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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钮先钟，著名战略思想家、学者 来源|《西方战略思想史》 在阅读启蒙时代任何军事思想家的著作时，可以获得一个最显著的印象，那就是其理论观点大致相同。当然，他们在著作内容上还是有很多的差异，但却有一共同目标，即寻求一种对战争的基本理论。他们都认为战争像其他一切自然和人事活动一样，可以对其进行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其中一部分可以简化成为具有通用性的规律和原则，这也就是其科学的部分。不过，战争还是有其艺术的部分，随着环境而变化，受到意外或偶然因素的影响，其应用必须有赖于天才。 大致说来，此种观点发源于17世纪后期，一直维持到18世纪90年代结束时，几乎都毫无改变。但自从贝仑霍斯特（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1733–1814）所著的《战争艺术的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Art of War，德文原名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在1796–1799年出版后，此种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就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痕。这又并非表示启蒙思想已经开始丧失其影响力。事实上，在19世纪初期，毕罗、查理、约米尼还曾把此种思想发展到最高潮，而且在整个19世纪中，全球军事思想仍然还是以启蒙学派为主流。不过，由于贝仑霍斯特的发难，启蒙学派的绝对权威开始动摇。接着在几年之后，克劳塞维茨即异军突起，在军事思想领域中开启古所未有的新境界，并替新日耳曼军事学派奠定深厚的基础。 日耳曼新军事思想的兴起又是以欧洲学术思想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的全面发展为背景。简言之，军事思想只是文化潮流中的一部分。此种新潮流又是非常复杂，有其不同的方向和名称。概括地说，可以分为两大派：第一派可以称之为“反启蒙”（Counter–Enlightenment）运动，事实上，这一派的人大致都出身于启蒙学派，以后中途变节成为反动分子。第二派则受到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法兰西情绪，故可称之为“日耳曼运动”（German Movement）。由于启蒙思想以法国为发展中心，所以反启蒙与反法国两种运动也就合而为一，尽管其间又还有若干差异的存在。 此种新潮流在日耳曼分两波出现：第一波出现于18世纪 70年代，也正是启蒙运动在日耳曼发展到顶点的时候。第二波在世纪交替时出现于全欧洲，那是受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刺激。此种潮流把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理想主义三种趋势合而为一，而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则在其中发挥其个人的巨大影响力。康德本是日耳曼启蒙运动的巨子，但他的批判哲学却对于启蒙学派的中心思想和基本信念构成重大的挑战。同时也替反启蒙运动提供了最具权威的理论基础。 启蒙学派的世界观是以自然律为基础，认为复杂的经验世界是受到相当少数原则的管制，这些原则简单明确，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牛顿力学的三大定律即为最佳的例证。反启蒙的思想家则认为此种观念完全荒谬，至少也是过分夸张。他们认为世界根本不简单，而具有高度复杂性，包括着无限多的独特因素，并经常在流动中。换言之，牛顿式的科学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所谓原则和观念架构都过分人工化和表面化。他们虽然并不否定自然科学的进步，但却相信这样的方法并不能用来了解复杂的世界，尤其是人与社会的关系。 诚如康德在写《实践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一书时（1788）所云，其目的是要建立人类灵魂的自主权（autonomy），使其不像自然一样地受到规则（regularity）的支配。