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先生的红山观——泥圈套接制陶技术及其他

　　2013年8月12日，笔者参加了赤峰第八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领略了以赤峰红山后遗址命名的红山文化给当地带来的文化感染力，也是祖先带给今人沉甸甸的福祉。

　　2014年8月5日，笔者的导师、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的八十华诞，学生不但要纪念老师的耄龄，更重要的是还要总结老师在考古学文化研究过程中的方法和手段，为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

　　本来笔者要参加同月12日赤峰第九届“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的，无奈因其他事情打搅，还有一个原因是为大会写的论文没有如期完成，更没有达到自认为满意的程度，不能与会，但是滕海建先生、张星德教授的苦口婆心使我产生了“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感受，就把张先生对红山文化及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以这个标题写出来，提交大会。

　　张先生一贯坚持“必需钻进材料堆中去，从材料出发，让材料牵着鼻子走，通过对遗存、时、空这三维关系，或者通过对遗存、人、时、空这四维关系所呈现的差异与矛盾的观察、审视与研究，做出处置，实现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进而将考古学融入人民生活之中，成为人民的考古学，成为人民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哲学的思维，是治考古学者的应有的追求，而要修炼哲学思维，则需深谙实践论和矛盾论。”对红山文化进行梳理和阐释也是如此。

　　一

　　红山文化最先是1935年日本人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发掘后认识的，1954年由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命名提出了为红山文化，与半坡遗址的首次发掘同年。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辽西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并大规模发掘了辽宁建平牛河梁积石冢、女神庙，喀左东山嘴石砌建筑群及女神，加上阜新胡头沟玉器大墓、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塔拉玉龙等，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东山嘴，1983年7月，在辽宁朝阳、喀左召开了“东山嘴遗址座谈会”，张先生也参加了，在会上他只是就东山嘴遗址表现出来的宗教问题做了不长时间的发言，主要有两点，

　　1、宗教。“东山嘴祭祀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史前时期宗教研究扩大的视野，开创了新的领域。宗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它是被歪曲的世界观念，其根源和本质就是无知。然而，从宗教史角度来看，宗教为了保持其在人类社会中的职能，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也往往适应生产、科学文化及社会的发展，变换其内容和形式，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那些肩负宗教职能的人往往在当时社会中具体较高智能。因此，透过宗教的研究，人们可以洞察生产、科学文化及社会的发展状况。专用于祭祀的东山嘴建筑群址的存在，标志着它所属的红山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2、宗教的特点。“宗教具有保守的特点。我们不能仅根据宗教信仰中所表述的情景，简单地说明当时的社会制度。”

　　也是这两点，成为他以后研究红山文化的核心。

　　1986级研究生张星德在他的指导下，1989年写成了《红山文化研究》的硕士论文，后来1991年发表时改为《红山文化分期初探》，这篇文章将前后延续了1500年的红山文化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庙底沟文化（西阴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至今对于红山文化的编年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红山文化存在时间一定位，其他问题就好办了。

　　二

　　与之同时，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进入编写阶段，第二卷是由苏秉琦先生主编，主要撰稿人是张忠培、严文明，1994年出版。张先生在第四章“周边地区的远古文化”第一节“东北地区”中，将红山文化作为重中之重来论述。不过，他先从“兴隆洼文化时期”谈起，与兴隆洼文化同时期的还有左家山一期文化。兴隆洼文化“皆平底器。钵的成型是用包模贴筑法，筒形罐则可能是泥圈套接而成的（也不排除部分采用包模贴筑法的可能），罐底单做，采用‘帮包底’的方法使之与器壁粘合在一起。” 然后进入到红山文化时期。他关注泥圈套接的制陶技术始于1962年发掘吉林吉林市两半山遗址期间，他在发掘报告说：“陶器均采用泥圈套接法制作，在套接的地方，内外涂抹陶泥，使之结合牢固”，更为详细的描述还见于他1964年发表的《吉林市郊古代遗址的文化类型》一文“文化二”中，“所有陶器均采用泥圈套接法制作，先根据不同的器形和同一器形的不同部位预制成泥圈。器身部的泥圈，其下有外茬口，其上有内茬口；口沿部位的泥圈则只有向下的外茬口；器底则只有向上的内茬口。待泥圈和器底稍干后，由下至上套接，在套接的地方，内外涂抹陶泥，使之结合牢实。陶鬲则是分别预制成带茬口的鬲足、鬲腿及身部各段，先分别套接好三个鬲腿，然后将其结合，制成鬲的下部，再由下而上逐段套接器身而成整器。这种制造陶器的技术区别于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而在内蒙东部和东部的古代文化中，确实相当普遍的流行。”白寿彝1990年12月为《中国通史》第二卷写了“题记”，应是已经交稿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关心泥圈套接这种制陶技术到那时已经近三十年了，但这种关心还远没有停止。

