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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玉兰，女，越剧表演艺术家。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1921年12月出生。1933年进新登东安舞台科班学芝，初学花旦，后习老生。文戏师傅是喻传海，武戏师傅是徽班文武老生袁世昌。其表演富有激情，善于塑造人物形象，具有俊逸潇洒、神采夺人的艺术魅力。尤其是扮演风流倜傥的角色，独步越坛。嗓音嘹亮，旋律常在中高音区进行，唱腔除继承越剧传统老调外，广泛吸收京、绍、杭等剧种的声腔成分，具有高昂激越的特色，被称为徐派。代表作有《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西厢记》中的张珙、《春香传》中的李梦龙、《追鱼》中的张珍、《北地王》中的刘谌等。  【访 谈】 老一代的越剧演员大都是出在嵊县，但我不是嵊县人，我是杭州新登县人。我怎么会学越剧呢？因为当年我是一个小戏迷，嵊县的剧团到我们新登演出，我看了他们的戏，特别是丹桂剧团来演出，我看了张湘卿、商芳臣、筱丹桂她们的戏以后，就一门心思想学戏。那时候，学戏要跟戏班子走的，家里人不同意，因为我家是小康之家，我又是女孩子，才12岁，女孩子跟戏班子学戏，家里不放心。当时像我这样的人，要学越剧的人蛮多的。 我们当地有一个老板，他请来嵊县的一个教戏师傅，到我们家乡招生。报名的时候有七八十个人，办起了科班学戏。后来慢慢淘汰了一些，剩下来大概有三十几个人，组织了一个剧团，名字叫“东安舞台”。我记得是1933年4月开学，7月份就出科班了，然后我们到乡下演出。 那年冬天，嵊县的师傅叫我们到上海南翔桥的茶楼里，给人家做演出的班底，主要的演员有王杏花她们。我们做班底以后，在上海固定演出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再回到乡下，到金华、兰溪、衢州、龙游一带演出，又到江西上饶演出。 徐玉兰早期剧照 半年飞机轰炸，我逃到了乡下，跟傅全香分开了。那时我在杭州临安乡下，也没有汽车，我们在路上得到消息，抗日战争胜利了。 1945年下半年，我和筱丹桂搭档，就是在上海现在的西藏路新华书店上面的那个剧场里演出。1947年，筱丹桂被张春帆逼得自杀，至今我都感到心痛。1945年起，我跟她在天工剧院演出，唱了3年左右的戏，1947年端午节我才跟她分开的。 我们常说，“三花不及一娟，一娟不及一丹”，筱丹桂那时确实是挺红的。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小生与她配戏，张春帆就派了一个经纪人，拿着钱到乡下来，叫我去同筱丹桂配戏，那时和筱丹桂配戏的小生叫张桂莲。我跟她讲，这样不行，我跟傅全香已约好，我要跟傅全香搭戏。她说他们老板之间已经谈好了，里面搞的是什么鬼名堂，我至今也不知道。 徐玉兰和筱丹桂剧照 后来，我就跟筱丹桂配戏了。我们当时订合同是半年一订，大家合作得愉快，可以继续合作。如果老板不好，我们也可以回掉老板；老板认为我们不好，也可以回报我们。 当时我们的生意确实比较好，日夜连场。剧场里有1000个位置，还可以排300只凳子。我在跟筱丹桂搭档的时候，了解到筱丹桂的一些事情，我是很同情她的。张春帆对我们很过分，比方说每个月发工资，他一定要拖很长时间，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原来的钞票贬值得很快。筱丹桂也是老板，她是不开薪水的，她自己抽头，一张票抽两毛。 我的所有服装要自己做，我要张春帆加薪水，他就是不肯给我加。有一天我恼火了，那时门口全是很亮的霓虹灯，我将门口的照片统统撕下来，我决定不演了。筱丹桂有一个朋友我也认识，筱丹桂的小名叫春凤，她对我说，春凤在哭了，我说为什么哭？我觉得她的处境很难，张春帆把她当做摇钱树，她要是不演，张春帆肯定会折磨她的。我只有将图片挂起来，稍稍加了点钱就算了。如果没有了小生，戏就不能演出了。 