所以，反启蒙运动人士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实体，那是发源于不同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特殊环境和经验，并表现出其价值意识、生活方式、思想、制度以及创造艺术。他们重视直接和具体的人类经验，认为真正的知识经常即为独特个案的知识，而依照所谓万有定律（universal law）来作教条式研究只会妨碍真正了解。 日耳曼是一个文化落后地区，一向在思想上受到法国启蒙学派的支配，所以对于此种思想帝国主义发生反抗心理，实乃事理之常，而在思想上具有明显亲法倾向的菲特烈大帝也就自然成为众矢之的。此种反法情绪又与日益兴起的民族意识相结合而蔚成一股强大力量。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称霸更带来新的刺激，并使此种思想运动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大凡每有一种思想存在时，必然就会有其他的思想出现来与之对抗，此乃常理，并不足怪。所以反启蒙运动几乎是和启蒙运动的本身同时作平行的发展。不过，过去的反对者大致都是学术界之外的传统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他们既无共同的立场，更无密切的合作。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新的反启蒙运动是由学界精英所发动，是吃启蒙奶水长大，并用同一语言来发动挑战。 此种现象也就同样出现于军事思想领域之中，首先在此领域中发动新反启蒙运动的人即为贝仑霍斯特，他本为启蒙儿女（Child of the Enlightenment），但由于受到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遂决心把此种新趋势带入军事领域。贝仑霍斯特在其《自白》（Confessions）中曾说明他是如何钻研康德的理论并终于恍然大悟。他认为康德拯救了自由意志（free will），并建立了人类知识的疆界，而他自己的著作，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就是要把康德式的批判（Kantian critique）应用到军事理论之上。 [ 注：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Selbsbekenntnisse” in aus Nachlasse（Dessau，184s），vol ，pp．14–16． ] 贝仑霍斯特为安哈特狄沙亲王利奥波德一世（Prince Leopold Ⅰ of Anhalf–Dessau）的私生子，其父为菲特烈大帝的得力助手。他15岁即开始从军，曾参加七年战争中的多次战役。以后，又转任外交官，直到1790年退休之后，才开始其学术生涯。 他的巨著《战争艺术的省思》在1796年出版第一卷，在 1798年出第二卷及第一卷的修订版，在1799年完成第三卷。依据当时的说法，没有任何其他的书会比他的书保有更多的读者。 贝仑霍斯特在其书中对于战争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史作了一个非常简明扼要的总检讨。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以迄18世纪，都有相当精辟的论断。从其书中内容上看来，可以发现启蒙时代的军事思想著作对他大有裨益。不过，他的结论却认为军事科学和艺术在性质上与启蒙时代军事思想家所假定者有所不同。战争艺术并非以不变法则为基础，而与许多未知而无法控制的因素有关，并且是在充满意志力和感情的环境中运作。 他很幽默地以七年战争为例。他说假使卜希古能坐在气球上观察某次会战的全局，他一定会说：“依照原则我判断普军必败。”但事实恰好相反。尽管违反战争艺术的原则，仅凭军队的精神和盲目的机会，普军还是赢得了胜利。 [ 注：Georg Heinrich von Berenhorst，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 über ihre Fortschritte，ihre Widersprüche und ihre Zuverl?ssigheit（3rd．edn；Leipzig，1827），pp．66–67． ] 贝仑霍斯特认为精神力能够对部队产生激励作用，所以是战争中的主要因素。部队并非机器人，可以刺激其发挥猛烈的战斗精神，尤其是爱国热忱可以产生强烈动机。因此，他对于菲特烈所首创的普鲁士军事制度发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指出佣兵部队、无情纪律、机械操练、横线战术，凡此一切都足以压制精神力使其不能发扬。 