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圣叹之“圣”

一、圣叹之“圣”

圣人境界是圣叹的理想境界，从圣叹之称号可见其有强烈的圣人情结。对于圣叹之名的来由，据廖燕记载：“鼎革后，绝意仕进，更名人瑞，字圣叹，或问‘圣叹’二字何义?先生曰：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¹⁾，在‘与点’则为圣叹⁽²⁾，予其为点之流亚欤!”⁽³⁾曾点所言，深得圣叹之意，故自号圣叹，视己为曾点之“流亚”，即与曾点和陶潜为同类人物。金圣叹曾有一首赠友人的诗《王子文生日》，诗曰：“人在山中无历日，客从海上得筹星。未须灵寿承荣赐，正学参差引上真。曾点行春春日好，陶潜饮酒酒人亲。沉冥便是桃源里，何用狺狺更问津。”这是圣叹对友人王子文隐居生活的肯定，后四句实是圣叹自身生活的追求与理想的写照。“沉冥便是桃源里，何用狺狺更问津”，即所谓世间即桃源，出世间即此人世间的审美人生理想。

一般认为金氏以圣叹为号是自信可以得到圣人的赞叹，这是他的自负。陈洪先生认为“自负在这里或许只是次要的或表面的，骨子里当主要是表达了金氏对曾点之志的追求和肯定”⁽⁴⁾，并进一步认为“圣叹的曾点之志是王阳明所肯定的‘狂者胸次’。金圣叹自号圣叹，正是取义于此，表明了一种人生道路的选择，一种人生价值的认同”⁽⁵⁾。这一定位固然不错，但联系其元字论的哲学思想，仍有进一步具体化的必要。

何谓圣?圣叹显然是从易佛的角度加以理解，圣叹的“圣”并不是一个作为固定有所指的孔子和曾点，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指出的孔子亦如“红炉中点雪”，非圣、非佛，又何来仲尼耳，故圣叹认为仲尼亦不过是权说而言，如佛教所说的应身说法。追寻儒道禅三家最初的源头和最后的回归之处，是圣叹所认为的“—”，此“—”，沟通天人之际，是天地之盛德与圣人之大业得以澄明与成就之路，所以圣叹之圣不应只是追溯到孔子和曾点，而更应向前追溯其源头，此圣叹之“圣”的理想应结合其元字论的思想即“述而不作”，“忧患之心”和“体用不二”来加以理解。

“述而不作”是圣人智慧上的魅力，智慧是对真理的洞见，是真的力量。圣人是会倾听的人。“圣”与“听”二字古相通，在甲骨文中，圣、听形体同源，字音上，圣听二字，《说文》注音都是“壬(读如廷)声”，说明它们在古时读音也是相同的。故郭沫若《甲骨通纂》云：“古声、圣、听乃一字。”《说文解字》：“圣，通也，从耳。”段玉裁注：“圣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以知情。’”按声圣字古相假借。所谓“圣从耳者”，应该如郭沫若所言，“古听、圣、声乃一字”。其字作耳口，从口耳会意，段注所引《风俗通》之言，正是以“声”解“圣”。可见圣人与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古人亦有“听政”一说，其听，最早与听乐的关系非常密切，要能听声，如季札观乐实际上是指季札听乐，班固《白虎通义·圣人》云：“圣，通也；道者，声也。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又《风俗通》：“圣者，通也，言其闻声知情，通于天地，条畅万物也。”因此，中国最早的“圣人”，就是能从声音中听出天地鬼神的意旨，从而洞彻自然奥秘的人。⁽⁶⁾不同于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上帝启示录，古中国人要倾听自然的声音，人要通向自然之道，而自然也是自己显示自己，圣人则将此天意表达出来，是自然启示录。圣者，即会倾听自然之道，并将其言说出来，能通达天地人三才，才是地上的王者，即圣人。人通达自然之道的关键在于圣人的“感兴”、“体会”、能“仰观俯察”，此亦即《周易·系辞传》中所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如中国的书法、绘画、诗歌等艺术都在此仰观俯察中获得其智慧和灵感。“圣”者，即能听，顺之意，可取“元”之顺处，圣人能顺，故在顺的基础之上，又能顺遂万物之性，从而顺又为健，为元之健处。此即圣人智慧的体现。

“忧患之心”则是圣人伦理道德上的魅力，是善的力量。故圣人于天道而言，虽述而不作，但于人道而言，圣人仍要有所为，有所作。“不作”是针对最高的道而言，圣人有作，则是针对凡夫而言，故孔子要作《论语》，老子有五千言，佛教有公案，此为人文之始，而其源则在于天道。金圣叹于一切经史子集、笺疏训诂，与释道内外诸典及稗官野史、九彝八蛮之所记载之中，则最重圣人之书和才子之书，认为其最能表现和启示天人之际的智慧，否则其书可烧(详见第四章第一节)。

而圣人为何要有为、有作，实出于圣人的大忧患之心，因凡夫不识不悟，故要使其迷途知返。圣叹的大忧患之心在其身上则体现为一种“狂者胸次”，大的担当，体现为圣叹的有为人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⁷⁾圣叹以批书作为廓清天下之功的武器，显见其批书并不是隐逸，而是狂者进取，由此见其志向。

