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秋天的一天晚上，刚就任日本首相不久的东条英机悄悄来到街边，动手翻看垃圾箱。如果东条英机发现谁家倒掉了鱼肉和剩饭，马上就会暴跳如雷予以惩处。“首相检查垃圾箱”一事，曾在日本传为笑谈。东条英机之所以晚上翻看垃圾箱，是为了检查日本民众有没有遵守政府的要求，厉行节俭。狂妄的侵略者之所以要勒紧腰带，就是因为中国实行的持久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已经充分显现出来。那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因何连续发动战争？上世纪20年代，大批日本人跑到中国讨生活，背后有何隐情？日本电视剧《阿信》折射出了怎样的时代困境？日本利用“以战养战”掠夺了多少中国资源？中国军民的抗战又是如何拖垮日本经济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二战中日本经济崩溃之谜。 近代日本走向侵略道路，开始于19世纪后期明治维新时代。明治初年，日本在世界上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农业国。经济基础落后、资源缺乏和市场狭小使其发展工业有诸多困难。直至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时，日本政府的年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日元（相当于5000多万两白银），数额低于清王朝年财政收入的8000万两白银。日本通过动用财政积蓄、民间捐献和发公债筹到2.3亿日元，进行了八个月的甲午战争，经济便感困窘。当时中国如果利用国大、人多的优势打持久战还可能扭转形势，但清王朝却害怕日军进攻北京，更不敢发动民众，面对进攻加讹诈只能割地赔款。近代对华第一仗轻易获胜，为日本崛起捞到“第一桶金”。通过甲午战争的勒索赔款和占地掠夺，日本扣除战争耗费还净获3亿多日元，相当于国家四年的财政收入，另外还夺取了中国富庶的宝岛――台湾。甲午战争结束时，日本朝野上下一片欢呼。当天皇询问首相伊藤博文财政状况时，回答是各界都“感到无比的富裕”。日本政府以巨额赔款为主要财源，制定了“战后财政十年计划”，使政府财政规模急剧扩大。1895年日本财政支出就翻一番，达到1.5亿日元，至1899年达3.9亿日元，5年间竟猛增5倍！ 1904年，日本自认为已积蓄了足够的军力，为夺取中国东北和夺占朝鲜向沙俄开战，被人称为“恶狼挑战大熊”。此时日本的财力其实并不能支撑对俄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战争，还要依靠英美借贷。经过一年半的日俄战争，日本花费了17亿日元的战费，其中有8亿元是美英贷款。日本虽然在海战、陆战中都取得胜利，经济却陷入困窘，因此于1905年9月在美国朴斯茅斯港同俄国议和，双方拿中国土地做了交易。在和谈中，日本也想敲诈几亿元的赔偿，不过俄国此时实力仍不弱，其情报机关通过破译日本的密码也知道其急于讲和。沙皇便指令“一个戈比也不给”，日本代表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得知这一消息，当时东京市内几万人上街闹事，还焚烧商店并砸了电车，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社会上也形成一种思潮，打仗就是要获得赔款，得不到赔款就要疯狂发泄。日俄战争虽然没有勒索到赔款，不过日本夺取了中国旅顺、大连等辽东半岛南部地区和南满铁路，还占领了朝鲜，获利也算巨大。1914年日本借口参加对德国的战争，派兵攻占了原被德国侵占的青岛和胶济线，并占领了太平洋上诸多岛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只在青岛打了一场花费极少的小仗，却占地不少，还获得欧洲国家众多战争订单，国民产值在1914年至1919年间翻了一倍，从此初步进入工业化阶段。由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又发了大财，这导致其上层和社会上许多人将战争看成致富的手段，也酿下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受到华盛顿条约限制，十几年内没有对外采取特别大的军事行动，经济也变得很不景气。1923年突然发生的关东大地震，使日本损失达90亿日元，用了四五年才恢复起受重创的经济。紧接着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出现，日本依赖出口的经济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两年间出口竟下降76%，进口又下降71%，主要工业部门开工率只有50%，工业总产值下降三分之一，农业总产值也下降了40%。