其结论为战争与数学和天文学不一样，不能将其变成一种先验科学。他强调他也爱好和相信科学，但却提醒批评他的人应注意在军事史中有太多的例证，足以显示仅凭天然的勇气，虽然不知战争艺术，也还是能够获得胜利。反而言之，又有许多例证足以显示所谓原则者，不是无用就是不适当。规律和原则有抽象化、人工化、教条化的趋势。 贝仑霍斯特在思想上可以算是克劳塞维茨的前辈，但对他似乎只有间接的影响而无直接的影响。对克劳塞维茨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Scharnhorst，1755–1813）。沙恩霍斯特发现了克劳塞维茨这位旷代奇才，指导他发展，提拔他上进，对于其思想的形成发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克劳塞维茨称沙恩霍斯特为“我精神上的父亲和朋友”（the father and friend of my spirit）。 [ 注：见克劳塞维茨致其未婚妻的信（1807年1月28日）由Azar Gat，The Origins of Military Thought引述，p．156。 ] 沙恩霍斯特出生于汉诺威（Hanover），其父为陆军退役士官，母为富农之女，不具备贵族身份。18岁时进入威廉伯爵（Count Wilhelm）所创办的军校。这位伯爵是启蒙学派的军事学家，所以沙恩霍斯特很早就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1778年他正式进入部队，但对军事教育仍保持高度兴趣。1782年充任新成立的汉诺威炮兵学校教官。在这个阶段中，他参加广泛的学术活动，在军事学术界不久就成为知名之士。 从1782年（27岁）开始，沙恩霍斯特即曾创办一系列的军事期刊，并著作两本军事书籍。其一为《军官手册》（The Handbook for Officers on the Applied Parts of the Science of War），另一为《野战指南》（Military Pocketbook for Use in the Field）。这两本书的内容都切合实际，包括有极丰富的实用资讯，所以非常畅销，再版多次。沙恩霍斯特著作颇丰，有些尚未出版，而且也无全集，实在非常可惜。不过，从其现存著作中还是可以获知其思想的梗概。 沙恩霍斯特认为军事知识和理论都有其需要和价值。理论以规律和原则为基础，并能对于古今名将的成功提供解释。假使仅凭经验即能提供足够的训练，则老士官也就都可以做将军。军事理论的性质为何？其所教的正确内容又是什么？沙恩霍斯特的答案为军事理论提供“正确观念”（correct concepts），而此种观念又是以“事物的性质或经验”为基础。所以，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依赖关系。 首先需要明确观念和原则，这样始能澄清战争中部分与全体之间的联系。这些观念和原则又必须以事物的性质为基础，而若无这些观念和原则，也就无知识可言。其次，必须了解这些观念和原则在行动中的实际运作，因为仅凭理性不足以发展现实。观念和原则对现实的应用需要判断，而又只有经验和经常练习始能磨练判断力，其主要工具即为历史研究。所以，教育青年军官的适当方法为，首先向他们提供“正确理论”，然后再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并澄清其观念。这也就能为经验的分析创造一种健全的基础。 可以看出沙恩霍斯特的理论观点大致还是与启蒙学派的正统不相违背，但显然他的思想还有其他的渊源。至少有三位大师对他曾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1）他重视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战争中部分与全体的联系，足以显示他与蒙丘可利颇为类似。（2）他的理论架构曾受康德知识论的增强，强调观念的解释任务，以及心灵与经验之间的互相依赖。（3）他认为理论不仅应以“经验”为基础，而且还有“事物的性质”，这又证明他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 [ 注：Rudolf Stadelmann，Scharnhorst，Schickal und geistige Welt ein Fragment（Wiesbaden，1952），p．92． ] 概括言之，沙恩霍斯特不但不反启蒙，而且更代表启蒙的正统。