《艮斋杂说》记载：吾乡金圣叹，以聪明穿凿书史，狂放不羁。每食狗肉，登坛讲经，缁素从之甚众。⁽⁸⁾见其行为举止之狂放如此。从作于崇祯17年即圣叹37岁时的一首描绘其宣讲佛法时的诗《赠顾君猷》中，我们也可见其精神之狂傲，诗曰：西城由来好风俗，清筵法众无四邻。圣叹端坐秉双轮，风雷辊掷孰敢亲?譬如强秦负函谷，六国欲战犹逡巡。手持顾子三太息，奈何于此生悲辛：圣学久传至今在，我尔独赖为其薪。呜呼!只今天下大乱殊未已，我终欲尔持人伦。⁽⁹⁾可见，金圣叹志在传圣学，持人伦，而其中对其辩才无碍的自得、对其学说的自信自负溢于言辞。然其诗由狂转悲，悲乎圣学之不传，从其狂中也可见所隐曲于心的圣人之志。当然说其有圣人之志，并不说他就是成圣，有圣贤之志到成圣之间还有一个无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圣叹之狂、圣叹之悲表露无余。

圣叹的忧患意识正是大《易》所体现的儒家的忧患意识，圣叹的狂者精神则是儒家的人格理想的典型体现，孔子曾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¹⁰⁾中道不可得之，故思其次。孟子认为狂者是“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¹¹⁾嘐，《说文》释夸语也。朱注：嘐嘐，志大言大也。……言平考其行，则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与之，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¹²⁾王阳明在良知说的基础上对“狂者的胸次”做了进一步的诠释，在回答弟子们提出的“乡愿狂者之辨”时说道：乡愿以忠信廉洁见取于君子，以同流合污无忤于小人，故非之无举，刺之无刺。然究其心力，乃知忠信廉洁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污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坏矣，故不可以与入尧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惟不克念，故洞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尚未坏而庶可与哉。⁽¹³⁾尽管他并不认为“狂者”就是“圣人”，“狂者的胸次”亦非最高理想人格境界，但他指出“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千仞之意”，这远远超胜常人。

可见此处狂有其鲜明的特点：其一，大，即志大言大，志存古人，有尧舜气象，此为志之狂；其二，行不掩言，有其志而无其行，于古无中庸之行，于今则不顾时俗，此为行之狂；其三，狂是中行不可得，而求其次，故狂者也有无量隐痛，源于道之不行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此为狂的动机。故真正的狂者其志高，其行坚，无所累于心，无所畏于行，虽不能温润如玉，亦不是隐忍无为，而是于不可得之中选择勇猛精进。狂者胸次，有凤凰千仞之意。金圣叹亦以狂自名和被名，其种种行迹皆不入世人法眼，如狂者李贽以儒帽裹僧头，儒者金圣叹亦常出入寺院，且以秀才身份登坛讲经说法，吃狗肉后讲经说法。其特异的行迹，新奇的见解，一方面激起很多人的愤怒，如当时名士归庄则必欲杀之而后快，认为金圣叹“以小说、传奇跻之于经、史、子、集，固已失伦，乃其惑人心、坏风俗、乱学术，其罪不可胜诛矣!”后圣叹因“哭庙案”被杀，然归庄尤“恨杀之不以其罪”，圣叹人虽死，但不是因其罪而死，故归庄认为“余以其人虽死而罪不彰，其书尚存，流毒于天下将未有已，未可以其为鬼而贷之也，作《诛邪鬼》”⁽¹⁴⁾；另一方面也赢得了很多人的倾倒，“座下缁白四众，顶礼膜拜，叹未曾有”。可见，圣叹之狂是不拘格套，行为放达，不与时俗同流，而圣叹之狂则是源于其儒佛交互的思想，圣叹的儒者人生在佛学“自性空”的理论影响之下，明显继承了儒家传统思想中最富生命力的成分，即超脱的智慧和道德的担当。

晚明士人的“狂者胸次”及其在当时文化领域中推荡而成的狂放思潮，是晚明时代精神的体现，是烂若桃花的晚明美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原因。但圣叹之狂与李贽之狂不同，李贽是以一批判者的姿态，针尖对麦芒的锐气，倒翻千年是非窠，针对的是“假道学”，批判的武器是“童心”，“童心者绝假纯真”。圣叹的狂，是源于他所强调的圣学，直指天人之际，他不是在社会的中心，而是身处边缘，以边缘化的身份读书批书讲学，如批点小说戏曲等，故他没有李贽那种激进的锋芒，更多的是在思想层面，而不是政治领域，以批点古书而不是采取现实活动来表达其思想，虽有“哭庙案”，但金圣叹却以为是“无意得之”。圣叹的狂也不同于三袁之狂，三袁之狂更多是一种姿态，主要源于自然人性中欲望的宣泄，是一种欲望之狂，欲望之狂是非常短暂的，是容易疲倦的，欲望的满足带给人的是生命因空虚而来的无聊和内在的焦虑，故三袁后期在为文与为人上都由最初欲望的宣泄、直抒性灵，倡导文学艺术上的露、俗，转向后期的含蓄、蕴藉和古雅。所以圣叹之狂并不是一种“狂禅”之狂和玩弄光景者，其狂因内在地深沉和执着而有着一丝庄严。但这种内在的执着亦不同于号称“狂士”的嵇康、阮籍之类，魏晋名士在时代的大苦难中成就的“狂”带有一种非常强劲的色彩，在入世与出世的内在矛盾之中，有一种悲壮或壮烈，而圣叹因其思想的透脱及其所生活的疏离和边缘的状态，包括政治上的疏离与思想上的疏离，使其狂具有一种淡出的特点。所以圣叹的狂既有一种出世的疏放与高致，又具有入世的热情与浓烈。

在“述而不作”之真和“大忧患”之善的基础之上，圣叹欲成就其“体用不二”的美的人生理想，金圣叹的独特表述即是“消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