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研究

《莺莺传》研究

《莺莺传》是元稹的一部重要传奇作品，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具有深远影响，也格外受到了本世纪学者的关注，人们对元稹这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创作动机、人物原形、艺术成就等问题都展开了长期、深入的讨论。

写作时间 关于《莺莺传》的写作时间，学界存在着两种说法：一、贞元二十年九月说。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中，据《莺莺传》中所云“贞元岁九月”、 “后岁余，崔亦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等语，及《才调集》中微之《梦游春七十韵》、韩愈、白居易集中相关之材料，认为“贞元二十年乃最可能”。此后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卞孝萱《李绅年谱》、《元稹年谱》中都同意此说，另外卞孝萱在《关于元稹的几个问题》中还对此说作了一些补证。二、贞元十八年九月说。吴伟斌《〈莺莺传〉写作时间浅探》在对“贞元二十年”说表示疑问的基础上，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李绅、杨巨源、韩愈等人行踪和《莺莺传》故事情节的考察，认为《莺莺传》应该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

写作动机 宋人王性之《传奇辩正》曾认为元稹创作此传的目的是觉得自己抛弃莺莺的行为“悖于义”，是“心不自聊”而“出翰墨”。对于这种说法，曹家琪在《崔莺莺·元稹·〈莺莺传〉》中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元稹写作此传，“本意是要’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莺莺传》以垂诫将来。”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的第五章《传奇小说中的恋爱主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和李宗为的《唐人传奇》都认为，《传》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态度是前后矛盾的，全文以主要篇幅突出了莺莺的端庄温柔、美丽多情，而在篇末却借张生之口骂她为“妖孽”，称张生的行为为“善补过”，为他辩解。这一点可以说是元稹创作《莺莺传》时矛盾心理在作品中的体现。而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关于元稹的〈莺莺传〉》则在指出莺莺首先抛弃张生这一点之后，认为“元微之之所以’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主要是’叙婚仕之际所以至感者‘”，这种“至感”，即赵令畤所说的“此恨绵绵无尽期”，也就是对莺莺的真挚感情、对自己不能尽情的叹恨。

张生是否为元稹自寓一种观点认为，张生为元稹自寓，此说古已有之。近人鲁迅、陈寅恪、卞孝萱、孙望等人均认同此说。如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中就认为“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附《读莺莺传》进一步发挥了宋人赵令畤的观点，也认为：“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孙望《莺莺传事迹考》则从元稹的生平多方面的事迹以及诗文中考证，得出结论：“元稹底事迹与年代，?《莺莺传》中所载张生的事迹与年代完全相符合”，由此可知“张生即是元稹”。罗弘基的《张生与元稹――兼论〈莺莺传〉的主题》也主张此说，但是他不主张“过分地偏重微观的考证”，而是通过张生与元稹思想性格等方面的比较，认为“张生形象的塑造虽然可能采用’杂取种种人‘的方法，但在艺术概括的过程中，更多地融入了作者当时的生活态度，从而使这一形象成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性格的真实写照。从这个意义上看，元稹以张生自寓的说法应当是可以成立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张生只是元稹塑造的一种艺术形象，并不就是元稹。霍松林《略谈“莺莺传”》即持这种观点。他认为，《莺莺传》中与史实相吻合的部分 “只能说明元稹的《莺莺传》是植根于生活的沃壤之中的。作为一篇文学作品看，它里面的人物如张生，并不是元稹”，“把《莺莺传》完全看成元稹的”自传“的这种传统说法是应该抛弃的”。吴伟斌《“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将元稹自寓说的主要根据归为七类，并逐类加以分析、批驳，最后认为张生“是由作家根据亲身的和非亲身的生活经历，经过艺术虚构和再创造而出现在我们古典文学长廊中的一个艺术形象”。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则批评了陈寅恪“论张生，并不从《莺莺传》出发，而是从元稹与双文、韦丛的’本事‘出发”的研究方法，认为不应该用此法论张生，“因为崔张二人是元稹笔下的文学形象，虽有所本，亦不能如此穿凿附会，将崔、张混同与元、韦”。程毅中《唐代小说史话》对张生是否即元稹自寓也持相当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我们把《莺莺传》作为小说来看，其中一定有作者亲身体验的生活素材，也有作者精心结构的艺术加工。元稹对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既不能忘情，又不能不有所掩饰”。