和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合影，左为王文娟 半年之后，跳舞的“国泰舞厅”张春帆将它包下来，改建为国泰戏院。1946年下半年，我们搬到国泰戏院，那时的生意更好了。因为戏院里位置很多，上面还有个广播电台，我们演出时他们可以实况转播，那时越剧实况转播还是不太有的，我和筱丹桂搭档演出，生意疯得不得了。 在国泰戏院，我们演的一出戏叫《是我错》，故事讲一个男人看不起一个女的，后来女的爸爸做了大官，他就去求亲，同房时一看原来就是自己的老婆，他后悔死了，所以叫“是我错”。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徐玉兰 有一天，我们演《是我错》的时候，突然戏院的屋顶翻下来了。那时的屋顶不是水泥板，是条子板的，虽然没有死人，但有的演员脸上被划破了，压伤的观众挺多。 第二次演出时，张春帆还要摆什么噱头，他要我唱屋顶翻下来也是我的错，我说我不唱，要唱你自己唱。他想通过这种噱头来吸引观众，他是要赚钱的。顶撞了张春帆，我心里不舒畅，我本来没有什么病，那天演《是我错》的时候，我突然吐血了。当时演两人同房的戏，我对小姐讲，你只会烧饭、洗衣服、做鞋子，将来我要做官了，你不能做官人太太，你摆不上台面。所以他不同她同房。 徐玉兰演出广告 小姐在唱的时候我在看书，我突然觉得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那时台上没有吐痰的习惯，我想怎么办呢，其实那时我在台上已经开小差了。我用书遮着脸，反正观众也看不到，所以我就撕了一个书角，做了一个小盒子吐了一口，一看里面有血，当时我吃了一惊，我怎么会吐血呢？我坚持把戏演完下来，在后台我又吐血了，回到家里还是继续吐。 当时我们的戏德是很好的，我要是吐血不演了，客满的戏叫谁来代替呢？我没有跟筱丹桂和老板讲，我想坚持一下也许会好的。但是三天里，痰里老是有血。我的一个亲戚看到我杯子里有血丝，她说：“怎么搞的，这是血啊！”我说：“是啊，都吐了三四天了。”她说：“啊呀，要出人命了，你这样吐血，要去看医生！”我说晚上还要演出，怎么去看医生？她说你一定要去看，万一出了毛病怎么办？ 我同张春帆商量看病的事情，他竟然不同意，他说今天演出完了再去。我亲戚说，如果晚上出了毛病，你要负责任的。张春帆没有办法，只好让我的亲戚带我去看病。我当时连妆也没有卸，因为晚上还要演出。 刚到医院三楼，我就大吐血了，当时就晕了过去。晚上不能演戏了，我打电话给张春帆请假，张春帆说今天晚上非要演下来。他叫一个姓傅的老板赶过来，说你塞一点钱给她，一定叫她去演出。医生说不可以这样，我亲戚也不让我再演了。 因为在医院里打了止血针，我回到家里，血稍微止住了一点。晚上吃饭时我讲，今晚我不演出了，谁在顶替我呢？因为演出是实况转播，我就打开无线电听，原来是二肩小生，舞台桌子下躲着一个人，他在底下说什么，她就唱什么。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觉得这样对观众很不负责。 我亲戚说，老板这样对待你，你还要为他可惜。我说我对不起观众。以后我就在家里养病了，可能是肺出血，我的一个月工资张春帆也不发给我。不过筱丹桂经常来看我，希望我身体好了再和她搭档，我说：“你对我挺好，但你的老板不行，我不要合作了。”从此我就和筱丹桂分开了。 1947年天气转凉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吃大闸蟹，突然有个票贩子跑来，说：不得了，不得了，春凤自杀了。我说你不要乱七八糟瞎讲，他说这是真的，人已经送到仁济医院了。我马上一个电话打过去，结果是真的。那天晚上，我们演《香笺泪》，本身戏也是个哭戏，筱丹桂自杀了，大家对她都有感情，台上连不哭的演员也都哭了。观众们看了非常奇怪，说今天的演员为什么都在哭。为筱丹桂办走事的时候，我们十姐妹团结在一起，和张春帆进行了斗争。 在《春香传》中，徐玉兰扮演李梦龙，王文娟扮演春香 1947年下半年，我在龙门戏院组织了玉兰剧团，花旦是戚雅仙。我们还要培养一个青年花旦，那时王文娟离开了芳华剧团，我们就把她请到了我们玉兰剧团。