　　在《中国通史》第二卷里，张先生将红山文化分为 “前段时期”和“后段时期”，前段时期“指从公元前第五千纪初到第四千纪初以前这段时间，即大约相当于中原的半坡文化阶段（包括庙底沟文化初期在内）”，又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这一期相当于中原略早于半坡文化的一段时间，即公元前第五千纪前叶”，晚期“这一期的年代对应在半坡文化阶段，较晚的遗存可至半坡文化晚期之时，亦即此期时间相当于公元前第五千纪后叶到第四千纪初期。”后段时期，“约自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叶后段到第三千纪初前后，东北地区的原始居民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红山文化后段时期。”红山文化后段时期大体也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其年代应与庙底沟文化中、晚期相当，即大体处在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叶后段到后叶前段之时”，晚期“此期约当中原的半坡四期阶段，亦即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到第三千纪初左右”，较上述张星德的分期方案更加详细，另一个看点是精彩的阐释，但在我这篇文章里，红山文化和东北地区诸文化的分布范围、房屋建筑、石器制作等特征就不再重提或少提了，重点是红山文化的陶器制法、谱系分析和社会结构特点等。

　　“红山文化前段时期”，东北地区有红山文化（前段，本文注）、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左家山二期文化和小珠山一期文化共七种考古学文化。红山文化“除小口鼓腹罐为泥条盘筑外，其他陶器凡能辨明制法者，皆采用包模贴筑和泥圈套接成型。”“红山文化后段时期”，东北地区南部有红山文化（后段，本文注）、小河沿文化、偏堡子文化和小珠山中层文化。“这一时期的制陶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地区南部的红山、小河沿和小珠山中层文化中许多陶器是由泥条盘筑成型的，”泥圈套接法至此不再流行于上述地区，张先生关注点转移到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向上来。他说“红山文化的居民空前活跃，其分布区域明显超出了红山文化前段的分布范围，除仍分布在西拉木伦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外，南面已达锦承铁路附近，向东远可至西辽河东流至南流的转弯一带。”，“这一时期红山文化的主要成分是对前段红山文化的一脉相承（传承，本文注），同时也反映出与西南面黄河流域文化的联系有增无减，这主要是早期接受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吸收，本文注）。在前一阶段，后冈一期文化的因素传播到红山文化中，其原来的风格基本未发生大的变化，说明那时的红山文化对黄河流域的文化往往只是照搬，但在这一时期（红山文化后段时期的早期），红山文化显示出空前的创造性，对庙底沟文化传来的因素更多的是改造和融合（融合，本文注），将后者最活跃的成分变为适合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红山文化早期的彩陶中，经常可见与庙底沟文化有关的花纹，但绝非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再现，而是表现为与红山文化固有纹饰融合后的一种新的彩陶面貌（创新，本文注）。红山文化发展到晚期时，开始向周围地区扩展其文化影响”，我之所以大段抄袭了他的文章，是为了说明他总结的考古学文化遵循着“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 1990年12月以前就有了这一思想。但“传承、吸收、融合、创新”是2010年12月24日写成初稿，2011年1月4日在“2010广州论坛·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高峰论坛”演进时提出来的，正式发表于2011年2月25日《中国文物报》。

