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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选择“一带一路”上的中国瓷器贸易作为讨论主题，希望能通过概述在当年海陆丝绸之路两条道上所发生的，有关中国瓷器贸易而带来的世界文明互动的历史，让我们重新确定中国的物质文化在世界文明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占有的位置和所处的坐标。当年一带一路的贸易中不仅有茶叶、香料、丝绸、还有陶瓷贸易，但前者走的都是单向旅程，自东而西，最后在终点处被人消费使用而难以留下踪迹。只有瓷器，不仅历时长在，还被永远保存在博物馆和家族的传承中，由此，在文化的相互影响上发挥着长久的核心作用。另外，其所呈现的世界贸易造成了艺术图象和造型的普世性冲击，让我们看到世界不同国家的艺术图像的不断相互影响及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另外，瓷器还是一种敏感度极高的人与事物之间的测压计，比其他任何商品都要来得敏感。因为它记录了来自种种面向的冲击，包括传统艺术手法、国际贸易、工业发展、政治纷扰、精英阶层思想、仪式礼俗和文化接触等等。这样的讨论让我们有机会来回顾：一带一路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给予我们的种种启示，并能帮助我们进一步看到我们通往未来的路。 关键词：一带一路 陶瓷贸易 印度洋 地理大发现 一：中国瓷器贸易的世界话语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让在遥远过去由于贸易，在海上和陆地上产生的丝绸之路开始受到关注。实际上在这条路上被贩运和销售的不仅有丝绸，还有茶叶、瓷器、漆器等许多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当时的中国制品具有世界公认的优越地位。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曾在他的书中写道：“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在绝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时光之中，中国的经济都为全世界最先进最发达。”但今天的我们，似乎忘记了我们这段历史的荣光，还忘记了在历史上，中国不仅是一个“黄色”的农业文明的国家，也是一个“蓝色”的海洋贸易非常发达的国家。 为此，本文选择“一带一路”上的中国陶瓷贸易作为主题，希望能通过讨论当年在海陆两条丝绸之路上所发生的，有关中国陶瓷贸易而带来的世界文明互动的历史，让我们重新确定中国的物质文化在世界文明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其所占有的位置和所处的坐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从东汉开始中国的瓷器走下成熟，在唐代被销售到世界各国。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始终居于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是全世界最受喜爱、羡慕、也是最被广泛模仿的产品。其成为一大物质媒介，跨越遥远的距离，促成了许多不同文化间艺术象征、主题、图案的同化与传播。但是有关这样的历史却并没有受到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即使关注也很少从更广泛的文化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进行深入的讨论。正如罗伯特·芬雷所说，瓷器是一种敏感度极高的人与事物之间的测压计，比其他任何商品都要来得敏感。因为它记录了来自种种面向的冲击，包括传统艺术手法、国际贸易、工业发展、政治纷扰、精英阶层思想、仪式礼俗和文化接触等。 在国际学术界，世界的物质文化交流史越来越受到关注，如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所写的“甜与权利”，关注的就是糖的贸易及生产是如何与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奴隶化生产，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其已经成为一本世界名著被人们所阅读。而陶瓷所能牵连出的内容会更多，因为，其不仅是一种“物”，还是一种被抽象提炼和象征隐喻的符号载体，这一器物远比其他的物质产品更接近文化和艺术的境界。而且其文化功能繁多，如其是想象力的运用、传统习俗的体现、社群意识认同的陈述、社会凝聚力的彰显、身份地位的载体、自我物象化的呈现，社会价值的具体表达等等。