不可缺的生存条件。如果一个23岁到25岁的年轻人有能力创作出《布登勃洛克一家》，那么，他在这件工作上实有赖于1850年至1860年间英国、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小说，有赖于瓦格纳的史诗式的舞台歌剧、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道德、尼采的颓废思想、福楼拜和龚古尔弟兄的卓绝技巧，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有赖于北部德国人的幽默。《布登勃洛克一家》恰好出现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然而，这本书却显得陈旧过时，因为书中的情节发展很是缓慢，并且篇幅过大。文学家们对它视若无睹是无怪其然的。受过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在犹疑了不久之后，便抓过这本书来高高举起，那是因为书中一般的时代感与这个阶级的时代感正好同声相应。《布登勃洛克—家》很快地便几乎被译成欧洲所有的文字了。可是，我现在还记得，在我从事写作这本小说的时期，有一位慕尼黑的艺术家曾问我正在埋头写些什么，我当时回答得与其说是高傲，不如说是有点伤心：“啊，我正在写一部乏味的中产市民的书，不过其中谈到崩溃，这倒是唯一具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我实际上是写出了一部关于自己的家庭的小说。固然，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材料里面是有着一点什么“文学性”的东西，那就是说，精神方面的东西，也即是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东西的。可是，认真说来，我自己也还没有意识到在《布登勃洛克一家》里所叙述的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崩溃，没有意识到我在这部书里讲到的是19世纪末期的瓦解和结束，一而还预言了新的、在文化和社会—历史方面更有意义得多的时代的到来。如果我意识到了这些，在14个年头以后， 当历史本身用它那粗暴而血腥的双手给过去画了一道界线，标志出了我们生活中的伟大转变的时候，我就决不会还来为浪漫主义的中产阶级、为民族主义和德国的好战性作辩护，就决不会写出那本获得了可悲的声誉的、题为《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杂感录》的书来。我在前面谈到的那个对于我的创作极为必要的过去联系，现在显出它的否定的一面来了。这些联系竟将我变成了一个反动者。无论如何，在某一时期看来正是这样，虽然现在提到的这本书与其说是一篇政治宣言，不如说是一种写作试验，一部认识性的小说。要是不用任何最后判断束缚住自己，我认为自己的这部书是用论辩的形式写出的，对各个民族保守集团的一种深入的观察。 1918年，即《杂感录》刚刚写完之后，我就抛弃了这本书。促使我这样作而减少了我的困难的，是德国保守党始终坚持着它对待我的作品的否定态度。在这个政党看来，我的书有着过多的欧洲气息和自由主义精神。使我易于抛开这本书的，还因为自己那时和这些保守集团有过个人的接触，并且在看出了它们的政治和精神本质以后，深深感到怵目惊心。最后，在那时期已经发生了我所完全不能接受的法西斯运动，一种以精神上和科学上的蒙昧主义为特征的、用民族主义来反对人道主义的、把人道看作业已堕落过时的东西的运动。 我的时代！对于它，我有权这样说，我从来没有曲意奉承，而且，无论在艺术上，政治上、道德上，从来没有对它卑躬屈节。当我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它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处在与它对立的立场的。而当我试图说出自己的观点时，结果恰好常常显得不合时宜。在表现主义连同其两面为害的和平主义被认作一时盛事的时候，我是怀着民族主义的情绪的。对于1920年至1925年间知识界的反人道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我曾经心怀惊惧地加以拒斥，在当时还只有极少数的人看出了它们将要引起的政治后果。《杂感录》问世以后总共只过了4个年头，我已挺身而出保卫民主共和国这个失败所诞生的荏弱幼儿，挺身而出反对民族主义了。在这一行动上我倒无须有所背弃，因此我也不留感觉到自己的这个“我”有丝毫“破损”之处。正是当时的反人道主义迫使我有所理解，认识到我所作的一切，或者至少我力图作到的一切，永远服务于一个目的——保卫人道主义。今后我也不会从事任何别的工作。 我的时代！那是变动不息的时代。可是我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却永远忠于自己。