他曾重申典型的启蒙观念架构如下： 战争艺术，像绘画和其他的艺术一样，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机械化的，适合于理论研究；另一部分是环境化的（Cinumstantial），受创造天才和经验的支配。 [ 注：Neues Militarisches Journal，Ⅻ（1804）。此为沙恩霍斯特所编《新军事杂志》。 ] 不过，他却反对19世纪初期某些新启蒙观念，并认为那背离了18世纪的传统。那些观念的代表即为毕罗和约米尼等人。对于此种立场，克劳塞维茨也深表赞同。 沙恩霍斯特对于克劳塞维茨影响之大，几乎是无法形容。他启迪其思想，塑造其人格，决定其一生的成就。克劳塞维茨的全部理论都是以沙恩霍斯特已发展的架构为基础。 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克劳塞维茨的思想体系虽发源于其师，但其气象的雄伟，分析的深入，又远非其师所能及。这当然又与个人的天才和环境都有微妙关系。但无论如何，若无沙恩霍斯特的教诲和提携，克劳塞维茨的一生将会有不同的发展。 克劳塞维茨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中的地位，几乎是与孙子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中地位大致相当，他们都同样地是空前绝后，古今一人。不过，综述和评论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又比较困难，不仅是因为其著作浩繁，而且其内容也的确更难了解。本章只能概观其大略，而无法深入其细节，尚祈读者见谅。异日若有机缘，当试以克劳塞维茨为主题另写一专书，来作更详尽的分析。 克劳塞维茨的生平 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出生于1780年，比约米尼小一岁。其家世勉强可以算是普鲁士小贵族阶级，甚至于不无冒牌之嫌。概括说来，其祖先都是文人，从事宗教和教育事业，不过其父曾参加七年战争并以尉官退役。克劳塞维茨为家中幼子，性情内向孤僻，好学不倦，严格说来，就家世和个性而言，他应该是文人而非军人。 12岁的克劳塞维茨在1792年进入陆军成为步兵士官。从 1793年到1795年，他参加对抗法国革命的第一次联盟战争。在以后六年的和平阶段中，这位年轻的尉官都一直驻防在一个名为新鲁平（Neuruppin）的小镇中。那里有菲特烈大王之弟亨利亲王（Prince Henry）所创设的图书馆，藏书极丰，使这位好学的青年获益匪浅。克劳塞维茨对于学问具有多方面的兴趣，不仅限于其本行（军事），更把哲学、政治、艺术、教育等方面都包括在内，所以其学术基础相当宽广。直到1801年他才离开这个小镇，因为他获准到柏林进入新开办的“战争学院”（War College）进修。 这是一所由沙恩霍斯特所主持的学校，克劳塞维茨此时 19岁，进入该校，实为其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沙恩霍斯特在德意志建国史中是一位关键人物，他把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人的三种优异成就汇集于一身。他对于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都有重大贡献，但从战略思想史的观点来看，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他发现和培养了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在沙恩霍斯特培育之下过了三年学校生活，对于他来说真是受益无穷。他和沙恩霍斯特建立了极亲密的师生关系，吸收其思想，并且也变成其事业上的重要伙伴。同时，克劳塞维茨的学识也变得更渊博，眼界也变得更开阔。在 180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他就开始踏上走向军事和政治核心的旅途。对未来抱着满怀希望的克劳塞维茨，真是雄姿英发，哪知造物弄人，其前途的坎坷出人意料。 1804年克劳塞维茨奉派为奥古斯特亲王（Prince August）的侍从官，由于此种关系遂认识布流尔伯爵（Count von Brühl）的女公子玛丽（Marie），她是一位有良好教养的女孩，深受路易王后（Queen Louise）的宠爱。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克劳塞维茨的家世比不上女家，而他本人又受到职务的牵制，直到七年后始结婚。这一门亲事对于克劳塞维茨有非常重大的贡献，因为他的著作都是由玛丽，在其身后为其出版，否则今天我们也许就无法得知其思想的全貌。