因此，讨论中国陶瓷贸易所带来的世界性文化冲击，可为世界文化和艺术史的书写提供极具启发性的种种思考。 瓷器还有一项特殊之处，丝绸之路上的茶叶、香料、丝绸，走的都是单向旅程，自东而西，最后在终点处被人消费使用而难以留下踪迹。只有陶瓷，不仅历时长在，还被永远保存在博物馆和家族的传承中，由此，在文化的相互影响上发挥着长久的核心作用。另外，其所呈现的世界贸易造成了艺术图象和造型的普世性冲击也是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世界不同国家的艺术图像的不断相互影响及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如取自中国瓷器的中国艺术母题与图案，被远方社会接纳拥抱、重新组合、另加诠释，成为其他商品上面的装饰，然后作为异国风情再送回它们当初所来之处。另一方面中国陶瓷工匠经常改造异国图饰，用于自家产品，然后又由商人运送出口，使之归返几代以前这些图案的原产地。因此某一受到中国影响的纹饰版本，传到半个世界之外，被当地艺匠模仿，后者却浑然不知这项曾经给予中国灵感、而自己正在继而仿效的异国文化，其实始于自家祖先。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不同文明的再生产，实际上是在相互获取学习资源的过程中发生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的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样的情景不仅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历史上。但过去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因为过于强调在本土国家的框架内理解问题，很少做这样的跨文化的研究，也很少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但这正是笔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另外，受进化论的影响，西方史学家们基于文艺复兴以后，对世界变局的片面认识，认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其他地区则处于“停滞状态”。这也影响到了国际学界以多元互动的视野来看待这一欧美以外的全球贸易历史，当然，近年这一研究现象已在改变，一些欧美史学者们也在将视野投向这些非西方的世界，试图以此为目标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面貌。 作为中国学者更应该主动关注这一研究，以重新定位在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在世界历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即使是在地理大发现的近三百年的历史中，中国仍然是世界的领跑者，甚至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榜样之国。本着如此的目标，本文试图探讨从中国唐代开始的一千年多年的历史中，中国是如何在与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的陶瓷贸易网络”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另外，15世纪以后，由欧美主导的“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全球陶瓷贸易网络”是如何形成的，而且在这样形成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在跨越远距的商业交换活动中是如何形成一个“世界体系”，并构成为一系列交迭互动的多重经济体，一个极其复杂的交易网络。在这样复杂的网络中，中国的陶瓷贸易将欧亚大陆的极大部分串连在一起，最后又借由欧洲链接了美洲大陆，由此，中国成为这个世界体系中最重要的关键枢纽和带动这个世界体系运转的发动机。当然，这一发动机到18世纪以后逐步熄火，到今天，中国启动的“一带一路“战略还能让中国这一发动机重新点燃火花吗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漕运的开通后的中国水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在东汉成熟时期也许就开始了，但真正形成一定规模，遍及亚非大陆，应该是从唐代开始的。因为只有到了唐代，中国的漕运才得以完善，并日趋发达，才能使这些瓷器得以大批量的运送沿海的港口，再由各港口运送到旧大陆的许多国家。 中国的漕运的发达，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炀帝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从西苑引谷水、洛水入黄河；又引黄河通淮水，通过漕运将江淮粮秣物资到京师。