此时，日本城市有近一半工人失业，农民生活则更苦，许多人长年吃不饱饭，例如在日本被称为“史诗剧”的电视剧《阿信》，里面便生动描写了当时日本农村的生活，阿信一家吃一顿白米饭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平时因粮食不够，只能吃米和瓜菜掺在一起的“萝卜饭”。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在世界列强中仍保持着比例最高的军费支出，改善民生的投入很少，结果导致上世纪20年代时有不少人跑到中国来找饭吃，那些在中国城市东游西窜的“东洋浪人”大都是在日本没生活出路的流浪汉。有关日军1928年制造济南大屠杀的相关史料显示，当时济南城内约有3000多名日侨，绝大多数在本国是穷困潦倒者，跑到中国后夜间挤在一起睡大通铺，白天利用中国军警不敢惹他们的便利条件搞走私或做小买卖。甚至有许多日本妓女也偷偷跑到中国讨生活，而日本当局还要向她们征税作为“报国奉献”。 面对经济危机，日本军阀尤其少壮军官主张再次以对外扩张来解决，公开叫嚷要“武力解决满蒙问题”，为“过剩人口寻找出路”。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轻易得手，中国最富庶的东北大地落入侵略者之手，日本利用在当地大肆掠夺和开发工矿业，迅速结束了经济危机并迎来大发展。从1932年至1937年，日本国民产值竟增长了1.5倍，创造了20世纪内的最高纪录。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几年间，日本国民的生活也有很大改善。1937年工人每月平均工资达到50日元（当时日本同中国的银元基本等值，1日元折合0.3美元），这比当时中国大城市工人的平均工资要高三倍左右，却只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八分之一，英、法、德等国的五分之一。这一年日本城市家庭基本普及了收音机，职工基本都有了手表，这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能想象的。此时日本农村经济条件也有所改善，其当局还制定了一个“移民百万户”的计划，就是把500万山区贫苦农民作为“开拓团”迁到中国的东北，这样既可以在那里实行“日本化”，又可以解决国内矛盾。回顾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可以说从发动甲午战争到卢沟桥战事爆发前属于越打越富，这就促成其极度的扩张性和冒险性，结果物极必反。从经济统计数字看，1937年日本政府的国民产值为200亿日元，财政收入为47亿日元，同年因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便花费了33亿日元军费，这等于对中国开战的头半年就把政府全年财政支出花了三分之二。不过这时日本民间毕竟还有一些积蓄，于是政府靠动员民众参加战争储蓄和发行公债，还算勉强支撑了经济正常运转。不过那时日本老百姓生活并不富裕，拿出的积蓄有限。随着战争长期化，政府财政连年入不敷出，国民产值中军费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例如1939年日本的军费占国民产值19%，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就高达28%。这一年政府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也用于军事支出。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当局提出在华“以战养战”，即就地掠夺解决军资，然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一直在打僵持战，日军后方又燃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火焰，其交通线到处遭到破坏，掠夺计划大多不能实现。从1939年起，日本经济开始下滑，掠夺已弥补不了消耗。侵华战争又使日本出口大受影响，1938年贸易额下降了四分之一，这对依赖外来资源的经济自然形成打击。按后来日本经济界计算，1938年日本实际产值达到了太平洋战争前的顶峰，随之便逐年下降，表面上的产值增长主要是军工业增长所致，民用工业已处于停滞下降状态。全面侵华战争只打了大半年，1938年4月28日日本政府便以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基本方针》为开端，开始实施消费品配给。从1939年至1941年，日本进一步压缩民用，集中财力发展军工，当时强调的“非常时期国民生活方式”，还对居民特别提出几点强制要求：禁止人们相互送礼；禁止举行私务宴会；禁止穿奢华服装；禁止乱浪费，提倡国民将余钱用于储蓄。 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中国只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规模大的战场，就已经导致日本经济生活严重恶化。此时日本政府对居民每日配给的主食大米、大麦只有330克，普通人靠薯类等杂粮补充才避免挨饿，一些人已开始进入营养不良状态。