　　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投向更早的1984年夏，张先生在湖南、甘肃就“考古学文化的几个问题”演讲时就初步有了这一认识，1986年发表时修改为《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三部分是“文化传播、迁徙与谱系分析”，一开头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多层结构的考古学文化，并非是一封闭系统。”文化传播和迁徙是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它的作用下，考古学文化之间大量出现了文化渗透、借用、融合、同化和考古学文化的分化，使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成了不同谱系的多元结构，即不同谱系的文化因素，结合成统一的考古学文化。这些文化因素，可通过和前后左右诸考古学文化进行类型学比较研究而被解析出来，明晰其源流。”最后得出“考古学文化也是一开放系统。”

　　秉承的文化理念不同，把握的时空视野不同，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所取得的学识收获也不同。阜新胡头沟、凌源城子山及牛河梁、东山嘴，有四处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张先生说“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都存在类似‘坛’的技术建筑，并于坛内或坛旁有埋人现象，祭祀用的泥质彩陶筒形器等特殊陶器和动物类、璧环等玉器是这类遗址特有的器物。”他把四处分成三类，最小的是胡头沟、城子山，“所在之处是周围地貌中的一个高点”，东山嘴其次，牛河梁最大，“胡头沟、东山嘴、牛河梁这三种不同规模祭祀遗址的存在，以及猪龙在人们观念中的支配地位，都反映出红山文化后段之时，该文化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已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红山文化的宗教这一课题已为学界所熟知，且后文中还有专门述及，在此从简。

　　三

　　1994年张先生完成《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交给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特刊”，却没有在这本书中发表，以后见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1期和《文物季刊》1997年1期；200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先生的《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也收录了这篇文章；上文所说的《中国通史》第二卷，2010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书名也改变为《中国远古时代》，增加了张先生的《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作为附录一，可见这篇长文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

　　 1、在“一 考古学文化及其演化”中，关于红山文化，他写道：

　　“辽河以西及燕山区。大致相当于半坡文化时期，有的起始年代甚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是：西拉木伦河以北，分布着富河文化；西拉木伦河流域，居住有红山文化居民；医巫闾山以西及滦河流域，存在着赵宝沟文化。关于上宅文化，目前仅知其分布于泃河这样一条小河流域。前三种文化的分布区域，存在着交错现象。饰之字状压印纹的筒形罐，是这四种文化陶器基本组合中的一种重要器形。这不仅说明四种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也表明它们均渊源于兴隆洼文化。

　　富河文化、赵宝沟文化和上宅文化的流向，目前尚不清楚。红山文化，先后接受了后冈一期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影响而兴盛起来，在这一地区最富生命力，至迟在西阴文化时期，已整个地占据了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达辽西走廊，东始西辽河折向南流的转弯一带，西至燕山南北地区这一广阔区域。”

　　2、在“四 走向文明门槛：社会组织的演变”中，对胡头沟积石冢分析为：

　　“先在丘顶挖一墓坑（M1），内用石板砌成椁，按仰身直肢式埋入死者，随葬勾云形佩饰、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玉珠及玉箍形器。再以此墓为中心按6.5米左右的半径置放一圈筒形彩陶器残片，于其上建成一石围圈。此围圈东面并不闭合，南面的一端东折向外然后向南延伸，于东面形成一面南的门斗形出入口，于此处的石围圈外侧面东排列着完整的筒形彩陶器。其后又在M1之上，建了M2及位于其南、北两侧的M5和M4。无疑，这是以M1为中心的一座陵园。能将其尸体葬入这陵园的，当是与M1墓主人有特殊关系的人物。这位M1墓主人以高规格的随葬器物和陵园，显示其生前的权贵地位。”

　　3、在“五 信仰、宗教的变化及巫师权贵的出现”中，对牛河梁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解析为：

