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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3期，注释从略 ·读史札记·
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群体考论（1840—1949）（下） 郑红彬 （三）职业建筑师的主要活动 职业建筑师的出现在建筑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是建筑设计服务普及化和商业化的产物。职业建筑师群体的发展规模和业务水平是建筑设计业兴盛与否的重要表征。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在建筑师事务所中任职的最多，其中很多都是自办或合伙开办事务所，雇佣职员，开展业务。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从1840年到1949年间，在中国开业的英国建筑师事务所总数应不少于88家；其中，在香港的不少于42家，在上海的不少于36家，汉口10家，天津7家，北京5家，广州4家，南京、牛庄、烟台、沈阳、厦门、福州、营口各不少于1家。先后在这些事务所中任职的英国建筑师总数应不少于整个群体的80%。 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群体中以职业建筑师数量最大，分布最广，业务最多。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上海通和洋行、公和洋行和汉口景明洋行3个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建筑师事务所来分析他们的专业成果，以管窥其全貌。 通和洋行由BrenanAtkinson于1894年在上海创办，英文名“Atkinson， Brenan， Architect”，1898年Arthur Dallas加入并成为合伙人，更名为“Atkinson & Dallas”。通和洋行在华经营近半个世纪，先后在汉口（1898年）、北京（1910年）、南京（1910年）、天津（1913年）开设分部，是分支最多的近代在华外国建筑师事务所。在通和洋行创办15年之际，有评论称其设计的作品数量之多、地位之重要，远东同行内没有几个能与其匹敌。当时其在中国已有近百个作品，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南京、烟台、威海卫、青岛、苏州、湖州等地。其中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如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自来水厂（上海自来水厂）、第一家面粉厂（龙华阜丰机器面粉厂）和第一家官办造纸厂（奏办机器造纸公司）。通和洋行还设计了1904年圣路易博览会的中国馆及中国村、中国第一次博览会——1910年南京南洋劝业会的场馆、清政府大理院（1910年）和审计院（1910年）等。其汉口分部成立于1898年3月，曾主持过汉口和临近地区一些重要建筑物的设计与监督工作，如七里河官办造纸厂、黄石湖北水泥厂、武昌造纸厂、裕大洋行、宝顺洋行、兴立特许银行、中国银行、维纳斯保险公司事务所和湖北路剧场等。另外，其天津分部负责人Burnett设计的天津开滦矿务局大楼（1922年建成）被当时的报纸称为中国北方最好的西式建筑实例。 公和洋行肇始于WilliamSalway 1868年在香港开办的“W.Salway Architect，Surveyor& c.”。1870年Wilberforce Wilson加入，并于1872年成为合伙人，公司遂改名为“Wilson & Salway”；Salway于1878年离开香港，同年S.G.Bird加入，并于1881—1890年任合伙人，公司更名为“Wilson & Bird”；Wilson在1881年退休后，次年Clement Palmer（1857—1952，RIBA 1882）加入，公司改名为“Bird & Palmer”；1890年Bird退休后Arthur Turner成为合伙人，公司改为“Palmer & Turner”，中文名为公和洋行，又名巴马丹拿公司。公和洋行上海分部从1912年成立至1939年关闭共经营38年，在上海留下的重要作品不少于42件。其中很多作品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如有利大楼是上海第一座全钢框架结构的小摩天楼（semi-skyscraper）建筑；外滩汇丰银行大厦建筑面积达2.3万多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英格兰银行的第二大银行建筑；沙逊大厦是上海第一座Art.Deco风格建筑，开启了上海建筑界的新风尚；亚洲文会大楼是上海第一座“中华装饰艺术”风格建筑；此外还有“上海当时最新、最现代的办公和居住建筑”都城饭店和汉米尔登大厦。上海外滩22栋建筑中出自公和洋行之手的就有10栋，将近半数。 景明洋行由曾在香港理及柯伦治机器司绘图（Leigh & Orange）任职的R.E.Hemmings于1910年在汉口开办，E.J.Berkley于1914年左右加入并成为合伙人，改名为“Hemmings & Berkley”，中文名为景明洋行。到1938年日本占领汉口业务终止，共经营近30年时间。在1917年时，景明洋行已经在汉口建筑业中占据了领导地位，曾负责建筑过许多大型的现代化建筑物，又精于使用最新的施工方法，钢筋混凝土就是由它首先介绍到汉口来的，此法的应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因而迅速地为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景明洋行在武汉设计的作品不少于40件，其中有超过20栋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无论从单体规模、整体数量、建筑风格以及建筑技术等方面都在武汉近代建筑史中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景明洋行还于1922年开设天津分部，由合伙人W.G.Parkin负责，曾设计麦加利银行、平安电影院、乡谊俱乐部、马道场309—331号住宅等重要建筑。 （四）商业建筑师的主要活动 近代在华经营的部分商业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也设置建筑部门，负责公司的建筑设计营造和地产维护等业务。这些公司有的专营房地产业务，如业广地产公司；另外一些则是以航运业和石油业为主，如太古洋行和亚细亚石油公司；还有一些以金融业为主，如汇丰银行。商业建筑师的聘用方式一般是“按月领取工资并享受一份佣金，因此其职位是商业性质的而非职业性质的”。总体来讲，近代在华英国企业中设置建筑部门的较少，因此受雇于其中的英国建筑师也为数不多，目前已知有40余位（表8）。