到唐肃宗时，又使长江-邗沟（邗沟是联系长江和淮河的古运河）、汴河（古运河的一段）-黄河及黄河-渭水三个交汇处转运仓的建设有所加强，并形成“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的场面。 唐代的水上运输发达，促成了造船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长江流域的江南地区造船业之盛，为全国之最。唐代造船材料，多用坚硬耐用的楠木；其次则用樟树、杉树或柯树等。所造船大致可分内河船及海洋船两类。海洋船方面，唐代远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时，阎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东海、黄海直上高丽。另一方面亦有远至红海的商船。 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各行各业可及的市场，因水运而扩大，此为陆运所不及。所以唯有在滨海地区以及可航行内河的沿岸，各类工业才会开始进行分工与改良。”当时的中国各瓷区，之所以能利用大量生产的技术，正是因为借由“比起尼罗河、恒河，甚至两者加起来更广的内陆航道”，使中国的瓷器得以以运销遍及各地的市场。明时期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利玛窦宣称，搭乘船舶来往，是中国一大奇妙景观：“天然河川、人工运河，这个国家的水道如此密布交错，几乎可以乘船前往任何地方。”而这一切都是在隋唐时就打下的漕运基础。 如唐代出口白瓷、三彩制品和青花瓷的重要窑口巩县窑，其位置正处于洛水与黄河交汇的洛汭地带，这里曾是沟通北方大半个中国的漕运枢纽。这里溯洛水向西可达东都洛阳和京师长安；顺黄河东去，可抵郑州、开封，转入大运河向北直通华北大平原，由天津到朝鲜、日本；向南直达当时重要港埠、国内国际商贸城市扬州；再顺长江东去，可直航海外达东亚、南亚与中东地区。陆上，从巩县窑址向西南，经轩辕关即达唐代大都会东都洛阳，洛阳当时是丝绸之路的东端，成为巩县窑产品陆上输往西域和欧洲的重要通道。还有当时的长沙窑生产的釉下彩瓷器远销亚非不同的国家，其地理位置处于湘江附近，其产品从湘江到洞庭湖，然后达长江进入海外。当时著名的瓷器产地越窑，更是属于明州地区，明州是当时的重要港口，可以直通海外。正是这种便利的水运交通，让中国的瓷器通过国内的人工及河流运输到达沿海港口，到达内海然后穿过马六甲进入印度洋走向欧亚非大陆。当然，唐代除水运之外，尚有陆运，但作为易碎的瓷器，水运自然要安全便利得多。 三、繁荣的中国港口与对外贸易 唐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唐代帝王向各方面扩展他们的统治权，扩张到朝鲜和越南（当时称安南），远及中亚的游牧部落和沙漠绿洲中的定居区。同时，唐政府非常重视对外贸易，为了管理市舶贸易，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政府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唐代其他之贸易港尚有泉州、杭州及扬州等。唐之广州、扬州，其繁盛可先后媲美于今日之香港与上海。 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成了差不多有200万人口的世界中心城市，是来自拜占庭和中东各国的商旅荟萃之地。不但是当时中国，甚至亦是全世界的最大城市。 当时外国人所到中国著名城市很多，长安、洛阳以及沿海的扬州、明州（宁波）、泉州、交州、广州等地都已成为中外商人聚集的国际都市。 中国自古对外交通要道主要有二：一为西北陆路，二为东南海路。自汉代以来，武帝通西域，西北陆路对外交通日见发达。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到了地中海，接触罗马等国。中国的丝就由此时传入罗马。至于东南海路，经交州（即越南，当时属于中国）、广州等地，进入海洋。 到唐代时，海运路线得到了扩张。以从明州港出发的航线为例：从明州港出发南下，穿过台湾海峡，向东南到达菲律宾群岛。沿吕宋岛、民都洛岛、宿务岛、棉兰老岛，苏禄群岛西海岸南下，经加里曼丹岛西北海岸至爪哇、苏门答腊岛。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再穿过尼科巴与安达曼两群岛，横渡孟加拉湾至印度东海岸，再从东海岸南下，经斯里兰卡后，又沿印度西海岸北上，循着大陆海岸线，一路直达波斯湾，或由席拉夫登岸，由此深入伊朗内陆；或至波斯湾尽头，溯底格里斯河而上至忒息丰、阿比尔塔和萨马腊等地。一路则继续沿阿拉伯半岛南岸经阿曼至亚丁湾，或入红海北上抵达阿伊扎布或库赛尔港，在此卸货后，再向西横穿沙漠到达尼罗河，然后顺尼罗河而下最终抵达福斯塔特；或沿非洲东海岸南下，经曼达岛、吉迪，最后抵达基尔瓦岛。