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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一、概述和体制： （一）《诗经》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另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二）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约公元前６世纪编定成书。 （三）地域约相当于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湖北北部一带。 （四）作者包括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 （五）包括公卿列士献诗，民间诗，周王朝乐官保存下的宗教宴飨中乐歌等。 （六）按风、雅、颂分为三类，最初都是乐歌。 1、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国是地区、方域之意。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十五国风即地方土乐。豳风全是西周作品，其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 2、“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乐调。雅分为大雅、小雅。 （1）大雅31篇西周作品，大部作于西周初，小部作于西周末；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2）大雅作者，主要上层贵族；小雅作者，上层贵族、下层贵族、地位低微者。 3、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每篇只一章；鲁颂４篇，作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商颂5篇，大约是商中后期作品，内容上可分两类：《那》、《烈祖》、《玄鸟》是祭歌，主要是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长发》和《殷武》的祭祀意味不浓，可能是一种祝颂诗，主要写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前三篇不分章，后二篇分章，风格近于“雅”，可能比前三篇晚出。 （七）最初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今文鲁、齐、韩三家诗：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辕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 《诗经》的内容 一、《诗经》内容反映殷周时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二、内容： （一）赞颂神灵、祖先，以及祈福禳灾的祭歌。保存在大雅和“三颂”中的祭祀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作。如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业绩，反映了周开国历史。 （二）我新石器晚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标志农业的初步发展。直接描写农业生产生活和相关的政治、宗教活动的农事诗。如《七月》（风诗中最长）。 （三）以君臣、亲朋欢聚宴享为内容燕飨诗，更多反映上层社会欢乐、和谐。如《小雅·鹿鸣》天子宴群臣嘉宾。周代是农业宗法制社会，宗族关系是维系社会重要纽带，统治者重视用宗法关系加强统治，表现宗法观念和亲族温情；宴饮中的仪式，体现礼的规则和人的内在道德风范；赞美守礼关系，否定纵酒失德；是周初社会繁荣、和谐、融洽的反映。 （四）西周中叶特别西周末，出现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主要保存在“二雅”和国风中，如大雅《板》、《荡》，小雅《节南山》、《正月》等，反映厉王、幽王时的黑暗现实，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 1、大雅怨刺诗，大多出自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作者，讽刺有节制，带更多规谏之意，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 2、小雅怨刺诗作者，地位不高，不但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如《节南山》、《正月》。还有直接倾泄对谗佞小人的怨恨诅咒，如《巷伯》、《北山》。小雅中更多将笔锋指向在奸臣佞幸者，言辞激烈，情绪怨愤； 3、国风中辛辣地对统治者加以揭露和嘲讽，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国风中针对具体人、事而发讽刺诗，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行，如《陈风·株林》。 （五）战争诗。 1、正面描写天子、诸侯武功，表现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大雅中的《江汉》，《常武》，这类歌颂角度写的战争诗，不重描写战斗场面，而是表现军威声势，强调道德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是我国古代崇德尚义，注重文德教化，使敌人不战而服的政治理想的体现。 2、表现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充满忧伤的情绪。如《小雅·采薇》。 3、徭役诗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如《唐风·鸨羽》；还有以战争、徭役为背景，写夫妻离散的思妇哀歌，如《卫风·伯兮》，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 （六）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主要集中在“国风”中。 1、反映男女爱情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周南·关睢》、《邶风·静女》。 2、爱情遇挫的痛苦，如《齐风·南山》；爱情受阻挠时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愿望，如《鄘风·柏舟》。 3、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如《周南·桃夭》。 4、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如《邶风·绿衣》、《卫风·氓》和《邶风·谷风》。 （七）其他。如《王风·黍离》写故国之思，《鄘风·载驰》抒爱国之情。 三、特点： （一）内容广泛，立足社会现实，无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神话。 （二）祭祀、宴饮、农事是周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是对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描写。 （三）揭示了周人的精神风貌和情感世界，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精神的诗歌，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其现实精神，在国风和“二雅”中表现尤其突出。大雅中的周族史诗，再现了周民族的发生发展史；大小雅中的怨刺诗，表现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进一步强化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国风中的作品，更多对生活侧面描述，表现诗人情感、个性和生活态度。 《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运用。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一）赋：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如《七月》。赋是一种基本的表现手法，赋中用比，或者起兴后再用赋，在《诗经》中是很常见的。赋可以叙事描写，也可以议论抒情，比兴为表达本事和抒发情感服务，三者中，赋是基础。 （二）比：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其中整首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诗，如《豳风·鸱鸮》、《魏风·硕鼠》、《小雅·鹤鸣》；部分运用比手法，如《卫风·硕人》描绘庄姜之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以动作和事物比拟情感和独具特征的事物，如“中心如醉”、“中心如噎”（《王风·黍离》），“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能够以具体形象的诗歌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 （三）兴：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有的只是在开关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更多兴句与下文有着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郑风·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比兴都是以间接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 （四）三种手法交叉使用的作品，已达到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境界，启发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如《秦风·蒹葭》。 二、句式： （一）四言二节拍。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节奏感带强，是构成《诗经》韵律基本单位。 （二）重章叠句。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在表达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1、整篇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 2、一篇之中，两种叠章，如《郑风·丰》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 3、一篇之中，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首章不叠，后三章重章。 4、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 5、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6、叠字，又称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小雅·伐木》）。 7、双声叠韵使诗歌章节舒缓悠扬，具有音乐美。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还有用在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砲之燔之”（《小雅·瓠叶》）、“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三、押韵。（举例） （一）常见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 （二）还有句句用韵； （三）也有一诗之中换用两韵以上的； （四）甚至还有极少数无韵之作。 四、语言。不仅具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很好效果。 （一）数量丰富的名词； （二）《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硃熹《诗集传》卷一）； （三）修辞： １、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 ２、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 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 五、总体特色。往往能“以少总多”、“ 情貌无遗”（《文心雕龙·物色》）。 （一）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 （二）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 （三）国风中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在雅、颂中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 这些不同反映了时代社会变化，创作主体身份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体现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抒情言志。有少数叙事史诗，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卫风·氓》这类偏于叙述的诗篇，其叙事也是为抒情服务。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此后，我国诗歌沿《诗经》抒情言志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二、现实主义。《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三、“风雅”精神。《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史记·屈原列传》） 《离骚》及《九章》中忧愤深广的作品；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慷慨之音；陈子昂主张以“风雅”广泛深刻的现实性和严肃崇高的思想性，以及质朴自然、刚健明朗的创作风格，来矫正诗坛长期流行的颓靡风气；李白；杜诗以其题材的广泛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而被称为“诗史”；白居易和新乐府诸家注重现实生活、干预政治的旨趣和关心人民疾苦的倾向；陆游到黄遵宪。 四、“比兴”、寄托。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就成固定词，用来指诗歌的形象思维，或有所寄托的艺术表现形式。《诗经》于比兴时有寄托，屈原在《楚辞》中发展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五、体裁结构、语言艺术。 曹操、嵇康、陶渊明等人四言诗创作；后世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追溯到《诗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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