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大多数人对政府债务的忧心程度都比税负要高。 “几万亿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这句话形象地体现了我的一位朋友对英国国债的观感。不过他也有点夸大了：债务总额只有1.7万亿英镑（约合3.06万亿新元）。为此还有个网站专门搞了个债务时钟，显示国债正以每秒5170英镑的速度累加。虽然税收收入的规模远不及国债，但上一财政年度英国政府依然收到了7500亿英镑的巨额税金。税基也每分每秒在增长，只是没人有兴趣搞个时钟来记录罢了。
很多人认为，不管重税如何令人沮丧，政府收税来支付开支总要比借债来得更诚实一点。在他们看来借款形同于偷偷征税。“这么大笔钱该如何去偿还啊？”朋友，“想想我们的孩子和孙子们吧。”
应该指出的是我的这位朋友年事已高了。老年人对债务尤其恐惧，也许是出于一种古老的观念，认为一个人是不该拿着负数资产负债表去见上帝的。还要补充的是这位老友受过顶尖的教育，也曾在公共生活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对他来说公共财政仍是一不解之谜：他在直觉上认为规模达万亿且每秒增加5170英镑的国债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们不应把这直觉视同金融文盲，因为很多理应精通公共财政的人也深有同感，特别是当经济在2008年崩溃之后。目前英国的国债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84%。这非常接近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设定的90%危险门槛，据说一旦超过这一门槛经济增长就会陷入停滞。不过这个数字的神奇特性从未被妥善阐明过，而支撑这一结论的数据也遭到了质疑。
但罗格夫至今没有收回这一判断，如今又为这一警报找了个理由。在美国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82%的情况下，危险在于“利率的快速上升”导致的“庞大潜在”财政成本，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税收和支出调整”（这句经济学行话就是要加税和削减公共开支），并增加失业。
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挤出效应”（crowding out）论的金融注脚。按照这一观点，更庞大的国家债务额意味着更大的政府违约风险，以及更高的继续借贷成本。这反过来会导致私营部门的新贷款成本上升。（这就是为何罗格夫希望美国政府通过发行更长期限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债，来“锁定”当前的低利率水平）。因此为了让私人银行贷款得以维持低利率，一直是预算赤字削减学说的主要论据之一。
但这种财政紧缩论据，或这类论据（下分不同流派）是无意义的。一个可以用本国货币发行债务的政府也可以轻易保持低利率。该利率由通胀，国营部门的过度扩张程度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等因素所决定；但由于债务水平相对较低（日本的债务相当于其GDP的230%）以及产出和通货膨胀率较低，英美两国还远未达到这一限度。而过往的记录也告诉我们，这两个国家在危机爆发后的国债持续增加，其实伴随着政府借贷成本的下降，乃至接近零。
国债削减论的另一个注脚则与“子孙后代的负担”有关。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在1960年的国情咨文中简明扼要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实现盈余去偿还债务可以极有必要地“减少孩子们从我们这继承的贷款”。人们担心子孙后代将被迫减少消费来缴纳因未偿还债务而征收的税金：政府当前的赤字会“挤压”下一代人的消费。
虽然政府自2008年危机以来就不断重复这一说法作为财政紧缩的理由，经济学家A. P.勒纳（A. P. Lerner）却早在几年前就指出了其谬误所在。减少消费来支付政府开支的负担，实际上首先都会由借钱给政府的那一代人来承担。只需假设一下，如果政府只是通过征税而非借钱来支付自身所需支出的话，就很容易想通了。
此外，额外的政府支出，无论是通过征税或借贷融资，势必减少相同数额私人消费的理念会假定政府的额外支出不会产出任何额外的收入流，换句话说，就是经济已经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但自2008年以来大多数国家都未达到这一状态。
但在面对如此严肃而不谬误的反驳证明时，我是否就该劝我的老朋友在谈到国债时忽略他的直觉呢？
作者Robert Skidelsky是英国上议院议员，华威大学政治经济学荣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