唐代，除明州港外，还有广州、泉州、扬州三个重要港口。 唐初商业运输及海外贸易大增，广州和泉州首度成为重要港埠。当时有人造访广州，看见“来自印度、波斯和南海等等各地的船舶无法计数，满载熏香、药材和珍品，堆积如山。”9世纪以后，中国式大帆船开始主宰对印度洋的贸易，取代了印度洋开来的较小船舶，制瓷业尤其因此获利丰厚。 7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接管波斯，此时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根基。接下来阿拉伯穆斯林征服了伊拉克、地中海东岸、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波斯，造成西南亚贸易区全面重整，统一在伊斯兰旗下。这样的统一体使这个地区变得日益强大，并以此为力量渗透到周边国家。8世纪起，西南亚船舶开始来到广州，大批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此定居。有各种外国货轮，名叫“南海舶”者，每年均驶来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其中以狮子国（即今斯里兰卡）的货轮为最大。船高数丈，置梯以便上落，堆积宝货如山。每有蕃舶到港时，郡邑为之喧阗。可见当时的贸易，一方面是中国的商人走出去，另一方面是西南亚等地的商人也在走进来，形成一种循环的流动。 四、“物”的流动与“人”的流动 唐代中国面对的世界不仅是一个“物”的流动的世界，还是一个“人”的流动的世界。当时的首都——长安城尤为繁荣，犹如一块大磁铁，吸引各地杂耍人、画师、舞者、魔术师和乐师纷纷沿着驼路前来。 另外，还有叙利亚商贾、波斯教士（包括摩尼教、拜火教、景教派基督徒）、粟特工匠、犹太医生、阿拉伯珠宝商、西藏佣兵、维吾尔马商等，络绎往返行走于海上的丝路和陆地上的丝路。现在中国西北及黄河中游至广东省一带，经常发掘出波斯王朝的银币，可见当时波斯人在中国经商地之广了。尤其是横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中国称其大食国。自唐高宗永徽年间开始，大食人便从海、陆两途来华经商，出售药材、香料、珠宝等物给中国，并将中国的丝绸、瓷器、造纸术、炼丹术和养蚕织丝技术输往欧、非两洲。中国文化及产品传入欧陆，大食起了中介的作用。 当时往返于中国的除西南亚国家的人们，还有许多周边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人们。唐太宗时，东亚的高丽、百济及新罗三国均有派遣贵族青年来长安留学。当时中国政府特在楚州等地设立“新罗馆”，以处理两国间之商务。当时在中国扬州、涟水、诸城、牟平及文登等城市，聚居新罗人无数，称为“新罗坊”。还有东南亚的驃国（今缅甸南部）、真腊（今柬埔寨）、林邑（今越南南部）及堕和罗（今泰国南部）、宗利佛誓（今苏门答腊）及诃陵（今爪哇）等国，都与中国建交并通商。他们分别把香料、珠宝、棉布、犀牛、大象等运销中国，并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及工艺品返国。至于南亚的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天竺（印度）、尼婆罗（尼泊尔）及罽宾（今巴基斯坦）等国与唐朝亦有通商。 笔者曾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看到许多唐代的陶俑，里面有当时生活在中国的欧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还有黑人。据说，唐代时，中国有钱人的家中，常养有“昆仑奴”，即来自非洲的黑奴，可见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国家。 陆地和海上沿途的商人们，不仅把中国的瓷器运到亚非大陆，同时，也将印度和波斯甚至北非埃及的图饰技法以及他们的图画版本传给中国。在唐以前，中国的工艺美术装饰中大多是人物、禽兽和抽象的几何纹样，很少有植物纹样。但在伊斯兰的世界和佛教的世界里，各类植物和花卉才是他们艺术表达的主题。由于商贸的流动，伊斯兰和佛教国家中律动变化、循环连续的“卷草纹”，格式化的花卉，还有自由表现的莨菪、棕榈叶、牡丹、荷花等形各色花卉，都被僧侣和各式工匠模仿在无数佛窟、巨墓内，因而进入到中国艺术的主流中，同样也进入到中国的陶瓷装饰中，尤其是唐代以彩绘见长的长沙窑的装饰中。就这样，人和物的流动，也带来了艺术和文化符号的流动及融合。 五、宋代的内敛与开放并存 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也是陶瓷制作的巅峰时期，当时著名的瓷窑遍布大江南北。但这个时代和唐代比较起来却是从开放走向内敛的一个时代。唐代的疆域阔大，有1200多万平方公里，而北宋只有400多万平方公里，四周被西夏，辽，吐蕃诸部和大理国所包围。到南宋更是偏安一偶。此时的中国对外具有较大的防范心理，在文化上开始产生强烈的自我认同，唐代的那种容纳整个世界的博大胸怀开始收缩。