元稹抛弃莺莺之原因 张生为何会抛弃莺莺呢？张生与莺莺之间是否存在着爱情？他们之间爱情悲剧的实质是什么？这些也是学界讨论得较多的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崔、张之间的爱情悲剧是唐代门阀制度下的产物。陈寅恪《读莺莺传》从分析唐代社会“仕”与“婚”的矛盾入手，指出“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而莺莺出自寒门，因此“极热中巧宦”、“欲以直声升朝之际”的元稹抛弃莺莺也是必然的了。刘开荣《唐人小说研究》第五章《传奇小说中的恋爱主题所反映的阶级矛盾》中阐述了陈寅恪的观点，并进一步认定莺莺出身低微，“她很可能即或不是列籍的妓女，但是身份亦高不了多少”。莺莺被抛弃，正是当时门阀制度、封建婚姻制度压迫的结果。这种说法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张生与莺莺爱情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后来刘大杰、孙望、张友鹤《唐宋传奇选》、吴志达《唐人传奇》、李宗为《唐人传奇》、侯宗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上册等都同意这种说法。刘大杰、张友鹤等人并由此指出张生这种行为暴露了封建士大夫阶层始乱终弃、玩弄女性的本质。

第二种，元稹“热衷巧宦”说。曹家琪《崔莺莺·元稹·〈莺莺传〉》不同意陈、刘二人的“门第”说，他将元稹抛弃莺莺的原因归之于元稹“热衷巧宦”。他否定陈、刘认定莺莺出身低贱的说法，认为莺莺出身名门，是崔鹏之女，只是家道后来逐渐衰微，“以’热衷巧宦‘的元稹来看，寡母孤儿在当时是无权可借的。元稹要留着’婚‘作为取得’官‘的本钱，这正是他弃遗莺莺的原因。”

第三种，“情”与“礼”矛盾冲突的结果，霍松林《略谈“莺莺传”》也不同意陈、刘“门第”说，他认为：“从’莺莺传‘本身看，所谓’高门‘和’寒门‘的矛盾是没有的。”他还着眼于封建礼教与情感之间的矛盾，分析张、崔爱情发展的全过程，认为在张生和莺莺身上，“ ’情‘和’礼‘的矛盾是早就存在着的”。后来张生抛弃莺莺，“从表面上看，’礼‘终于战服了’情‘，但实际上，’礼‘是虚伪的，而’情‘的火焰是非常炽烈的”，因此才会出现后来张生以“外兄”的身份求见莺莺的情节。周承明《重新评价〈莺莺传〉的思想价值》否定张生对莺莺产生过真情，认为“仅止于钟色而已”，张生实际上是个“会伪装、善矫饰的伪君子”、好色之徒。

第四种，张生妇女观念所致。姚瑾《试论〈莺莺传〉崔张离异的原因与性质》认为张生与莺莺相恋之际，不仅仅在于重色，而是产生了真情，随着崔、张爱情的发展，张生的爱已经逐渐变得具体、丰富，但由于封建社会妇女地位的地下，张生性格中还存在着另外一面，即轻视女性，甚至视女性为玩物的卑鄙念头。正是因为这种观念的存在，才导致最终张生的遗弃莺莺。所以崔、张爱情悲剧的产生不仅仅如陈、刘所说是外在压力或出于名利的考虑的结果，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张生多种性格因素的存在。

第五种，莺莺抛弃张生说。曾祥麟《张生不是无情种》一文提出一种新见解，他分析了张生“始乱终弃”的全过程。指出“这个’乱‘之所以成为事实，倒完全出于莺莺的果敢和机敏，即所谓’自荐之羞‘”，张生赴京应考之际，“由于社会的、心理的、乃至生理的种种原因，莺莺是难以长久地痴等空守的，而张生呢，’婚‘未成，’仕‘不就，惶惶然孤身飘零，苦闷中发其书于相知，与友人咏叹此奇遇，而’志亦绝矣‘，这才有那篇表面冠冕堂皇、内心无限凄苦的’辩解‘，实则自我解嘲而已”。因此他反对对张生乃至于对元稹作无端指责，指出“张生决不是莺莺眼中的’负心汉‘，而是不能尽情的情人”。并认为《莺莺传》末尾关于贬莺莺为“妖孽”的议论“表达一种无可奈何的末世之叹，而绝不是卑鄙地要为自己’玩弄女性‘开脱”。

对于《莺莺传》末尾的议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谓之“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谢柏梁《元稹〈莺莺传〉非文过饰非之作》对此提出质疑，他从《莺莺传》的曲折爱情、全传的情义评判、艺术原型的流播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推翻“文过饰非”说。李宗为《唐人传奇》、罗弘基《张生与元稹――兼论〈莺莺传〉的主题》等文章都抨击了张生的“忍情”之举。李宗为还认为“张生的’忍情‘之说是极其虚伪的诡辩”，罗弘基则指出“张生既非礼法之士，也非情痴情种，而是一个执著奉行纵欲主义的风流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