　　“其一，此遗存分布面积达五平方公里，在其范围内未发现与其规模相当的居住遗址。显然，这是一处远离住地的陵园建筑。

　　其二，在陵园中建有神庙。神庙中至少有两种神，一是女神，二是猪龙……

　　其三，神庙是陵园的主体……

　　其四，积石冢中墓葬的随葬品，非工具及生活用具这类实用器物，而是玉器。死者是否是其共同体中的一般成员，还是一些有特色身份的人物，这问题暂置不论。单说这一陵园是由几个陵园组成，一陵园又分割为若干个积石冢，同一积石冢内的石棺，又分为主墓和侧墓。这由大而小的分割，反之，也是自小而大聚集的人们，奉祀相同的神，为之建庙。同时，从调查及发掘的现象得知，生者定期在此祭祀神和积石冢内的死者。保护生者和死者，是祭祀神的目的。这不仅说明神权在当时人们生活及观念中的重要性，又使人们从其完善的形式中看到其时宗教的发展，已达到的高度水平，导致建成人们共同崇拜的圣地。”

　　“然而，如果当时社会没有前面指出的凌家滩M4这类巫师，如果巫师未能获得居民的普遍信仰和倡导的话，无论是红山文化居民崇拜的圣地，还是大地湾居民的宗教性建筑，都是难以产生的。

　　但是，红山文化居民奉祀的却是女神。崇拜女神当是母权制社会的思想。这说明母权制时代已存在相当规模的宗教。同时，还反映已步入父系制社会的红山文化居民虽使宗教完善了，却未能创造出与这一社会体制相适应的神。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三期（年代与半坡遗址四期相当）和泉护二期文化的泉护村遗址出现的陶祖和石祖，说明这里的信仰观念，较红山文化居民更新了，产生了对男性祖先的崇拜，从而又把宗教信仰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他在这篇文章中，精炼而概括出了红山文化的年代（仰韶时代、红山文化晚期，本文注）、特征（女神、猪龙，本文注）、特点（巫师，本文注）及消亡（崇拜滞后，本文注）的原因。写到这里，我还要说到另一篇文章，这就是稍晚于此文的《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他指出，“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奴隶占有制并非进入文明时代的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和将良渚文化的“玉敛葬”墓葬分为随葬玉钺掌握“军权”的人、随葬玉钺玉琮掌握“神权”的人，和既随葬玉钺又随葬玉琮掌握“军权”和“神权”的人，巧妙地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与考古材料结合起来，构成文明文明与国家运行的新体系。“祀与戎是国之大事，即国家之重要内涵，同时，祀与戎史前时代就已存在，非国家所专有”，其中的“祀”早于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就已经出现了。

　　这也是他“国家论”的重要依据。他在1997年《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2001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的几个问题》等几篇文章中，他把中国国家形态分为神王之国、王国、帝国、党国四个阶段。“神王之国”始于半坡四期文化至泉护二期文化时期，当时社会并无统一政权，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被分割成不同政权统领，各个政权各自划分势力范围；父权家族已成为基层社会单位，单偶制家庭在家族中具有相对独立性；阶层分化明显，贵族控制氏族，劳动与社会分工已在家族层面展开；聚落发生分化，出现城乡分野；祀与戎发展为神权、军权和王权。那么，时代上相当于半坡四期文化和早于半坡四期文化的红山文化，肯定是“神王之国”出现的前夜和初期。

　　以后他又有《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1996年“环渤海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针对泥圈套接技术，他说“从新石器时代直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终结时期，除黄河流域文化的部分影响外，辽宁诸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制作，始终使用泥圈套接技术。东北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轮制技术传入前，也都采用这种技术制作陶器。”和《西拉木伦河地区考古学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地位》等，都或多或少阐述着他的新说。