从陶瓷器的表现来看，外来的造型和纹饰开始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从本国的传统寻找文化，具有一种复古的趋势。 自宋神宗元丰以后，皇家祭祀天地开始“器用陶匏”，并正式建立官窑。以朴素的“陶匏之器”，来体现古礼“尚质贵诚”的精神。其造型仿商、周、秦、汉古铜器中的各式鼎、樽、觚、尊、彝（方彝）、卣、壶、罍、瓿、盉、甒等礼器。作为皇家祭祀的礼器，其是具有宗教意味的，祭天祭地祭祖宗的神器，陶工们制造它是充满敬意和崇拜的。中国远古时期以玉为祭器，那是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玉可通神灵，是日月之精华。作为复古盛行的宋代文化的主流，自然在制瓷时将追求玉的质感为最高标准。因此，不仅是官窑产品，就是当时的汝窑、哥窑、龙泉窑、景德镇窑、耀州窑等，也大多是各种类玉般的青瓷。当时的青瓷非常丰富，有天青，梅子青，粉青，蟹壳青等，还有景德镇的青白釉，这些釉质都具有玉般的质感和光泽。这种典雅的如玉般的纯净之色，体现了宋瓷的最高境界，也体现了中国人追求天趣质朴，天地人浑然一体的审美观。如果说，唐代陶瓷的特色是以异国情调为母题、充满活力的自然风格、雄浑的气质与彩绘的装饰。而宋瓷则是以中国的远古传统为根基，追求釉质温润、造型古雅、色泽纯净，体现天然质朴的神工鬼斧之美。在宋代，瓷器逐渐成为用餐、家庭装饰和文房四宝中的固定元素。经由行家的鉴赏、委制和收藏，瓷器文化被整体地纳入到上层社会的礼制与价值观中。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它代表文雅、教养，集道家隐者的节制寡欲与儒家恂徇君子的谦朴内敛于一身。 尽管宋代实行的是内敛型文化，但朝廷却仍然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北宋初年朝廷就在杭州设立两浙路市舶司，以辖管杭州、明州的市舶事务。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规定：“自今商旅出海外番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宋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嗣后又设来远驿，以接待贡使和外商。直到北宋，广州仍然是我国最大的港口。当时的主要港口除杭州、明州、泉州外。还有广州港，从唐代起，广州就设立了市舶使，宋代又设立了市舶司，负责掌管海外商舶贸易。 此时的国际海路，有许多中国商人参与，他们和阿拉伯人一起，成为中国与印度洋两地贸易的主导者。此刻来自各地多元族裔的穆斯林商人：埃及、阿拉伯、波斯、东非、印度、东南亚，与中国商人并非两个完全独立不属的类别，因为在这些中国商人中也有人信奉伊斯兰教，而穆斯林商人也有家庭世居中国；两者都对海上运输贸易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考古学家在波斯湾多处港口发现的中国铜币，便多由抵达此间的中国商船载运而来，船主则是居于中国沿海城市的穆斯林商人。此时穆斯林商人的陶瓷贸易规模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商人们将中国商品带到瑟罗夫与邻近港口，货物由这里转为陆运，通过扎格罗斯山脉，抵达波斯法尔斯与克尔曼两省的城镇。船只向北再行三百五十公里，到达更远的巴斯拉，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三角洲，之后，再通往哈里发王国的其他大城。近年来，在这些城市都发现一些宋代瓷器碎片，并在萨马拉宫及后宫废墟发掘出土了一些餐具和香瓶。 到南宋女真建立的金国征服北中国，结束了宋王朝的第一阶段。接下来金国又击败契丹辽国，几乎切断了宋帝国与中亚的所有接触，从1126年至1279年蒙古灭宋为止，中国君主只能从长江之南、位于浙江杭州的临时国都，治理他们残存的帝国疆域，统治面积仅余原有中土的三分之二。北方强权横亘阻绝，丝路不再可及，南宋毅然转身，迎向海洋。 正因为如此，整个宋代的出口瓷生产也都转向了沿海一带。唐代的出口贸易瓷，不仅限于沿海一带，还有许多内陆窑口，如长沙窑、巩县窑等都参与做出口瓷。但到宋代以后，虽然是大江南北名窑遍布，但出口贸易瓷的生产主要转移到了沿海一带。近年来，在沿海一带，发现了许多的宋元时期的沉船的遗址，在这些遗址中我们看到当时出口的产品主要有龙泉窑的青瓷，景德镇的青白瓷，福建建窑的黑瓷，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仿景德镇的青白瓷等。白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了一批陶瓷器，大多数是黑釉盏。 