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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周浩 【作者简介】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石宇辰刑辩团队成员。 8月8日，“三聚氰胺”维权父亲郭利敲诈勒索案第二次再审在广东省高院开庭。“三聚氰胺”维权父亲郭利被判敲诈勒索罪一案，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此案的意义在于，何为敲诈勒索？何为维权索赔？二者边界又在何处？ 案情回顾 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郭利两岁多的女儿一直长期食用“美国施恩婴幼儿奶粉”。当年9月，他带女儿到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双肾中央集合系统内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这意味着肾功能受损。 据报道，2009年6月13日，郭利与奶粉生产商施恩（广州）婴幼儿营养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恩公司”）达成和解协议，施恩公司补偿郭利一方40万元。次日郭利出具书面材料表示，基于问题已妥善解决，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在拿到40万的补偿款后，郭利再次向施恩公司索赔，郭利在谈判中称：问题尚未妥善解决，并提出300万元赔偿要求。施恩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广东雅士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雅士利”）拒绝支付并于同年6月30日向警方报案。 一审法院（潮安县法院）认为，郭利再次提出的300万“赔偿款”系在不存在合法请求权的情况下，事先预谋并虚构其所有亲属对赔偿不满意等借口提出的“索赔”要求，非法占有目的明确。 潮安县法院还认为，基于国家发生“问题奶粉”事件后，在社会公众及奶粉生产企业中产生并持续存在的脆弱心理，此时郭利采取将在媒体进行报道的手段，必将直接歪曲两家企业努力重建市场信用的心思，并足以损害两家公司的市场信誉，影响两家企业的正常经营，引起两家公司的惧怕。 2010年1月，潮安法院一审判决，郭利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后郭利上诉，潮州中院于当年2月裁定维持原判。2010年5月31日，广东省高院作出再审决定书，再审决定显示，广东省高院经审查认为，“此案在程序上存在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形，确有错误”，指令潮州中院再审。潮州中院当年12月30日再次作出裁定，维持原判。 2014年7月，郭利刑满出狱，此后继续申诉。2015年5月，广东省高院再次作出再审决定，“原审裁判认定被告人郭利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财物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决定提审此案。8月8日上午，此案在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 据报道，检方当庭发表意见认为，郭利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其作为消费者索赔是正当的，要多少钱、多少次都不是定案、定罪的依据。检方称，无论索赔数额多少，均是郭利在行使索赔权利，若厂家不同意其索赔数额，则属于有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郭利索赔行为和数量不影响其目的的正当性。检方还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鼓励和支持对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一切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大众媒介有权对损害消费者的行为予以揭露。因此郭利声称的向媒体曝光厂家黑幕的手段合法合理。 何为敲诈勒索罪 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实施威胁或要挟的方法，迫使被害人交付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可见，敲诈勒索罪的客观要件，是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威胁或要挟方法，是指对公私财物所有者、保管者给予精神上的强制，造成其心理上一定程度的恐惧，以至于被迫交付财物。敲诈勒索罪的主观要件，则是行为人必须具有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目的。 简言之，敲诈勒索罪的本质特征，在于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迫使他人交付财物。也即，敲诈勒索罪的逻辑结构为，胁迫行为—对方畏惧—交付财物—转移财物。 何为维权索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七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第十一条规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由此可知，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便有权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即维权索赔。 二者的边界 敲诈勒索同维权索赔，一个刑事犯罪，一个民事维权，看似边界清晰，但二者掺杂在一起，则极易混淆。