中国实行持久战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此刻已充分显现出来。从1943年以后，日本经济日益下滑，又进一步强调“节俭奉公”压缩民用经济。政府还以节省燃料为名，不许在家里洗澡，而只许到澡堂泡大池子。为搜集金属，日本街头的铁质路灯座大都拆除换上木杆，警察还到各户搜罗铁质门把手一类，甚至每家只许留一口锅和一个铁桶。1943年和1944年居民每日口粮配给降至300克，1945年又降低20%，杂粮也难以搞到，黑市的食品价格又奇贵，普通日本人就此尝到了饥饿的滋味。日本当局以法西斯式手段勒紧老百姓裤腰带，民间怨声载道便压倒了欢呼之声。日本本土军民虽在广播中只听到“赫赫战功”，看到的却是“战殁通知书”和归来伤兵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苦。日军的供应也越来越差，海外部队大都奉命“自活”，即自己解决给养。战后据日本老兵回忆中国战场后期的情况：在外打仗的部队因能就地抢掠老百姓还大多能吃饱，后方医院得不到多少供应就只能喝稀粥，药品也没有多少，伤病兵进去大多是等死。据很多人讲，日军医院中的死亡数已超过战场阵亡数，导致部队中的轻伤兵和病号大都不愿住院而硬要跟着行动，这样靠战友照顾还能有东西吃。据中国的抗战老兵回忆，抗战初期，战场上的日军尸体脚上还有牛皮鞋，背囊中还会有中国兵少见的糖果、肉罐头、咸鱼干、压缩饼干和“战力面包”等。到了抗战末期，战场上的鬼子尸体脚上穿的就是破胶鞋，背囊中只有就地抢来的干粮。日本进行持久的侵华战争又走向太平洋战争，不得不一再扩编军队，人力的损耗也日益严重。战时日本农业生产还主要靠手工劳动，工业自动化水平也低，生产同量的工业品和粮食需要大量人手。日本人力资源虽不算少，战争开始后却感到兵源不足，主要是原因是对关键性岗位的技术人员不能征用，战场上损失也越来越大。1943年，日军总数增加到380万人，因不能征召技术工人，所以这一年就开始强征仅17岁的中学生。1945年初，日本为“本土决战”进行总动员，征兵年限进一步放宽至16岁到45岁，身高要求降到1.46米。1945年春天日军总数达到716万人，陆军扩充至169个师团，却充斥着少年、大龄及身体不合格者。到了战争末期，日本军部不但进行了彻头彻尾的动员，还将没有服役的全体国民都当成了战斗人员，包括从15至60岁的男人和17至45岁的女人共2800万人都编入“国民义勇战斗队”。日本军部公然提出“一亿总玉碎”的口号，表示“决战”失败就要本土的7000万日本人和殖民统治下的3000万朝鲜人、中国台湾人一起去死。看到这一丧心病狂又愚蠢透顶的口号，就连被称为“阴谋将军”、臭名昭著的田中隆吉少将都讥讽军部首脑说，查世界历史，从未有战至最后一人的民族。物力和人力的巨大消灭，使日本在战争后期已经达到了国家破产的地步。1944年日本军费达到了全国国民收入的98.5%，从字面统计看等于把全国的收入都拿来打仗，若真是如此，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只能喝西北风了！进入1945年，日本政府军费支出预算超过800亿日元，已多于国民产值1倍。事实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付出这么大比例的军费开支，因为毕竟国内还要维持军工和最低限度的生活，解决的办法只能靠举债或滥发钞票。进入1944年以后，日本政府发行的公债已经没有什么人购买，因为民众剩余的积蓄要用于到黑市采购紧缺物资。于是，日本当局除在占领区大肆掠夺，又采取通货膨胀解决财政支出，如1944年国内通货膨胀率已达125%以上，在占领区更是发行毫无信用的“军用票”。战时日本职工工资又处于冻结状态，1944年的购买力只相当三年前的40%。进入1945年，日本通货膨胀率更急剧增长，更严重的问题是民众拿钱也买不到东西，生活用品的配给又严重不足，过去人称“金票”的日元进入狂贬期。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军规定的汇率是300日元兑换1美元，贬值到战前的1/100，政府却只按原币值归还公债，多数日本人一时几乎都成为赤贫，深深的尝到了侵略战争的苦果。日本战败前夕，其国内大多数工厂因原料供应中断而停工，产量达不到正常需求的40%。管财政的官员称，如果再熬一个冬天，“国内只会剩下两种人——死人和濒死的人。‘一亿总玉碎’真要实现了！”天皇也清楚这一状况，在后来《终战诏书》中公开承认“若继续战争，势必造成我民族之毁灭。”靠战争掠夺起家的日本最终被打败，是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过纵观其走向衰落的节点，恰恰始自于在中国战场上陷入持久战的泥潭。历史证明，中国这样的弱国对抗强敌，以坚持抗战拖住对手，把敌人最后拖得灯枯油尽，是高明的战略。中国的持久抗战同国际反法西斯盟国的作战相互配合，使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最终无力再打下去，只能接受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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