此外，在他们别离的阶段中，克劳塞维茨写给她的信不仅成为写其传记时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克劳塞维茨的某些理论观念也只有从这些信件中才能找到其如何形成或发展的线索。 从1803年到1805年，克劳塞维茨在柏林与沙恩霍斯特过从甚密，他已成军事改革集团中核心人物之一，并且也认识了许多精英分子，其中有一人就是赖希劳（August von Gneisenau），克劳塞维茨一生中与他的关系也极为重要，也许只仅次于沙恩霍斯特。沙恩霍斯特又把克劳塞维茨介绍给著名的军事期刊主编，使其第一篇文章在1805年得以刊出。文章以批评毕罗的战略理论为主题。虽然克劳塞维茨一向喜欢舞文弄墨，但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发表自己的著作。 [ 注：Carl von Clausewitz，“Bemerkungen übe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Strategie des Herrn von Bülow”，Neue Bellona，vol．9，No．3（1805），p．271。 ] 当时毕罗是大名鼎鼎的军事学家，但克劳塞维茨却表现出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毫不客气地批评毕罗在思想上的混乱和错误。他在其论文中提出三点主要批评：（1）毕罗的治学方法有瑕疵，其对战略和战术所作的界定都不适当；（2）毕罗的战争观念缺乏现实感，其分析仅以地理和数学为基础，而忽视敌方的行动和心理因素；（3）毕罗的理论并未能把与战争有关的一切重要因素都包括在内，凡不能利用数学分析来处理的因素，例如部队的士气、将帅的决心，都一律避而不谈。此文发表后，克劳塞维茨的声名也随之而大噪，他这第一炮总算是打响了，这固然表示他已学有所成，但仍应感谢沙恩霍斯特提携之力。此外，这篇文章的论点和风格上也暗示出克劳塞维茨在其以后著作中所将采取的途径。 1806年在普鲁士国王菲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Ⅲ）委曲求全的努力终告失败之后，普鲁士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又起。克劳塞维茨像其他青年军官一样，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走向战场，但一切都不理想，战争并未能替他带来好运和荣誉。他以上尉官阶陪同他的营长（奥古斯特亲王），参加奥斯特德会战（Battle of Auerst?dt）。在普军惨败之后，他与他的营长同时为法军所俘。他们被送往法国收容，虽备受礼遇，但直到1807年底才被释放回国，所以克劳塞维茨也就来不及和沙恩霍斯特同享普军在艾劳战役（Eylau compaign）中获胜的喜悦。这一次耻辱的经验使他终身难忘，并强化了他对于一切与法国有关事物的仇恨心理。 返国之后，他立即与沙恩霍斯特恢复合作，在此后四年中，他都是沙恩霍斯特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推动军事改革的工作。1810年，他升任少校，并在新军校中充任教官，10月间又充任王世子（Crown Prince）的军事侍讲，其所用的讲义以后编印成书，即所谓《战争原则》（Principle of War）。 [ 注：Carl von Clausewitz，Principle of War，trans．and ed．H．Gatzke（Harrisburg，1942）． ] 几个月之后，他又奉派参加草拟陆军新教范的编辑委员会。所以，这几年应该是他最忙碌和最得意的阶段。他的工作也使他对于战略领域获得全面的了解，包括教育、技术、组织、政治等方面都在内。 沙恩霍斯特等人之所以如此努力从事军事改革，其惟一目的即为击败法军以雪国耻。不料在1812年，普王居然同意与法国缔结同盟，并派兵参加拿破仑征俄之役。这种政策对于克劳塞维茨而言，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与三十几位其他的军官一同辞去军职，前往俄国向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投效。这也是克劳塞维茨第二次与其妻别离。 克劳塞维茨虽不通俄语，但仍能以其所长在俄军大本营中从事于各种顾问性的任务。他曾参加布罗地诺（Borodino）会战，并曾亲眼看到法军在柏也及纳河上的撤退，而且非常巧合，约米尼也正在其对方参加这次撤退行动的指挥工作。1813年春季，普王终于背弃拿破仑，回到反法的阵线，于是克劳塞维茨也返回柏林，再行加入沙恩霍斯特的集团。 