　　四

　　正当考古学界都以为张先生对红山文化的研究，可以告一段落的时候，2009～2011年赤峰魏家窝铺的发掘成果，这是一处红山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遗址，但到目前为止所有报道中尚无陶器制法的描述，张先生凭着丰富的知识积累自我否定旧说，新见破蛹而出，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2012年11月他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开幕式致辞》中说，“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均都认为红山文化是由赵宝沟文化接受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近三年来，我的这一认识发生了变化。”就是他“近年来对魏家窝铺后岗期红山文化陶器制作工艺观察，发现其包括筒形平底罐在内的陶器制作工艺，均与赵宝沟文化泥圈套接制陶工艺不同，采用的是和后岗一期文化相同的泥条盘筑的制陶工艺。这里的筒形平底罐，先是以泥条盘筑制成圜底筒形罐，然后在接近底部周沿贴上泥带，以扩大圜底上的外侧器沿，再在这圜底及其扩充的外侧器沿之下，贴上圆形泥饼，以成外底。这类筒形罐的外底，为平底，其内底形状不同于赵宝沟文化的同类器所习见的平底，而是后岗一期文化流行的圜底。所以后岗期红山文化的筒形罐，与赵宝沟文化的筒形罐内外均为平底不同，是内为圜底，外为平底，故两者形似而神异。”所以要将赵宝沟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和后岗期红山文化分别分期排序，“据张星德告我，后岗期红山文化起始于赵宝沟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偏晚阶段，并且自此以后三者异地平行发展而各自有序，同时，后岗期红山文化早段的属后岗一期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可于早段后岗一期文化中找到其渊源，另外，除筒形平底罐外，自早段后岗一期文化以后的诸段后岗期红山文化的陶器的形制，均与同段的后岗一期文化的陶器极为相像。这说明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演变，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后岗期红山文化不是赵宝沟文化居民接受后岗一期文化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化，而是由后岗一期文化居民向北扩张移民接受了赵宝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

　　他将这一重要课题交给张星德教授研究。后者写了《西寨遗址再认识——兼谈距今六七千年间燕山南北文化格局的形成与演变》的论文，河北迁西西寨一期遗址1988年发掘后， 1992年发表了报告，她分析指出“西寨一期不能归入兴隆洼文化范畴”，西寨一期遗存与上宅文化的差异，“同时西寨一期与上宅文化在陶器制作工艺上也存在明显差别。前者使用的是泥圈套接技术，而后者则为分片贴筑和泥条盘筑的方法”，而认为“西寨一期陶器中占主体成分的因素同赵宝沟文化一致”。西寨二期陶器群尽管与镇江营一期文化主要陶器不同，前者为筒形罐，后者为釜和钵，更重要的是“二者陶器采用不同的制作方法，前者为泥圈套接的方法，后者为泥条盘筑，从器物组合与制陶工艺都说明二者的相似点是相对年代一致所致，它们不属于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倒是“西寨二期与赵宝沟文化二期文化属性相同并年代接近。”而 “上述赵宝沟文化与兴隆洼文化三期器物之间不仅发展变化关系明确，制作工艺也表现出继承性和一致性，均采用泥圈套接法，底部采用帮包底的方式。可见，赵宝沟文化筒形罐是继承兴隆洼文化三期同类器这一点应当是无疑的。”除张先生所引的她的结论外，还有“燕山南北文化的形成与文化格局的变化，都是与关内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向北推进分不开的。”继写成《红山文化分期初探》之后，这是张星德的又一篇力作。虽然没有明说后岗期红山文化是采用何种陶器的制作方法，但她采用排除的办法已经述及前期和同期周邻文化中制陶技术了，只等着魏家窝铺发表详细报告了。

　　上述两篇文章，对东北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的重新认识，特别是红山文化的继续深入研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此，对魏家窝铺遗址稍加议论。

　　张先生指出“老哈河上游到奴鲁儿虎山南北两侧是该文化（红山文化，本文注）中心地区，那里的居民最为密集，如赤峰市市区周围曾同时存在着至少有西水泉、蜘蛛山和红山后三处遗址，其中相距最远的西水泉和蜘蛛山之间也不超过8公里。”现在，又有魏家窝铺遗址的发现，遗址的性质特殊时代早，我想这也许是他说的“奴鲁儿虎山南侧的建平、凌源、喀左一带，是红山文化祭祀遗址的密集分布区，而其他地区发现较少，甚至尚无发现。故而在红山文化范围内已形成了上述三县一带的中心区与其他地方的一般地区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社会发展到文明起源阶段的一种表现”吧？还有，该遗址改变了张先生们对红山文化形成的看法，符合他的“传承、吸收、融合、创新”的文化演进规律，也再次体现了他治学态度、方法和精神。