1987年在广东台山县川山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古代沉船，命名为“南海一号”，已出水完整和可复原的陶瓷器4500余件，分别来自景德镇窑、龙泉窑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诸多窑口，如德化窑、磁灶窑等，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位于西沙群岛华光礁西北部，是一处南宋中晚期的沉船遗址。共采集和出水万余件瓷器，这些瓷器大部分来自福建的各民间窑口，其中的青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的产品，青黄釉瓷器属龙泉窑。 从这些水下考古发掘的瓷器我们可以看到，宋代中国的外销瓷生产主要是集中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福建和广东就在沿海，而江西和浙江都可以通过福建入海口。如福建东北部与浙江、江西接壤，龙泉窑主要产区的大窑窑区，经过很短的陆路，即可进入闽江水系的上游，景德镇属信江水系，与闽江水系的上游邻近，可经过一段较短的陆路转入闽江，顺江而下出闽江口入海。这样的交通，导致处于福建省的泉州港迅速崛起，成为一座国际性的重贸易港口。 六、黄色的陆路与蓝色的海路并存 如果说，唐代是中国瓷器出口贸易的第一次高峰，到14世纪初期，在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政府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陶瓷贸易就进入了第二次高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的帝国，它从东方的朝鲜和中国一直扩展到西方的俄罗斯和匈牙利。蒙古帝国的这种国际规模，使它可与引起文化和制度大混合的欧洲扩张相比。 从11世纪到15世纪，突厥和蒙古民族的帝国扩张行动在欧亚土地上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通过促进前所未有的规模上的跨文化交流和交换，游牧帝国将整个东半球大部分地区各民族的生活和各个社会的经验融为一体。并把蒙古人的控制扩大到东至中国、西至波斯的地区。 正是因为这样强国的崛起，使欧亚大陆成为一个安全的商业通道，即便是个人也有能力穿越整个欧亚大陆，当年的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就是如此以步行往返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陆地，于是，中国和西欧这样遥远的土地第一次被直接联系在一起。远距离贸易的影响超越了东非沿海地区，进入了内陆。 在元代不仅是水路交通，就是陆路交通也开始繁盛起来。由陆路运载瓷器销往国外，自然不如海路方便和平稳，但仍然有商人走。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曾记载：余于京师，见北馆伴口夫装车，其高至三丈余，皆鞑靼、女真诸部及天方诸国贡夷旧装所载。他物不论，即以瓷器一项，多至数十车。余初怪其轻脆，何以陆万里？即细叩之，则初买时，每一器内纳沙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加固，试投之牢确之地，不破损者，始以登车，临装驾时，又从车上掷下数番，其坚韧如故者，始载以往，其价比常加十倍。 虽然元代的陆路安全畅通，瓷器的运输也有不少走陆路者，但海陆还是更安全快捷，所以元代大量的陶瓷贸易还是沿着唐宋时期的海道在进行。近年有关元时期的沉船遗址也不断被发现，北礁一号沉船遗物点，北礁三号沉船遗物点，大练一号沉船遗物点等，都发现了大量当时运往海外的中国瓷器。 七、世界图像符号的交流与互动 元代的出口瓷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在元以前景德镇生产的是青白瓷，而不是青花瓷，但到元以后却出现了青花瓷这一新的品种。这一品种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中国人所制造，而是为了穆斯林世界所制造的外销瓷。从十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期，中国最重要的港口是泉州。居住在中国的穆斯林人，特别是住在泉州的、以富裕而著称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无所不具，商业上的交易，促进了这些富商和中国艺人们的交往。于是，对中国古瓷颇感兴趣的伊斯兰国家——波斯和叙利亚商人把伊斯兰国家生产的钴蓝料介绍给景德镇的陶工，并向他们定购大量的青花瓷，这些商人不仅为景德镇的工匠们提供了促使元青花瓷出现的装饰上的材料，同时，也为这些青花瓷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青花瓷的出现在中国的陶瓷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在这之前，虽然出现过唐代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宋代磁州窑、吉州窑的铁锈花彩瓷，但这些彩瓷都不是中国瓷器装饰的主流。