当1813年战役开始时，克劳塞维茨非常希望能够获得一个指挥官的职务。但国王对于其投效俄国的行为始终不谅解，不肯恢复其军职。所以在莱比锡（Leipzig）战役时，克劳塞维茨还是只好穿着俄国的军服，替普军总司令布吕歇尔元帅充当顾问。到1814年克劳塞维茨才终于被准许恢复普鲁士的军籍，但仍然受到歧视，被派驻防德国北部，与在法国的主战场完全隔离。直到1815年才被准许再加入普鲁士参谋本部，并奉派为第三军（Ⅲ Army Corps）的参谋长，其军长为提尔曼将军（General von Thielmann）。 在最后阶段的战役中，第三军位置在联军战线的极左端，面对着法军的强大压力苦战到底，对联军的胜利颇有贡献。但从一般人眼中看来，胜利是由威灵顿和布吕歇尔在滑铁卢所赢得。所以，克劳塞维茨感觉到他这一次又只好认命了。同时，他也无法参加对敌军的追击，因此，其在战场上赢得荣誉的最后希望终于化为泡影。 此时，克劳塞维茨的恩师早已逝世（沙恩霍斯特在1813年的鲁腾会战中负伤丧命），普鲁士军事改革派的领袖由赖希劳继承，他现在也就成为克劳塞维茨的惟一靠山。战后普鲁士沿着莱茵河获得了一些领土，赖希劳奉派为在此地区中的驻军司令，克劳塞维茨就做了他的参谋长，他们把司令部设在科布伦茨（Koblenz），相处甚欢。但这样的好景没有维持太久，因为在柏林的中央政府现在完全控制在保守派的手中，对于代表激进派的领袖人物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所以赖希劳不久即被召回柏林。不过，克劳塞维茨仍在科布伦茨留任原职达两年之久。 1818年，克劳塞维茨38岁，奉调接任战争学院（旧称陆军大学）的院长，也就是沙恩霍斯特曾经担任的职务，并晋升少将。他对于此一新职并不感到高兴，因为现在院长只管行政，对于普鲁士军官团的思想几乎毫无影响作用可言。他就职之始也曾提出改革的建议，但在未经获准之后，也就心安理得地墨守成规，不作任何非分之想。这样的冷板凳一坐就是12年之久，可以说是毫无建树。但历史却说“不”，因为还有《战争论》在。 克劳塞维茨的写作生涯开始得很早，最初所写的文章虽不成熟，也未公开发表，但他的若干基本观念在此时即已逐渐形成。其首次公开发表论文是在1805年，已见前述，此后虽然戎马仓皇，但他仍一直不废写作，到1815年，10年间所累积的文稿已达数千页之多，其所触及的范围也非常宽广，包括政治、历史、哲学、战略、战术等方面在内。 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克劳塞维茨从1816年起就开始花费大量时间从事研究和写作，此后15年内几乎从未中断，其范围可以大致分为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的确，若从著作数量上来衡量，则克劳塞维茨作为史学家的成分应该是多于作为理论家的成分，但他在此一学域中的成就却几乎已为人所遗忘。他从 1819年起才开始写《战争论》，在此后8年之内完成了其所计划要写的8篇中的前6篇，并且也完成了最后两篇的初稿。此时已经是1827年，他突然感觉到他所写成的部分，对于其所持的两项基本观念未能作足够澄清的表达，于是决定要把已经完成的原稿从头到尾再作一次彻底的修改。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ed．and trans．by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1976）．“Note of 10 July 1827”，p．60． ] 不过，他并未立即开始工作，反而把大部分时间用在战史研究方面，这一方面的文稿已收容在其全集之中，全部达1500页之多。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想从历史中为其新理论架构寻求证明。结果使他对《战争论》只修改了少数几章，而他自认已经可以完全定稿者则更只有第一篇第一章而已。这样就到了1830年，克劳塞维茨也许是以为来日方长，所以，他似乎并不紧张，也不感到有时间压力的存在。 不料外在环境却开始发生改变，克劳塞维茨调任西里西亚炮兵总监（Inspector General of the Silesian Artillery），新职迫使他必须暂时放下其修改《战争论》的工作。当他刚刚到差时，1830年的法国革命又带来另一项新变化。他的老友赖希劳奉命恢复现役，出任普鲁士所动员兵力的指挥官，于是赖希劳遂邀请克劳塞维茨再度充当他的参谋长。不久由于法国新政权采取谨慎温和的外交政策，而波兰又对俄国发动反抗行动，所以危机遂由西面移向东面，赖希劳军团的兵力也就开始沿着东普鲁士的边界部署，以来防止波兰人的越界行动，以及东欧霍乱病疫的蔓延。第一个任务是很容易执行，但第二个任务却不是战略家所能解决。此种传染病继续流行，1831年8月，赖希劳变成其受害人之一。