　　泥圈套接制陶技术，的确是解开东北地区先秦考古之锁的一把“金钥匙”。

　　五

　　红山文化的新发现，拉开了研究中华文明的源头具有中国标志的大幕。张先生说“苏秉琦于1985年发表是《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演讲，启动了从考古学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汉专制帝国道路的研究，使中国考古学进入的黄金时代。”但“始于1983年东山嘴遗址座谈会”。后来又有了苏先生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作为指引，至今还让我们怀念不已。张忠培先生跟随苏先生的脚步，大踏步地将红山文化和同时期的多种考古学文化还原到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中来。他的《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收录了《瞭望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在“自序”中深情地说，“将这篇文章收入这本文集的目的，仅表达我是受苏秉琦师影响而追随他投入考古学研究的。我自知这篇文章难以说明这方面的基本内涵，只是借它传达我的一点心意。”

　　话虽这么说，但张先生对文明起源与形成，及走向秦汉专制帝国道路的研究，新意迭出，有目共睹。他不断地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进行解析，完善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体系，形成了“谱系论”、“文化论”，和上文已经引述过的“国家论”。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认识，他1996年3月完成《中国古代文明之形成论纲》，“认为公元前二三百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共分四节，从每节标题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的认识：

　　1、诸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处于转变时期，相互关系形成了新的格局

　　2、原有的劳动门类更新的技术，同时出现了新的劳动领域，技术、生产和经济获得了纵深发展

　　3、父系家族、神权和王权的确立，社会关系出现了巨大变革

　　4、重新建构自西周以前的文明史

　　接着又写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和《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等，但我要摘录他1998年3月写成的《夏、商、周三代及其前期考古学的进展与前瞻》，略述一下他的主要观点，不过还得有四个方面的铺垫。

　　1、“旧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南、北两大文化谱系。汉水下游及丹江流域是这两大文化谱系进行沟通的一条交通要道。”  

　　2、“认识到夏、商、周可能是同根分野出来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同时，探明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与辽河流域及燕山南北地区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它们的源头，均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六千年。至迟从公元前5千年起，这些不同谱系的考古学文化就已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联系愈益密切，以致形成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周、秦的政治统一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3、关于生产技术与经济。

　　其一，导致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的转化，是经济的发展。

　　其二，家畜饲养与主营畜牧经济居民的出现问题。

　　其三，制石与制玉工艺的演变。

　　其四，制陶技术的发明与演进。

　　其五，冶金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4、从发现红山文化宗教遗存以来，较广泛地注意了宗教遗存的研究，使他产生的一些新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

　　1、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不同含义，“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同一语”，“当祀与戎复杂到需要专人从事这项职业，发展到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并且已被从事这职业的人予以控制的时候，便进入到国家的阶段。”“文明起源是文明形成之前诸文明要素的孕育过程，故需在前国家社会中求索文明的起源。”

　　2、中国诸考古学文化的文明起源与形成不均衡性，呈现出“满天星斗”。

　　3、文明形成于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4千纪晚期的半坡四期文化、大汶口文化花厅期、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中国古代居民已掌握了制铜技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在这个时代，制石、制玉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红山及良渚两个玉文化中心，轮制制陶技术已相当普及，又发明了水井和用于建筑的土坯，同时，社会分工与分化获得了纵深发展，出现了制石、冶玉、制陶、冶铜等专业家族或匠人，聚落分化了，出现了中心聚落和城，社会以父权家族为单位出现了贫富分化，巫师和掌握军权的王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显贵。总之，这是个继产生新石器时代之后，伴随着技术革命飞跃发展而来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强调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于这个时代。尤其是“社会分工与分化”在前引《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考古学研究》给予详论，其他问题在《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也做了重点讨论。

