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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是张爱玲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孤独离世21周年。 想起张爱玲说过一句话：“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今晚，让我们怀念这个孤独的自称为“拜金主义者”的人。 花边君 张爱玲：钱，是要紧的 作者 / 晶都梅子 读张爱玲，随处可能涉及到“钱”。 士农工商，中国的传统观念决定了逐利的商人地位是低下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向来是耻于谈钱的。然而张爱玲却大大方方、毫不忌讳地赫然站到了对面去，她毫不掩饰地说：我喜欢钱。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张爱玲是清末名臣张佩纶的孙女，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这个出身名门血管里流淌着贵族血液的女子，从小便是满眼的银钱进出，可事实上，没有哪一分是真正属于她的。她并没有如同世人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地顺享祖辈荣华富贵的遗泽，相反，“钱”竟是她一生绕不开的困扰。 一个让人钦慕又疼惜的女子，一生，为情，低到尘埃里，为钱，依旧要低到尘埃里。 在张爱玲的记忆里，童年时期内心就为钱磨难着。她在《童言无忌》中回忆：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 连用两个“许久”，足见记忆的深刻。那时的张爱玲只有9岁。对于这个早慧、敏感又倔强的女孩而言，在自尊与委曲之间等待父亲的裁判与施舍，每一秒钟都是漫长的煎熬和折磨。但为了拿到学费，为了小小心灵中另一片明丽的天空，无论她多么不情愿，也不能负气地甩手而去，她必须站在这里，乖顺地忍受这份居高临下的怠慢与拿捏。 在父亲的烟榻前，在缭绕的雾霭中，9岁的张爱玲就开始懂得钱的好处和重要。她挺直腰板儿，耿着脖子，一颗骄傲的心，却不得不早早低到了尘埃里。 一个人童年时期留下的心理暗影常常会伴随一生。许多年里，她始终耿耿于这份不堪应对的屈辱和尴尬，以致后来她可以用稿费来养活自己的时候，仍不时于庆幸中隐现着对往事的些许怨艾：“我很高兴我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买杂志的大众。不是拍大众马屁的话——众人实在是可爱的顾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 我想，每当张爱玲接到稿费的一瞬，脑海里会不会油然浮现缭绕的烟雾后面父亲那张反复无常、“天威莫测”的脸？
12岁的张爱玲进入圣玛利亚女校，为自己勾画了美好的人生：学画卡通影片；毕业后到英国去；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然而，就在这一年，父亲为她娶了继母。在继母的制下，她只能穿继母穿剩的衣服，“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对于生活品质和服装品位有独特要求的张爱玲，这是一个噩梦。尽管当时的张家在上海拥有半条街的房子和数不完的古董，可是那些与张爱玲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她身在富贵之家，过的是黯淡寒酸的生活。 17岁，张爱玲向父亲申请去英国留学，遭到父亲和继母的无情嘲骂，以张爱玲的心性，本是无法容忍的。可是想到父亲掌控着经济大权，攥着自己的学业、前途和命运，年轻气盛的张爱玲低下了头，硬是生生忍下了。之后不久，张爱玲仍然没能逃过一场“熔岩”的喷发：因与继母的冲突，遭到父亲的毒打和长达半年的囚禁。一秋一冬的冷落和孤寂中，病弱的张爱玲对父爱的期待降至冰点，她清醒地意识到，张家有的是钱，只是没有她读书求学的钱。她计划逃离。母亲秘密传话给她：“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即便在那样的恶劣的处境里，事到临头，张爱玲为了一个“钱”字仍然不得不再三权衡，痛苦纠结了许久。多年后，她在《我看苏青》中还黯然自道：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
为钱所迫，英雄气短。上天似乎一直不肯放弃对这个女孩高傲心性的磨难。 出走的张爱玲靠母亲的勉力资助在港大读书。在张爱玲的眼里，母亲是一位美丽清高的女神，她的完美与出尘让张爱玲仰视又自卑，伸手向母亲要钱，比站在雾气缭绕的烟榻前久候父亲的答复更让她深觉窘迫和低微。她说：“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在港大，为了拿到奖学金，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一向对人不用心思的张爱玲却不得不违逆天性，细心地去琢磨每位教授的授课特点，作业、提问、考试的方式与倾向，一一了如指掌，功课门门第一。她用辛勤的努力拿到了两个奖学金，让一颗对“钱”低到尘埃里的心，在荣誉面前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这大约也是她报答母亲之外抚慰自己的最好方式了吧。