在克劳塞维茨回到其原职不久后，11月16日，他也不幸突然病逝在布里斯劳（Breslau）任所，享年仅51岁，其死因可能是由于轻微的霍乱感染而引起的心脏衰竭。 约米尼比克劳塞维茨大一岁，却以90岁高龄活到1869年，相形之下，克劳塞维茨真可以说是不幸英年早逝。就功业而言，他们两人的成就都不足道，但所幸都有名著可以传世，而克劳塞维茨则更有后来居上之势。他似乎有预感，早就知道其著作将会在身后由其夫人出版。果然到1832年，其夫人在亲友协助之下，终于将其遗著出版，全集共分10卷，而《战争论》则为其前三卷。但事实上，还有若干著作佚失或未被纳入，所以，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是没有真正的克劳塞维茨全集。 [ 注：现有全集原名为Hinterlassene Werke des Generals Carl von Clausewitz über Krieg and Kriegführung，10 vols，（Berlin，1832–1837）。 ] 思想的演进 克劳塞维茨的著作虽多，但真正足以代表其思想精华并具有不朽价值的书只有一本，那就是他本人所认为尚未完成，仍待修改的《战争论》。所以要想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则必须从《战争论》的研究入手，其他的著作和他人的评论只能供参考而已。 《战争论》是一部大书，共为125章，分为8篇（books）。各篇的内容可以简述如下： 第一篇：论战争性质（On the Nature of War）。其内容为界定战争的通性，并列举其要素。 第二篇：论战争理论（On the Theory of War）。说明理论的用途和限制，也可以算是所谓“方法学”。 第三篇：战略通论（On Strategy in General）。包括各种战略要素的讨论，尤其着重精神因素。 第四篇：战斗（The Engagement）。以会战为讨论主题，并确认军队以战斗为主的观念。 第五篇：兵力（Military Forces）。包括有关兵力组织、部署、行动等方面的讨论。就层次而言，已接近战术。 第六篇：防御（Defense）。为全书中最冗长的一篇，包括许多传统观念在内。克劳塞维茨写完这一篇才感觉到其所写完的部分有修改之必要。 第七篇：攻击（Attack）。这一篇只是初稿，内容与前一篇形成相对关系，足以暗示其二元论的趋势。 第八篇：战争计划（War Plans）。这一篇虽也只是初稿，但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全书的总结，与第一篇遥遥相对，一首一尾，互相呼应，尽管语焉不详，但全书中的主要观念都已汇集于此。 概括地说，《战争论》就其整体而言，有其完整的思想架构，就其篇章的安排而言，也大致合乎逻辑的顺序。全书的组织是由合而分，然后再由分而重归于合。所以，全书似可概分为三大段：第一和第二两篇构成第一段，为全书的绪论，提出作者写书的目的，并说明其所用的方法。这应该是全书中的最重要部分。因为若不明了其目的为何，则又何以读此书？若不明了其方法则也就无法了解此书。第三篇到第七篇构成第二段，所讨论的是本书的原始主题，即为战略与军事行动（作战）的指导。克劳塞维茨本是职业军人，军事战略是他的本行，也是其半生戎马的阶段中所最重视的问题，所以，大致代表其思想中的纯军事部分。而他也只是直到晚年才开始扩大其思想范围，并越出纯军事的境界。第八篇单独构成全书的第三段，它不仅是全书的总结，与第一篇首尾呼应，而且也充分表示战争与政治的不可分。从全书架构上来看，《战争论》与我国《孙子》13篇颇有类似之处，《孙子》以“始计”为起点，以“用间”为终点，《战争论》以“战争性质”为起点，以“战争计划”为终点，都是首尾呼应，使全书在理论体系上形成一个整体。 《战争论》不像沙克斯元帅的《梦想》，是在13个夜晚所一气呵成的。其写作过程长达10年以上，至于其思想的萌芽则可能更是开始于克劳塞维茨的青年时期，譬如说书中所用的战略和战术定义就是他在24岁时所拟定的。这也是其书之所以如此不易了解的原因之一。必须首先明了克劳塞维茨本人思想的演进过程，然后才能了解《战争论》中若干似乎很难解释的部分。从内容上观察可以发现《战争论》的第一段所反映的是其思想发展中的最后阶段，第二段所反映的是其最早阶段的思想，而第三段（第八篇）在时间上则处于前后两阶段之间。简言之，若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构想和写作过程缺乏认识，则在研读《战争论》时也就注定了会产生误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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