　　由上可见，张先生是将包括红山文化在内的诸一元为主、多元结构的考古学文化，用谱系分析的方法解析出来，结合考古学文化所体现的文化的发明和创造（生产力）、经济的发展、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化、社会的不断复杂化、文化的传播和居民的迁徙（生产关系）等所有问题都做了详细地观察、思考，才对他认识到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表述了出来。

　　1999年4月他写了《我对中国文明的一点认识》，言简意赅地说，“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是王权起源与形成的历史。王权之前，已存在神权。从公元前二三百年至西周时期，无非是自神、王权并立的社会，演变为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乃至神权成为王权的附庸的历史过程。”大道至简，提纲挈领。

　　早在1994年，张先生等完成《晋陕高原及关中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结构分析》，指出：“二里冈至殷墟一期商文化分野的西界，可达关中西部的扶风一带。同时，扶风以东的关中地区，迄今尚未见到年代上相当于二里冈至殷墟一期阶段由非商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它类性质的遗存的存在。据此或可推测，这一时期商人向西部地区的推进，基本上的采取了一种逐走其它居民的排他性占领，即占地殖民的方式。”“如依商人占据张家口地区的方式推测，他们似乎也是以排他性的殖民方式，实现了对河套地区的占领。虽然这一占据的时间很可能十分短暂。”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与文明》也说，“现知夏王朝不是跨考古学文化的王朝，只是二里头文化的王朝，商王朝也只是商文化的王朝。这两个王朝均具有鲜明的考古学文化特性，统治所及，绝不容纳与其相异的考古学文化，非我族类，绝不容之，它们对外征伐，是驱赶异文化居民，占领其土地，所以，考古学者在这两个王朝扩张的地区，寻找不到与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他已经指出夏、商这两个早期王国具有排他性的特征，联系到前引他所认识到的“夏、商、周可能是同根分野出来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排他性的形成当在夏、商之前，是夏、商继承了之前考古学文化排他性的传统，看来排他性由来已久。

　　这样，“排他性”就成了他用于解读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专门术语，这当是他发表与1986年的《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其中的“文化传播、迁徙”理论的再发展和升华，他强调“在我们的实践中，文化谱系成分是进行文化性质判断的主要标准。在使用这个标准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要考虑到不同器类在一文化构成中所处的地位并不相同，因而在进行文化识别时所起到的作用亦不能等量齐观；二是在进行统计之前一定要对统计对象所属谱系，要有较为准确的判断。”我看他考虑的不止是“不同器类”，当是构成一考古学文化的诸要素。1984年8月他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上发言，1990年以《朱开沟遗存及其相关的问题》为题收入他的论文集中，指出内蒙西部遗存序列“（一）属于新石器时代年代最早的遗存的文化面貌，和后岗一期遗存相像，性质上可能属于后岗一期遗存的范畴”，而“（二）其次是半坡类型晚期及白泥窑子F1为代表的遗存，后者的年代晚于半坡类型，早于庙底沟类型”，排他性就略见端倪了。1988年完成的《“河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的研究》，他就讲出了“相当于本文一期时，泰沂方面的后岗一期文化的势力控制这一地区，并与渭河方面的半坡文化有个接触过程。而随着半坡文化及其后继者——庙底沟文化的强大，后岗一期文化的势力被挤出了这个地区。目前所知，庙底沟文化的势力一直达到阴山脚下，控制了整个河套地区。”排他性呼之欲出。今天，张先生“排他性”理论的最新成果，指日可待。

　　摘录了这么多，自我感觉离题并不远。

　　多次聆听张先生的五十多年来的心声，多次受到启迪和震撼，尤其是泥圈套接这一制陶技术。我想，张先生对泥圈套接技术的关注、率先提出了“排他性”等，不仅对我个人，对所有关心红山文化和中国文明起源及形成的人，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田建文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此处省去注释部分，查看全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