甚至我一生中的那些日期也使我高兴，因为我是喜爱任何合理的秩序的。1900年我年满25岁，写完了《布登勃洛克一家》。当新的世纪达到了我那时的年龄，而我却达到了这个世纪现在所达到的年龄——即50岁的时候，一句话，在1925年，出现了《魔山》。 这本书是在与我青年时代那一本书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写成的。在它后面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和在这些年代里无意义、无目的地参加战斗、受尽苦难的青年代共同“经历了”这场战争。这一代人的精神外貌与汉诺·布登勃洛克和东尼奥·克瑞格的同时代人的外貌判然不同。这一代人完完全全丢掉了自己的公民感和人道主义理想，饱经磨炼而同时大受摧残，身体坚强有力而同时内心痛苦绝望。尼采预言过无从逃避的虚无主义，不可免地还得要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得以在思想上完全成形，而在那个时期却已经在知识界上层人物中间奠定了基础，艾里斯特·容格尔的作品尤其可为见证。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深有所知的人曾把国家社会主义称作是“虚无主义的革命”。实际上也确是如此。只不过，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虚无主义还加上了对黑暗力量的信仰，信仰反人道主义的事物、非理性的事物、黑暗势力、“上地”、“民族”、“血”、过去和死亡。我倒不想说，所有这些我在自己的成熟时期竟不得不与之对抗的时代特点在当时是怎样新鲜。不过，论到1875年出生的人较之在中产阶级崩溃年代开始生活的人所占的便宜——尤其是他在文化和教育水平方面所占的便宜——不妨顺便说说我所想到的一点：我们，老人们，曾经见过一种不同于我现在所谈到的对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完全两样的反动。从前，理性主义的敌对者是一些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一对于生活抱着多少有点阴郁的见解的人道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曾经贯穿于那个伟大时代的全部散文作品)、高傲的厌世者，这样的人绝不至于否定对理想，对人的崇高使命与高尚品德的忠实态度。 我成熟时期的小说《魔山》也同样是人道主义的、哲学性的作品，是用讽刺的象征式的体裁写出的。小说的中心问题是人这个在大地上最“容易受损伤的生物”的问题，是他在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他与这个社会的国家组织的关系的问题。这部小说是作为一部关于人的书而被构思出来的，正如那些属于30年代的约瑟夫故事一样，不过那已是我生活在美国时期的作品了 。《魔山》中情节活动的外部范围缩小到了极度。所有的事件都发生在瑞士的一个山谷中，从各个国家来的人都在那儿相聚。可是，这部小说的内部涉及面却极为广阔。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年前写成的，它揭露出我们西方文化中一切政治的和道德的矛盾，这些矛盾直到今天仍有待于进行综合总结。而现在，这部小说出现之后又过了25年，就其主题而言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然继续具有现实性，因为，这许多矛盾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终止其为当前的主题。在《魔山》里，我已经不再试图把理智和艺术跟政治对立起来，像我在成为这部小说的一种准备材料的《杂感录》中所作的那样。在西方，政治已经成为居领导地位的力量，虽然艺术也曾讨好于政治，虽然两者在其为争取“西方世界”全心归附的斗争中仍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继续互相争论不已。这部嘲笑了当时民主主义者的高谈阔论和马志尼门徒的政治空谈的书，对势将带来恐怖和奴役的法西斯思想作了骇人听闻的公开揭露，在那时还没有谁这样作过。而现在，许多误解已成过去之后，我回忆到这一点应该承认——我觉得，这样作现在正是时候——25年前我对极权思想独断主义所怀的反感，面对恐怖而生的恐怖——所有这些直到今天仍活跃在我的心上。我和独断主义绝非同道。而其所以如此既不是出于旧式的自由主义，也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人类想获得新的绝对羁绊以代替宗教一度提供过的东西的渴望……法西斯主义之所以使我深恶痛绝，是因为它根本与真理不相容。