张爱玲异国漂泊的困窘生活，读来更觉悲情与疼惜，几次抛书抹泪。 母亲病倒了，从伦敦给张爱玲发来电报。只要一张机票，她就能飞向内心深处的爱与仰望，就能看到自己思念多年的母亲，可她连一张机票的钱都出不起。“她只能给母亲写去一封安慰的信，信里夹上一百美元，聊表做女儿的心意。”她也因此错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面。更为悲情的是，在母亲去世之后，为生计所迫，她却不得不一件一件变卖掉母亲遗留给她的珍爱之物。不忍想象，她每每默默抚摸着母亲的遗物，睹物思人，又不得不忍痛割爱，双手送出的情景。这种痛苦与凄怆，对张爱玲来说，该是怎样一种至深的精神切割。 文艺营的期限结束；英文写作道路不通；中文写作连遭退稿；中途寻梦香港，又处处碰壁。彼时的张爱玲四面楚歌，经济几近崩溃，在各种打击面前她一度病倒。为了赚取赖以糊口的稿费，张爱玲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写作坚持，为朋友的影业公司写剧本，甚至写作一些无聊搞笑的内容。在香港期间，她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劳作，几乎把她压垮，熬夜累眼，她的眼睛患上了溃疡，经常出血，双腿肿胀，她却连一双合适的大码鞋也舍不得买。”因为她心急如焚，必须一分一厘，尽快攒出一张飞往病中的赖雅的机票钱。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一语道破“钱”与“自由”的关系：“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精准得近于残酷。 在一个货币社会里，钱，就是握在手中的自由。囊中羞涩，寸步难行。异国他乡的张爱玲，举目无亲，能够帮助自己扛起沉重生活的，只有自己。然而，张爱玲是属于文字的，离开文字的张爱玲就像一个笨拙的小孩，她不知道怎样与人交往，更不会与这个世界周旋，但在强大生活面前，张爱玲不得不抛头露面，硬着头皮去迎受尘世里的种种喧嚣与冲击，在疲于奔命之中，更深的，更深的，低到了尘埃里。 转顾张爱玲的一生，如果说情，是张爱玲最深的内伤，那么钱，则是张爱玲最大的外伤。内伤尚可无言深掩，无为地任由时间去痊愈，而这外伤，却如生命里大大小小无法避免的“啮咬”，时时亟需她集结精力和体力去迎受，去抵挡，去克服。 据说，张爱玲抓周的时候，抓的就是钱。这似乎是命运的一种暗示，注定了她这一生始终都要为钱操心，为钱奔忙。一路走来，生活从不间断地提醒她，钱，是一个多么现实、多么迫在眉睫的问题；也不厌其烦地一再向她重申：握住钱，才握得住自由和尊严。没有坚实的经济支撑，所有的梦想不过都是没有“底子”的苍白“飞扬”。冰冷的现实，使张爱玲深深共鸣了鲁迅的观点：“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她像鲁迅一样深信不疑，没有钱铺底，人生多么愤然的“越狱”，至多也只能是“走，到楼上去”，而永远没有底气夺门而去，决然地奔到风地里，真正去接近日月山川，搏击属于自己的理想长空。 张爱玲的“我喜欢钱”与“拜金主义”，不是叛逆，也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她只是在诚实地表达一种生命的体验与必须直面的现实：肉身是精神的承载，更是精神的累赘和枷锁。一个阳春白雪地想要飞到高天里去，一个平庸鄙俗地陷落于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现实世界，而这种桎梏的解除必须仰赖足够的金钱喂养。一个人，只有在三餐有着，衣食无忧，基本生活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谈论理想，清高与自由，才有资格“视金钱如粪土”。——有了钱，才能生存下去。生存下去，生命才能有所附丽。这是王道。 张爱玲的一生是文艺的，也是入世的。她毫无矫饰的爱钱，勤奋地写作赚钱。她透过金钱冷静地玩味人性，也用金钱来试验爱和爱情，“爱他就花他的钱。爱一个人能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实验”。她始终面向生活现实，用清醒的认识、悲悯的情怀、世俗的口吻叙写着尘俗世界里那些“不彻底”的平常人的苍凉故事。 读她的小说，也总是不可避免地不时嗅到或浓或淡的“铜臭”气息。《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白玫瑰与红玫瑰》中的玫瑰们……这些无法为时间湮灭的形象，她们的生活情感命运无不与物质金钱息息相关。 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她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性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不能不说，这一切，无不缘自她的生活经历和对钱与自由的透辟认识。
张爱玲的后辈，另一位女作家亦舒说过，“作为女性，先要争取经济独立，然后才有资格谈到应该争取什么。十五至二十五岁，争取读书及旅游机会；二十五至三十五，努力工作，继续进修，组织家庭，开始储蓄；三十五岁以后，将工作变为事业，加倍争取学习，一定要拥有若干资产防身。” 有钱，才能独立。有钱，可以提升自己，改变命运。张爱玲自然也早就看透了这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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