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余论学习篇 [一]

心享玉德 2016-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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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的介字形冠兽面像

两城镇玉锛和朱封玉冠

晚于良渚文化的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和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出土了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像有着类似形式的兽面像和冠饰，尤其是日照两城镇玉锛的兽面像刻纹、临朐朱封M202玉冠饰，以及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W6出土的玉器等，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

龙山文化的介字形冠兽面像-两城镇玉铸和朱封玉冠

山东日照两城镇是龙山文化时期的重要遗址，1934-1935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在瓦屋村和大孤堆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大孤堆M2还出土了玉钱1件。瓦屋与大孤堆发掘负责人刘耀等在南京沦陷日军后的第三天即奔赴延安，并改名尹达，除了在他后来《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提到一些相关信息之外，未完成的两城镇报告最终不了了之。虽然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曾对此进行过调查，并公布了1958年勘察中发现的一件“里外两面皆划有云雷纹”的黑陶片(图5-1 ) ，但是真正对于两城镇玉器费了功夫的是具有美术功底的考古学家刘敦愿，尤其是1963年刻纹玉锛的发现。

刘敦愿在两城镇的调查、采集和访问集中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63年，山东大学刘敦愿在日照两城镇农户家中(友人李玉成)发现了“两件奇特的石器”，1件刻纹玉锛和1件大玉刀。据介绍，出土这2件玉器的地点位于“官厅汪”水坑西边，与1936年发现的玉坑相去不远。玉锛，报告初称“长方形扁平石锛”，现又称“玉圭”，“石锛的刻纹与两城镇发现的黑陶片上所见到的虽稍有不同，但风格基本相似”(图5-2)。之前，刘敦愿对两城镇1958年调查所得的相关刻纹陶片还曾精辟地指出:“这类纹样极为罕见，它们大多刻画比较细弱、潦草、拙稚，很像从什么东西上临摹下来的”，“是从某种工艺品上仿效而来”。

两城镇玉锛刻纹资料公布之后，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巫鸿较早对此类图像资料进行了整理，提出不但两城镇的刻纹玉锛“即‘圭’的前身”，而且由此反映出来的是“向人格神的过渡”。稍后，石志廉也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的2件刻纹圭发表了看法:“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饕餮纹)也是从这些纹饰演变而来的”。当然，梳理最为彻底的是邓淑蘋1986年发表的《古代玉器上奇异纹饰的研究》，之后她又进行了补充。2006年，在给笔者的抽印本中再次提到了1986年这篇论文的重读感受，其中，如“当时不知道以后会在长江中游出土许多玉器，确知在石家河文化晚期，有来自山东龙山文化的因素。所以文中许多被订为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应该是石家河文化”，“当时不知道1995年会在牛河梁出土有大漩涡眼的带齿动物面纹玉饰(虽然1990年初期，流散品中就有了)，所以1986年时推论山东龙山文化的面纹中的大眼是由良渚文化传来”。

仿佛冥冥之中注定，两城镇玉镑兽面像的实体玉雕在临胸朱封M202龙山文化大墓中出土了。

朱封遗址位于临朐城南弥河北岸的台地上，大墓所在的台地南侧断崖最高处高出附近地面4-4.5米。1987年清理重椁大墓一座M1。1989年又在该墓东部不到30米处清理了相距约3米的M202和M203两座大墓，其中M202出土了玉钺、玉刀、玉冠饰、玉簪以及大量的绿松石饰件和镶嵌件，M203也出土了玉钺、玉环等。

M202墓室东西长6.68米，南壁坍塌残，墓深2-2.10米，墓葬为一棺一停，撑底有沟槽嵌入墓底生土之中，停板可能为圆木结构，停顶已塌陷，部分与棺顶重合，停顶板有至少3根的横梁撑托，停室底部棺的东侧及北侧铺有垫板。北侧棺撑之间有一边箱，西南棺淳之间的随葬器物可能原来也放置在某一器皿中(图5-3 )。

冠饰由M202:1佩和M202:2笄组合而成，是朱封墓葬中最为重要的器物;M202:3簪的两侧面“共有三个浮雕人面像”。除了绿松石的坠饰，在墓主头骨北侧，有980多件的绿松石薄片，其中一件带圆孔，可能是某件镶嵌件所留(图5-4 )。

M202:1 , 2透雕并镶嵌绿松石的组合冠饰造型与两城镇玉圭上的图像基本一致，是海岱地区明确有考古单元的图像资料。

朱封冠饰的解析以杜金鹏和土青等最为详尽。

杜金鹏对此进行了结构解析，如亭顶状的上下两层是冠，向中部旋转的螺旋的为双目，外侧各为翼和饵，正中为鼻，下部两侧为口。其“所表现的是头戴‘皇冠’的‘神’之形象”。由于组装的异身分节雕琢有成组的弦纹，推测不会像发笋一样横插，可能是“一种‘神灵’(包括祖先神灵、动物神灵)崇拜之偶像，一种地位和权力的标志物，我们姑且称之为‘神徽’或‘神像’”。杜金鹏的这一观察，进而又认为这一神像可追溯到本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还认为受到了良渚文化玉器神人兽面像的影响，无疑是妥切的见解(图5-5)。

王青受到杜金鹏以及早年尹达关于龙山文化大墓中出土的由绿松石凑成的东西可能是头部的一种装饰的启发，认为朱封M202冠饰一侧散落的980余片绿松石应该是这一冠饰上的镶嵌物。他列举了四条理由，除了本地绿松石镶嵌工艺的传承、出土位置的联系、中原二里头文化中绿松石镶嵌件的借鉴之外，认为表面细浅的工字形、丁字形、凸字形刻画并非是装饰之用，而且“镶嵌程序中的记号并可起到固定镶嵌物的作用”。对此进行复原，并预测“不久的将来定会在像朱封M202之类大墓中陆续出土与诸神像形状相似的多种神徽实物”（图5-6）。

关于两城镇兽面像和朱封玉冠饰图像元素图意的探索，王仁湘在《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中作了梳理归纳，并再次重申了对于“旋目神面”研究的结果:

“旋目只可能是一种想象的结果，这想象也许真的与作为天之眼的太阳有关，那这旋目也就一定是与太阳崇拜有关。我们所说的旋目神，会不会就是远古的太阳神呢？以朱封M202玉冠饰为代表的旋目神面是受到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和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像的影响，那么作为主宰良渚文化玉器的神人兽面像，会是从人格化的神形象又回头走向兽面的旋目神像吗?

牟永抗根据神人兽面像的繁缚到简约的形式，提出神人兽面像逐渐融合、简化和省略的过程，不仅是简单的神人兽面图形演变，而是揭示了人形化神的崇拜在这一变化中的主宰作用(图5-7 )。笔者在前文中就已经提到，属于良渚文化早期瑶山M9的小琮、琮式管上，图像的简约就已经完成，而属于良渚文化晚期的福泉山吴家场M207象牙权杖上，完整形式的神人兽面像还一直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