作为个作家，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并且作为一个描绘一切富有人性的事物的艺术家，我始终如一面且坚定不移地忠于真理。许多不可分割的联系使我与真理紧紧联结。我热爱它那令人心醉的美，我满怀着对真理的崇高价值的感觉，我鄙弃谎言、虚伪的种种丑恶。当然，作家享有虚构的权利，可是，谎言却不仅在道德方面无法容忍，从美学观点来看它也是极为可厌的。由此正可以相信一点：道德和美学这两个概念，与已经确定的意见相反，实在是血肉相关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完全合一的。法西斯国家所要求的是人人信从谎言。人们可以反对我的看法——认为谎言欺骗处处皆然，即在正常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也莫不如此。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中产市民习惯于摇晃各种串铃来掩盖自己的真正利益，我知道，“强力政治”处处总是披着救世主的外衣。我也知道，我们称之为宣传的东西与真理永不相类。可是，我此刻谈的不是这个。容易受轻微的、甚至重大的欺骗——这还不算是信仰谎言，信仰谎言正如同信仰能创造历史的强力一样。而这却正是极权主义的拥护者们所要求的。 历史永远以真理为依据，我对于这一点已经不得不有所怀疑了。而从来使我骇然逃避历史的正是这种情形。可是，天生的文学家却不为所惧。格列果罗维乌斯在他那本《中世纪罗马城史事记》里讲到基督教教会及其教义的起源，特别是讲到罗马大主教的职位的时候，换句话说，他在叙述罗马教皇威权树立的经过的时候，竟完全心平气静地作了以下的声明：“以甚有价值而且数百年来历受崇奉的信仰为根据的种种传说所赋予的威权，若竟有人视同奇迹，那么，应请注意：在每一种最后获得确定的宗教之中，无不以传说与稗史为其现实的根本依据。一经世人公认，传说稗史立即成为事实。” 这一段如此冷静地说出的话，在我身上引起了一种近似恐惧的感觉。怎么竟会是这样的呢？一经世人公认，传说也可变成真理？神话、故事、捏造、谎言都能够变成历史现实的根本依据，莫非历史的真正本质就在这里？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历史就是那个我认为可厌而如今已被人诗意化了的“强力哲学”的体现了。是谁在把非真理转化成真理？不用说，是有强力可恃的人。强力也在利用着人对于信仰的需求，虽然它在这件工作上使用的倒是“软手段”。可是，法西斯主义却走得更远了一些。法西斯主义不胜狂喜地领会到在历史上强力曾把谎言转化为真理，领会到人的生活有时候是依此以为根据的，于是决定了要用这种方法来制造历史。法西斯主义者认为，使得人们幸福的不是真理—一实在说来，也没有谁对于真理作这样的要求——而是信仰。对于某种救世济人的谎言的信仰。还加上依仗命令强加于人的信仰。按照法西斯主义的学说，法西斯政治家乃是特种教士，更正确些说，乃是以神话为依据的那种万无一失的独断体系的创造者。这种体系对任何异端思想一概用强制的、纯然宗教裁判式的手段加以镇压。真理应该弃绝自己而屈从于这一体系。 这种作法在我们的时代里，尽管它的后果对于受过艺术的熏陶因而倾向自由的人，对于很可能把自由也看作不过是天然财富的人委实可怕，却曾经大获成功，这原是毫不奇怪的。正因为民主主义已经不再相信自己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已经对自己的力量怀疑了。在我们的社会里，自由几乎是从降生的时候起就开始对自己绝望了，它试图限制自己，寻求着种种新的羁绊，寻求着能在自己心中引起虔敬感的那么一位绝对者，寻求着能够约制自己的、美学与道德的统一体系。显而易见，在举目尽是分散隔绝的个人的世界里人无法生活，人类不能是分散隔绝的。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如果用漫不经意的轻率态度来对待自由的问题，不加考虑地便将自由与专制对立起来，那未免失之于天真。自由的问题在我们心中引起惶恐，惶恐到发生一个疑问：人在维护自己的精神宁谧的努力中会不会愿受恐怖而舍弃自由?我在《魔山》里，同样也在我晚年所写的小说《浮士德博士》 里对这些问题作了不少的探究。 …… 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75年的人很了解时间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对于时间极有耐心地创造着的一切，他深知其价值。他居然还能不胜依恋地看见这个地球又生新绿，而当他终于不得不躺进它的怀抱时——哦，那一天很快地就会到来!——他对于将要在这个阳光灿烂的地球上面经历自己的道路的未来世代只有一个祝愿——愿落在他们的命运之上的不是贫困，不是重返野蛮的那种耻辱，而是和平与欢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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