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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西方文明发源于地中海区域，与海洋有其不可分的关系。若对希腊的战争史作一整体观察，即可发现有一基本战略观念始终穿插于其中，那就是所谓“海权”（sea Power）。据罗辛斯基所云，此一名词原为修昔底德所首创。 [ 注：参看本书第一章，及30页脚注。 ] 但古代西方又不曾产生一位海权思想家，能够把海洋战略当作整体来思考。当然，古代并不乏海军名将，知道在海上如何行动，但从未有人尝试发现和建立有系统的海洋战略思想。同样地，在希腊和罗马所留下的历史著作中虽有很多有关海洋战略的记载，但它们只是提供例证，而并无综合的结论。
当欧洲进入中世纪，即所谓黑暗时代时，海权仍经常是平时繁荣和战时成功的来源，但又还是很少有人对其性质和重要性，以及如何应用，进行理论化的研究。虽然，战争的场地已由地中海扩展到大西洋，战争的工具已由大划船进步为帆船，但海战根本上还是海上进行的陆战，真正的军舰（warship）几乎仍不存在，而且更少有人企图计划或执行一种有组织的海洋战略。
尽管如此，技术（其表现为使用风帆和装置火炮的军舰）不久即迫使欧洲人对于海洋战术和战略引发新的思考。首先发表其思考成果的可能为西班牙人沙维斯（Alonso de Chaves）。他大约在1530年写成《海员宝鉴》（Espejo de Naviagantes，英译名The Mirror of Seamen）。他相信舰队若知道如何行动，就会有较大的成功可能，而且可以合理地指导其趋向于此种目的。他的著作也许是首次企图对于帆船时代的海战建立一套明确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原则。 [ 注：J．S．Corbett（ed．），Fighting Instructions，1530–1816（London，1905），pp．3–13． ]
在帆船时代的英国，培根（Sir Francis Bacon）和芮莱（Sir Walter Raleigh）等人也都采取尝试的步骤来逐渐发展适当的海洋战略。培根曾指出：“支配海洋的人享有巨大的自由，他对战争可任意作或多或少的选择。” [ 注：Quoted in H．W．Richmond，The Navy as Instrument of Policy，1558–1727，ed．by E．A．H，Hughes（Cambridge，1953），pp．30–31． ] 芮莱则认为：“只要握有制海权，则英国将永远不会受到征服。” [ 注：Quoted in P．Colombo，Naval Warfare，3rd ed．（London，1899），pp．22–23． ] 而苏特克里福（Mathew Sutcliffe）在1593年曾对海军的战略优点作了非常合理的综述：
海军在平时的用途很大，而在战时则更大。海军能确保友邦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得以畅通，并使敌方的运输中断，我方的一切补给都能维持。敌人的海岸会受到侵扰，而我方的海岸则会受到保护。……若无海军则既不能攻击敌方沿海城镇，也不能保护我们自己和朋友。 [ 注：M．Sutcliffe，The Practice，Proceedings and Laws of Armies（London，1593）． ] 至于像德雷克（Sir Francis Drake）、霍金斯（Sir John Hawkins）、孟松（Sir William Monson）等人都是讲求实际的战将而非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主要地只是想明确说明海洋战略较优于大陆战略而已。
虽然在伊丽莎白时代（1558–1603）即已经有很多英国人在对海洋战争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思考，但真正有系统的海战理论还是要等到17世纪末期才开始出现。而最先提出此种理论的人又并非英国人而是一位法国人。
法国的何斯特神甫（Father Paul Hoste，1652–1700）是设立在土仑（Toulon）的法国王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的数学教授，曾著有《海军演进论》（Traite des Evolutions Navales，1691）和《海军艺术》（L'Art des Armees Navales，1697）二书，并被时人誉为已出版的最佳海军战术著作。何斯特把海战中的杂乱无章情况简化成为几何形式，把那些队形分为“纵队”（la ligne de file）、“横队”（la ligne de front）和“梯队”（la ligne de relevement）三大类，并根据这些队形来设计固定的行动法则。其目的为把舰队变成一个能控制和有纪律的单位。
何斯特算是第一位在帆船时代对海军战术作有系统研究的学者，他指出：
海军队形变换的艺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种艺术，则一支舰队将变成乌合之众，完全没有秩序，而只是接受机会的支配。于是海军将领对其舰队也就无法作适当的运用。不管在何种行动中，将领都应该是舰队主导精神之所在，正像心脏之于人体一样。 [ 注：Quoted in Cyprian Bridge，“Fleet Evolutions and Fleet Tactics”Journal of the RUSI（1873）． ] 早在英国人之前，法国人即已认清应利用科学来替海军服务，海军军官必须接受专业教育，甚至于船舰也应有特殊的设计。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在海军理论的发展上是居于领先的地位。到18世纪时，法国在海军战术思想领域中又有新的进步。莫罗古斯（Admiral the Vicomte Bigot de Morogues）以其在 1763年所著作的《海军战术》（Tactique Navale）领导第二波的发展。在他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海军著作，例如格芮尼（Vicomte de Grenier）在1787年所著的《海战艺术》（L'Art de Ld Guerre sur Mer），拉马屠利（Audibert Ramatuelle）在1802年所著的《海军战术绪论》（Cours Elementaire de Tactique Navale）等。很明显，此种理论基础使法国人在其与英国人之间的海军战争中经常保有战术优势。
不过，法国人对于海战还另有一种不同的观念，这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认为击沉敌人的军舰甚至于不一定即为海战的主要目的。反之，他们认为引诱英国人离开某一位置或目标，也许比击毁其兵力还较重要。有时，法国人宁愿放弃攻击较弱或易毁的英国舰队的机会，而不愿放弃其心目中的“远程目的”（ulterior objects）。依照传统观念来看，这似乎是违反了海上战争的基本精神。但此种的避战战略与高度战术技巧的配合，又使英国人经常感到困惑，并引起长达一个世纪的海上游击战。尤其是英国海军的战术准则是坚持保持完整作战线的观念，遂使其更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想改进此种情势，一位爱丁堡的退休商人，克内克（John Clerk，1732–1812）在 1782年发表其第一版的《海军战术论》（Essay on Naval Tactics）。克内克这个人可以说与海洋毫无接触，但他的书不仅能解释法国海军的优点，而且还能对英国海军提出一种革命性的建议，即集中兵力以攻击敌方交战线的一部分。他的理论对于英国海军战术的确曾经产生重大影响，而纳尔逊对他更是非常敬佩，据说纳尔逊很喜欢他的牧师把克内克的著作朗诵给他听。 [ 注：Quoted in Cyprian Bridge，“Fleet Evolutions and Fleet Tactics”Journal of the RUSI（1873）． ]
经过拿破仑战争，英国终于取得海上霸主的地位。海战的典型不仅已经变得比较符合英国的要求，而且也使英国人有了自我陶醉的心态。其所导致的后果为英国海军开始墨守成规，以其一知半解的纳尔逊遗训为其准则的基础，而不再想追求进步，于是再度进入其思想上的黑暗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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