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宋以前，中国的瓷器装饰主要还是以一道釉的素瓷为主。自从青花瓷出现以后，这样的局面得以改变，中国自此进入了彩瓷时期。所谓的彩瓷，就是在瓷器上出现了用毛笔绘制的有具体的装饰主题的绘画及图案。这些绘画和图案，不仅丰富了陶瓷器的装饰内容，而且还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的图像大交流的产生。 在穆斯林的宗教文化中，一直反对描绘人类、动物或任何生命，因为在穆斯林眼中，只有安拉可以创造生命，艺术家绝不允许模仿安拉。因此，在清真寺的壁砖、地砖上，到处可见的是《古兰经》经文穿梭在生命树枝丫之间，文字交串整合于错综深邃的植物迷宫之内，非常富有装饰性。人们走进穆斯林的清真寺，到处都是装饰性的图案和文字，墙壁和天花板上到处都绘满了各色植物，颜色十分丰富耀眼，使得来访者感到自己仿佛走进了一个到处充满鲜花的豪华花园。除清真寺的装饰外，波斯的地毯也很有自己的风格，所有的空间都被图案挤满而不留空隙，而且一道道的花边图案非常华丽。这样的装饰手段被波斯的商人们带到了中国的景德镇，被描绘在由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上。于是，在元青花瓷上出现了类似清真寺和波斯地毯的装饰，这种装饰的特点是，中间一个大圆饰，然后盘子的四围以纵轴向外四散，有时多达六层彼此精细叠加。中间的主图描绘一株盛放的花树或中式的孔雀、鸭禽，荷花等图像，还常常巧妙借用植物图案，诸如点点的花瓣、起伏的枝茎，构成这些禽鸟的外形轮廓，令这些图像几乎融于整体花样之中，于是一种崭新的装饰风格得以呈现。中国元以前的彩绘瓷，普遍都比较疏朗，留白较多，且写意手法居多。但新产生的元青花瓷，以一种伊斯兰式的标准手法，将中式动植物造像予以扁平化、抽象化，得以无尽连续重复，几乎看不到留白。 而且这类的表现手法，发展到16世纪以后，深受欧洲人的喜爱，除多出口到欧洲的瓷盘，都是在在典型的伊斯兰装饰的方形、菱形、形条纹、重叠交错的圆形，辐射多边形、榫接六角形、太阳光芒、四瓣式花卉、星状格纹等等几何图案中，装饰上中式的主题绘画，如佛教的吉祥图案，如菩提树、宝伞、法轮和法螺等，还有牡丹，荷花，松竹梅，假山，玲珑石，孔雀、牡鹿、野生羊、鹰隼等，形成了一种被欧洲人称之为“克拉克瓷”的图式而风靡欧洲乃至全球。 当时，不仅是穆斯林的图案装饰进入了中国的瓷器系统中，其玻璃和金属器皿也来到了中国的瓷器系统中，早在唐代，波斯的饰有鸡首的银壶就翩翩的到达中国（也有可能来自地中海东岸），中国的陶瓷工匠们依样制作，遂使此物大为流行，蔚为时尚。还有西南亚的香客随身带的水壶，被称为“军持”这是从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在印度化时代曾盛行于东南亚，到了伊斯兰化时代，成为伊斯兰教徒惯用器物，是佛教僧侣和伊斯兰教穆斯林随身携带用于贮水饮用和净水的器物。中国陶瓷工匠将它们转为瓷制品，在这些地区流传。还有诸如大肚深腹的罐瓮、带边柄的大口水壶、弧形喷嘴、大啤酒杯、鱼筐、脸盆架、葫芦形瓶、玫瑰水喷头、穿带壶、大型矩瓶、深碟等等，这些都是中国陶瓷工匠模仿埃及、叙利亚与波斯等地的金属器造型，这些样本有些是穆斯林商人特意送往中国以供参考，有时是由泉州、广州当地穆斯林家庭提供。 在文明与文明间的学习常常是迂回反转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常常在几百年间的彼此影响中，又回到原地。如到11世纪波斯的商人，此时又将唐版的鸡首瓷壶回销到西南亚，那里陶匠或金属匠忘记了这曾是他们老祖宗的东西，纷纷起而仿效。还有一些中式的植物纹饰，原也是唐代由波斯传入的直系嫡裔，经过几个世纪以后又沿着丝路回传，在伊尔汗王朝境内扎根。几世纪间经过改装，被凡事都崇尚中国的伊斯兰上流社会，将其改造得更上层楼，让受波斯卷草纹影响的中国式的缠枝莲图案处处绽放，不断再现于织毯、金属器、灰泥壁、书籍装帧、屋瓦墙砖和陶器上。 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中国青花瓷，发展到15世纪已经非常成熟，并成为埃及、叙利亚与波斯陶工模仿的对象。任何的模仿都不会是机械的模仿，这些穆斯林国家的陶工们，慢慢地采取了更自由、解放的律动和空间感，他们的图案逐渐开放，迎进中式特有的某些生命力与自发性。而在中国方面，则采纳了伊斯兰构图元素，诸如带状纹饰以及更严整的空间规范。他们也变得擅长使用西南亚式的空间组织脉络，传递自身的视觉语汇风格。如此制作出来的青花瓷，由于穆斯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中国文化以往所无的新元素，成就了一种新的魅力，这种魅力无论在伊斯兰之地或在全世界都令人无法抵挡，最终风靡世界。 