王文娟1948年的下半年开始和我合作，一直到现在。 1949年上半年，我们在明星戏院演出，日夜演四场。范瑞娟和傅全香的东山越艺社也在那里演出，两个团抢一个场地。那时有一个规定，谁演的票房好，谁就可以继续签合同。我们玉兰剧团在明星剧院天天客满，所以我们要继续演出。老板请范瑞娟那个团也到这里，这是老板故意制造我们之间的矛盾。 1949年上海解放后，1950年，我们到现在的长江戏院演出。以前这里叫“卡尔登”，是专门做话剧的剧场，老板姓周，他认为话剧的档次高，地方戏曲低。他过去讲过一句话，“宁可话剧不挣钱，也不愿意越剧挣钱到我这个剧场来。”我把他这句话牢牢记住了。解放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打到长江戏院去，上半年就打进去了。 长江剧院确实比明星戏院要好得多，各方面设施比较好。当时我们演《信陵公子》，这部戏日夜要演半年，天天客满。当时剧团的老板没有了，我们成了姐妹班，除了广告开销以外，大家按照薪水平分。那真是黄金时代。 解放以后，上海成立了华东实验剧团，我们玉兰剧团还没有参加，当时我们在长江剧院演出。1952年下半年，军委总政文工团要搞大剧院模式，要找10个剧团参加，越剧团也是其中一个，当时叫我们这个剧团参加。 原来在浙江省文化局当领导的史行同志，当年是军委总政治部文工团的副团长，还有黄宗江同志和兰茜同志。他们到上海来做我们的工作，动员我们参加解放军。我们玉兰剧团实力雄厚，从开始动员到去北京不到10天时间，整个剧团拉到了北京。史行同志讲：“徐玉兰，这个历史你要写，当时不容易呀。”我说：“我们不容易，你也真有本事啊，把我们实力如此雄厚的剧团一下子拉到北京去了。 1957年，在《北地王》中扮演刘谌 当时面临的困难很多，我是第一个举手同意的，大家都表示愿意参加，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我的妈妈不同意我参加总政文工团，当时还有个过房娘徐家妈，她们都拉我的后腿，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过房娘让我留下来，叫他们回北京重新组织一个剧团。我说，玉兰剧团我是第一个举手的，我不能不去。 当时王文娟的父母都到我家里商量，我说你们就放心吧。我当时下定决心，不管她们如何，我一定要走的。但他们都很为我们担心。我们团除了七八个家里确实有困难外，大家都到北京去了。 史行同志说：玉兰剧团的灯光道具都留给上海，我们就要人。当时买这些器材花了好多钱，都是上万的。史行同志还说，徐玉兰的家人不放心不要紧，叫她一起去北京吧。史行同志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文化大革命”时，大字报写徐玉兰参军还带了“过房娘”，也是一条新闻。都是史行同志做的工作，那时没人敢这样决定，他是很有魄力的。 我们剧团的大队人马是7月25号走的，我和王文娟是7月27号离开上海的。我们到了北京以后，部队包了一个旅馆让我们住，各方面的设施都很好。他们都叫我们“上海小姐”，因为我们是上海小姐参军。 过了没有几天，就是“八一”建军节，总政领导在主席台检阅部队。那时我们当兵的服装也没有发下来，大家都是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领子上还打了一个蝴蝶结。总政文工团的陈其通团长穿着军装，举着一个大旗走在前面，后面跟着我们这支特殊的部队。不知道内情的人都在问：“这是什么部队？”有几个领导是知道的，说这是上海小姐刚刚参军，连军装都没有发下来。所以，我们是一支老百姓部队。我们就是这样参军的。 我们很快开始排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陈其通团长亲自排练的。第二个戏是《西厢记》。那时总政的副主任是萧华，文化部长陈沂同志，后来到我们上海市委宣传部当部长。他们听说徐玉兰的过房娘会做服装，因为我的服装在越剧界是有名的，所以就请我过房娘去上海给大家做服装。当时过房娘很高兴，她到上海将我们两个戏的服装都搬到了北京。