特别是，行为人同被害人之间存在权益纠纷的案件，即行为人的自身权利受到损害，其通过一定的胁迫手段维护权利的行为，在司法认定中则存在一定的困难。 纵观本案，我们不难发现，在基本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行为人以媒体曝光的方式维权，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威胁、要挟的方法，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正是本案值的讨论的问题。 笔者通过检索发现，消费维权高额索赔的案例并不鲜见，其中有的被刑事立案、批捕甚至判刑。 案例一，2005年初，犯罪嫌疑人刘某发现自己刚刚进购的一桶食用油里有一橡胶圈，便和厂家联系，厂家迟迟未采取措施。于是刘某便和一家新闻媒体联系，后该新闻媒体予以曝光。厂家着急，主动和刘某联系，要求送刘某一箱油和300元人民币，私下解决。刘某要求厂家赔偿36000元，并告诉厂家其银行账号，让厂家将钱打入卡内。如果厂家不答应，他就在网上发帖子，让媒体继续曝光，致使该产品滞销。后厂家佯装同意，随后报警。之后，北京市大兴法院以敲诈勒索罪(未遂)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案例二，2006年2月，黄静花20900元购买一台华硕V6800V型笔记本电脑，后因故障不断与华硕多次交涉，并提出500万美元“惩罚性”赔偿，被警方以敲诈勒索罪刑拘，后被批捕。2007年11月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又于2008年9月作出刑事赔偿确认书：“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并不是一种侵权行为，反而是一种维权行为，所要500万美金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三，2014年末，辽宁省绥化市明水县大货司机李海峰在运货途中，购买了四包“诱惑酸辣牛肉面”当午餐，打开包装后发现其中的醋包中含有异物，随后向今麦郎公司索赔。在双方商讨赔偿金额过程中，今麦郎于2015年5月向公安机关报案。5月29日，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公安局以“李海峰涉嫌敲诈勒索”立案侦查，随后李海峰被河北警方列入网上追逃犯罪嫌疑人名录。 可见，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被认定为维权，而有的则被定性为敲诈勒索罪，悬殊之大，有必要加以厘清。笔者认为，维权高额索赔，基本上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利的行使不受任何限制。权利行使不当同样存在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至于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则主要取决于三点，一是目的是否正当；二是手段是否合法；三是数额是否合理。具体而言： 1、目的是否正当 在维权索赔案件中，行为人目的是否正当，则主要看行为人是否存在维权依据，主观上是否真诚的维护权利。首先，在无权可维，故意制造事端，借机勒索的情况下，构成敲诈勒索罪，自然无碍。其次，在未经使用，尚未造成任何损害的情况下，向商家漫天要价，则目的难属正当。 2、手段是否合法 在维权索赔案件中，行为方式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的一个关键要件。由于媒体报道的迅捷性、广泛性，以及商家对于商品缺陷或者服务劣质被公之于众的担忧,其对商家而言必然具有一定的威胁性。作为敲诈勒索罪的胁迫手段，即是将某种不利后果通告对方，据此迫使其交付财物。虽然国家鼓励通过大众媒介监督涉事企业，但是这种监督显然不是为了让举报者为其自身牟利。既然如此，以媒体揭发商家问题相要挟，已经不属于行使舆论监督权，而是以公布媒体作为要挟对方给付财物的胁迫手段，是一种权利滥用的行为，无法排除行为的威胁性。 3、数额是否合理 在存在侵权关系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行为人有权获取的数额往往比较困难。对此数额的确定,有三种观点，一是站在维权者的立场，一是站在中立一般人的立场，三是法律确定的数额。数额的认定，很难说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本文认为，应以维权者确信的数额为准，并兼顾一般人的立场。因为纠纷的解决，本身便是一场博弈，受害方有权向对方提出数额要求，即便对方不予认可，也还可以进一步协商。同时，我们也需要考察一般人的立场。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刑法中的社会相当性理论，即行为人索要财物的数额，是否为社会生活中由历史形成的社会伦理秩序所容许，也即是否逾越社会公众的容忍。只要索赔数额被社会公众理解为情有可原，应予容忍，则应当认为索赔数额合理。 在实践中，我们应综合把握上述三点，只有三个要件同时满足，才会成立敲诈勒索罪。行为人在权利范围之内索赔，即便辅以威胁的手段也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因为欠缺占有对方财物的非法性这一法定要件。具体到郭利案中，在郭利要求二次索赔，并辅以媒体公布相威胁的情况下，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则主要考察数额是否合理、目的是否正当。由于郭利的女儿使用了涉事公司生产销售的“毒奶粉”，肾脏功能严重受损，作为受害者，他有着充分的理由向涉事公司索赔，其目的具有正当性；并且他有着确信的赔偿数额，为公众所理解，属于权利范围之内，从而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识别公众号，关注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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