近代在华英国商业建筑师取得的专业成果主要体现在其为受聘公司设计建造的各类建筑。如太古洋行为了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求在上海、塘沽、宁波、汕头、广州、南京、芜湖、福州、厦门、九江、汉口、长沙、宜昌、青岛、安庆、沙市及香港等几乎所有沿海沿江重要城市都建设有码头、堆栈和分支办公楼，这些建筑除部分是由各地私人建筑师完成，大多由其建筑部门内的建筑师设计。 （五）教会建筑师的主要活动 近代在华传教的英国教会对建筑师的需求一般有5种解决途径：第一，雇佣教会之外的专业建筑师；第二，求助于本教会的教会建筑师，称为“专业教会建筑师”；第三，由具有建筑师训练背景的传教士充任，称为“传教士建筑师”；第四，由无专业训练的传教士负责，并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并成长为业余建筑师，称为“传教士业余建筑师”；第五，由中国工匠或其他人负责。本节所述教会建筑师包括“专业教会建筑师”和“传教士建筑师”两类。教会建筑师的主要职责就是为设计、建造教会建筑和维护教产提供专业服务。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中教会建筑师的数量比较少，且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目前已知的“专业教会建筑师”有中国内陆会建筑师Douglas De. Butts Robertson，英国浸信会建筑师H.J.Fairburn和G.H.Perriam，英国圣公会建筑师A.P.Dowglass，苏格兰自由会临时建筑师H.M.Anderson；“传教士建筑师”有伦敦会的传教士ThomasBryson、英国循道会的John Berkin和中华圣公会的A.C.Moule等。 G.H.Perriam于1909年自英国南安普顿抵达上海，开始担任英国浸信会建筑师，主要负责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Shandong Christian University）部分建筑的设计建造，他设计的医学院建筑于1914年奠基。为了节约资金，英国浸信会没有设置长期的正规建筑师职位，G.H.Perriam在完成相关建筑任务后就到上海海关任职。 1919年11月，Douglas De.Butts Robertson以中国内陆会传教士身份抵达中国，并从事建筑工作直至1939年。1945年10月他成为LRIBA时，仍受雇于中国内陆会。 A.P.Dowglass于1913年因监造由利物浦建筑师Francis Doyle设计的泰安中华圣公会山东主教区大教堂而来到中国。他还曾设计烟台圣彼得教堂（St.Peter’s Church，Chefoo，1914年）和山东泰安圣安妮中学（St.Anne’s School）。 H.M.Anderson“1902年在爱丁堡取得资格后，负责中国东北地区的苏格兰传教团体和爱尔兰传教团体的工作”。1906年时，作为满洲苏格兰自由会（The 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Manchuria）临时建筑师，设计辽阳怀利纪念教堂（Wylie Memorial Church， Liaoyang，1908年）等许多教会建筑。JohnBerkin是英国循道会（The Wesleyan Mission）驻汉口传教士，曾接受过测绘、土木工程训练，因此兼顾教会相关测绘、土木工程和建筑事宜。ThomasBryson是英国伦敦会在华传教士中唯一一位曾受过建筑师训练的传教士。他在武昌建造了一座西式建筑，在此后使用了近60年。他还曾设计天津新学学院（Tientsin Anglo.Chinese College）第一部分建筑和大沽路老教堂。 A.C.Moule是中华圣公会华中教区主教GeorgeEvansMoule之子，他接受过专业的建筑师训练，后于1898年左右加入北京中华圣公会，协助华北区主教Charles Perry Scott负责天津和北京两栋教堂建设。他还曾设计天津圣公会诸圣堂（1903年建成）。 三、 结语 “在现代性历程中，专业是最重要的现代性标准，因为它意味着标准、专业技术和一种职业。”作为掌握西方现代建筑专业知识的专业群体，英国建筑师或随军而至，或逐利而来，或为承担开发之大任，或为建造“上帝的居所”以使“中华归主”，他们在为各自主顾进行专业实践的同时，在中国建筑的近代化进程中也扮演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工具”的角色。他们主观上属于英国对华殖民侵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英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但客观上又促进了中国建筑近代化意识的觉醒，刺激了建筑师行业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建筑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助产士”。 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群体对中国近代建筑的各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筑风格、建筑技术和建筑人才培养三个方面： 在建筑风格方面，他们不但将外廊、西方古典主义、装饰艺术以及现代主义引入中国，引起中国建筑界的欧风美雨，还结合中国情况探索英中式风格建筑，为中国建筑界的民族复兴运动埋下伏笔。 在建筑技术方面，他们结合中国各地实情，将满堂木桩、筏型基础、钢筋混凝土桩等地基处理技术介绍到中国，为中国近代建筑的稳固矗立与向上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们还将砖木混合结构、铸铁和水泥以及混凝土等新材料新技术运用到建造活动中，并适时引入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和钢框架结构，为中国近代建筑提供了强劲的骨骼。 在建筑人才培养方面，他们不仅创办中高等建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开办夜校供建筑从业人员继续学习，接纳学徒培养储备建筑师，还在施工现场对中国工匠进行现场指导，使得中国近代建筑业得到迅速发展。 虽然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的近代化进程有一定影响，但“与在日本的英国建筑师不同，近代初期在华的英国建筑师多受雇于租界西人，较少受到中国政府重用，因此影响有限”。虽然活跃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英国建筑师数量很多，但没有像“日本近代建筑之父”康德（Josiah Conder，1852—1920）一样在日本建筑的近代化历程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英国建筑师。此外，近代在华英国建筑师群体中缺少针对中国特殊情况而在建筑思想和创作理论方面有建树者，没有像美国建筑师墨菲（Henry K.Murphy，1877—1954）一样提出“适应性建筑”理论并积极应用于实践，进而对中国古典建筑复兴运动起到重要作用的标杆性人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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