总政文工团的领导看了很高兴，说这个过房娘了不起，她的色彩、绣花搞得有条有理。《西厢记》参加了10月份的全国会演，我得了一等奖，王文娟得了三等奖。 参加了全国会演以后，我们就南下慰问部队去了。我们先到上海、宁波、杭州，后来到了舟山群岛。离开北京时，领导说舟山演出结束，让我们回上海过年，因为我们都是刚参军，很想家，大家都很高兴。谁知道舟山演出之后，总政突然来了加急电报，叫我们赶快回到北京，说是要到大连去慰问演出。已经要年三十了，大家好像都要哭出来的样子。在年三十赶到北京，大家都发了棉大衣。 1953年，总政文工团越剧队演职人员在朝鲜 我们对解放军的纪律还是了解的，要服从上级命令，特别是听说是周总理亲自打来的电报。我们从舟山坐海军派来的快艇，睡的床都会左右摇摆的。到了上海，还不能进吴淞口，在吴淞口外面下了船。我们到了北京才知道，原来是周总理带我们到大连慰问苏联红军，因为那时大连驻扎着苏联红军。根据两国协议，他们要撤离了，周总理要亲自来处理一些事情。总政萧华副主任带着歌剧团，还有我们越剧团来慰问苏联红军。 专车到山海关的时候，周总理对我们说：“你们这些上海小姐下车，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山海关。”过去我们在戏里觉得山海关是很荒凉的地方，怎么现在那么雄伟呢？我第一次看到山海关。周总理说，你们只是在戏里唱过，没有真的到过这个地方。 我们到大连演出是3月份，刚好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那天晚上，我们在矿场上演出《西厢记》的时候，只见许多军官跑来跑去，听说斯大林病得不行了，弄得我们心情也没有了。第二天，我们在广场上开了追悼会，大家都很难过。我们离开大连时，周总理讲：“你们上海小姐，看到过炼钢吗？”我们都说没有，他说，你们去“鞍钢”看看吧。于是我们就去了“鞍钢”，给钢铁工人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我们还观看了鞍钢工人文工团演出的节目，参观了炼钢的过程。
辅导学生钱惠丽 离开“鞍钢”以后，我们到了安东。晚上不演出，我们去看朝鲜的新义州，看到美国飞机在轰炸。第二天早上，我们跑步到了鸭绿江边，当地人说这是鸭绿江大桥。我们觉得跟我们上海的外白渡桥差不多。我想，国内要到朝鲜去慰问志愿军，还要打报告请示批准，现在我们已到了鸭绿江边，为什么不过去慰问志愿军呢？当时大家议论纷纷，大家都说去呀。 带队的胡野檎同志原来是部队的政委，因为我们都是浙江人，他是专门从部队调来带我们的。我们就同他讲要去朝鲜慰问。他说去朝鲜要死人的，你们不怕吗？我们都说没有什么可怕，志愿军可以去，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人人有责。他说我们给领导打一个报告，于是我们写了一张报告给总政领导。 萧华、陈其通这些领导觉得很奇怪，这些上海小姐怎么突然想去朝鲜呢？有的领导说：上海小姐要到朝鲜慰问志愿军，胆量是大的，勇气是好的，但是战场太危险了，不能去。当时不知是哪位领导说：“好，让这些小姐去锻炼锻炼也好。”于是就批准了我们5天时间去朝鲜慰问演出。 我们是1954年4月24日下午四点过鸭绿江的，大家乘坐两辆小卡车和两辆大卡车，我旁边一个是陈兰芳，一个是王文娟，当时大家心情很激动。走到一半，我发现鸭绿江大桥没有了，就放了两块木板。跨过鸭绿江后，我们在后勤部见到了梁兴初司令员。路上我看到炸弹坑比桌子还要大，东一个西一个的。 汽车从四点多开到晚上七点，突然枪声响起来了，大家都很害怕。志愿军战士说，这是防空枪，不要紧，1公里就有一个防空哨。天蒙蒙亮时，我们到了目的地，那里的景色很美。我们住在一个煤矿里，是当年日本人开的。我们住在洞下三楼，转弯进去就是剧场，一个很大的矿井，我们就在那里演i出。大小便就跑到洞外面解决。后来志愿军战士把便桶、洗脚水都拿来了。 我们演出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国内一样的化妆、一样的布置、一样的服装，舞台工作很好。演出时战士们很多，但鸦雀无声，效果非常好。五天时间，我们演了4场，后来加演了8场，再加演了12场。志愿军司令部要我们到他们那里演出，我们在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后来什么都不怕了，飞机在头顶上飞也不害怕了。我们后来到了开城，当时有3个任务，一方面为志愿军演出，一方面做战俘工作，三是为中立国演出。