八、中华文明威临四海 明代结束了元代蒙古族的统治，曾一度被蒙古统治者所荒疏的儒学传统又开始回到中国文化的中心，一方面是皇家学院和地方学府提供财政支持儒学的发展，开始编撰四库全书等儒学典籍，另一方面还在开始恢复被蒙古统治者荒废了的科举考试体系。 在儒家统治阶级眼中，泱泱华夏最重要的是以文明教化为己任，向域外输出它的文字、典章、衣冠、律令、官制、经典，以及丝绸、绘画和瓷器等。在这所有的输出品中，重要的不是物，而是文化，即使是物，也是承载了文化的物。正是这些承载了文化的物，为中国这个“中央或中央之国”，建立了它的古制、先贤与圣典等文化价值观所体现出的文明形象。将自己的文化传扬给其他国家。而那些教化程度较低的四方之民，则以进贡的方式向天子表示臣服感戴。自汉唐代开始，中国就是世界经济的发电厂，因此自古以来即以“中”国自居，亦即世界的轴心。事实是如此，自汉唐以来，以中国为中心，周边环绕着许多小国，还那些遥远的西南亚，西亚，北非、东非、欧洲等“蛮戎夷狄“，都在通过文化和物质的流通领受着中国分赐的福祉。 到明代的永乐年间，皇帝为了威临四海，重组“中央之国”与更广大世界之间的关系，采取了一个当时看来非常大胆作为：即任命卓有战功的太监郑和率领一支三百一十七艘船、两万八千人的舰队出洋， 1405年由中国出发。这样的气势在当时来讲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向披靡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将这一行为称之为“郑和下西洋”，这个巨大出行任务一共有七次，从1405年开始到1433年最后一次归国（已是宣德皇帝在位），一共花了28年的时间，时间跨越了整整一代人。永乐皇帝利用海上势力宣扬国威的方式，打破了古代中华帝国只是被动等待各国来朝贡的传统政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试图主动涵纳、指挥蓝色中国的海上事业。 郑和宝船浩浩荡荡驶入各国港口的景象，每每令当地人印象深刻，叹为观止。只见大帆染成棕红，船栏上黄色彩枳鲜明，船身漆着巨大的白色海鸟，桅杆高耸入云。然后数千军士开步下船，搭建起强固栈仓。根据郑和旗下穆斯林通译官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我们可以看到：大明皇帝使者所到之处，“蛮魁酋长争相迎”。 15世纪埃及名史家巴耳迪记载：“圣地麦加有消息传到（开罗），中国开来了许多大帆船抵达印度港口，其中有两艘停泊在亚丁湾。” 当时，急于与中国做生意的苏丹，允许中国船进入吉达，这是红海距麦加最近的港口。 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而此后的探察冒险沿着东非海岸南下，造访了一些港口城市，最南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郑和慷慨地把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作为礼物散发出去。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贸易，而只是为了确立中国人在印度洋地区的地位。单单为了其中某次出航，朝廷就吩咐景德镇烧造了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瓷器。如果七次出航次次都携有相同数量，表示1405年至1433年之间，共有高达三百一十万四千五百件瓷器随同三宝太监远赴东南亚群岛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 在中国的历史中，商业从来都是所有行业里的末业，而以政府形象出行的船队自然是把贸易看成了最不重要的部分，其政治性远远超出其商品性。也许正是这一原因，自永乐皇帝以后，中国政府再也没有组织过如此庞大的船队出海，因为国库没有能力去支持这么奢华而没有收入的政治宣传活动。 在郑和下西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后，处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开始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但他们的船队与郑和的船队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葡萄牙达·伽马于1497年率领的船队，只有4只船140位水手，而麦哲伦环球航海的船队只有五只船，但是他们却开拓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现代史，让欧洲一跃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地区，而中国却错失了这一良机。 文章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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