1957年在杭州，周总理观看《追鱼》后接见徐玉兰等主要演员 《红楼梦》是我们二团创作演出的。1957年春天第一次演出，演得有些艰苦。戏里的林黛玉只13岁，贾宝玉只有14岁，不大不小的小孩子，这样一个“天之骄子”。当时我们领导有一个规定，演这个戏，曹雪芹的原著要看10遍。我刚好跟随一团到苏联和德国访问演出，我借过去跟袁雪芬合作演《西厢记》。 当时从北京出发到莫斯科，路上要走9天，到德国要半个月时间，在火车上我把原著看了3遍，哪里有10遍能读？我找了好多资料，正反两面的材料都要看。我问了好多艺人怎么样演贾宝玉，北京的“泥人张”对我的启发很大，它是有神有形的。 我自己有时也在回忆，小时候看见地主家的小孩子，那种霸气十足的样子，我再回过头看原著，找到人物的感觉，大家说有那么一点像了，要是一点不像就糟糕了。这部戏的唱腔都是我自己设计的，包括表演的一些动作。 1958年“大跃进”，我们带着《红楼梦》到武汉、南京、广州、长沙一带演出，一面炼钢铁，一面演出，确实非常辛苦。1959年国庆10周年的时候，我们到北京演出《红楼梦》。 有一天，周扬部长请我们吃饭，还有梅兰芳先生、夏衍同志和导演。酒都摆上来了，夏衍同志却迟迟不见他来。后来他匆匆赶来，大家要罚他的酒。他说迟到，是因为大家都向他要《红楼梦》的戏票，他没有办法，只好躲起来了。梅先生讲，你们越剧确实不错，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女孩子，很朴实，演得很认真。 1959年年底，我们到越南演出，胡志明主席专门接见了我们。1960年到广州演出时，我的锁骨骨折了，住进人民医院高干病房。医生千方百计要治好我的病，因为年底要去香港演出。 3个礼拜后，我们到深圳预演，要求演3场。当时我是五花大绑一样演了一场，手还没有完全好，连妆都化不了。我叫帮手托住我的胳臂，我才化上妆；嗓子也不好，体力也不够。 从深圳回到广州，我们集中训练了半个月，都是一些礼仪方面的培养。28号我们到香港，老百姓都来车站迎接。《红楼梦》一共演了18场，后来再演4场《西厢记》，天天都在演，一个多月都没有休息，大家也不觉得累。 香港有两个电影公司都要我们留下来拍电影，国内特别是上海的领导不同意，因为1960年的香港社会很乱，要拍也得回来拍。回到上海拍电影时，财力、人力、物力都是我们的，让香港方面出德国产的彩色胶片，所以《红楼梦》的色彩特别好看。 我们在海燕电影制片厂最大的摄影棚里拍戏，里面都是全新的设备。很多观众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拍摄的？我告诉他们，所有的场景都是在摄影棚里弄起来的，那时花了100万元。怡红院的珍珠玛瑙都是从国库里借来的，都是真的宝贝，白天拿来，晚上送回去。 芩范导演对我们非常严格，要求大家集中精力把电影拍好。我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电影，既保留了舞台精华，又电影化，拍摄难度很大的。看样片时，大家认为可看性比较强，芩范导演很成功。 电影在香港先放映，那时上海已经要组织批判这部戏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36家电影院一齐放映，年三十夜里，马路上都没有行人的。《红楼梦》为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赚了一大笔钱，拷贝都来不及做。
徐玉兰、傅全香、尹桂芳、王文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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