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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借贷制度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由于短期借款已经无法满足庞大的财政开支需求，政府开始以议会税收为担保进行长期借款。通过股份公司，政府将国家债务转换成公司股票在伦敦证券市场上流通，从而使国家财政与个人资本结合起来，国债制度逐步确立并发展。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威的确立、健康稳定的税收体系、有效的借贷机构和偿债基金的设立，提高了政府信誉，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和国债的信心，保证了国债制度的正常运行。 一、债务转换与长期借贷制度的发展 在1689年英国参加对法战争后，其公共开支增加了2倍到3倍，1688年之前，英国的公共开支每年从未超过200万英镑，但从1688年到1702年，国家每年的开支在500万到600万英镑之间。急剧膨胀的战争开支远远超过国家财政收入，英国不得不大举借债。但其传统借贷办法都只适用于短期借贷，政府通过向债权人发行符契、海军券、军需券来抵押当年的税收收入，当税收收入流入国库后，债权人就可以凭着这些期票进行兑换，从而获取他们的本金及利息。当收入无法与开支保持同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时，短期债务就会积压下来，1693年，短期债务的数额已经接近600万英镑，这对政府的信用体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短期贷款的利息很高，很难延期偿还，因此政府面临的财政形势非常严峻。 长期借款并不是英国人的发明，在同一时期的荷兰它已经是比较成熟的财政工具，英国人将其称为“荷兰方式的借款”。当威廉三世入主英国时，他和他的荷兰财政顾问们将这套制度引入了英国。为解决当时的财政急需，1692年1月12日，议会第一次考虑以议会税收为担保进行长期借款。议会任命了一个由10名成员组成的议会委员会，对以议会税收为借款利息的信用担保、举借长期借款的用途等进行调查，在1693年1月26日通过的法案中，议会从消费税收入中拨出一部分为期99年的税款以唐提式年金（Tontines）的形式借到100万英镑，到1698年时总共借到690万英镑。 对英国投资者来说，唐提式年金是一个陌生的新事物，当时人们只认购了108100英镑，远低于发行的100万英镑。这一巨大失败让英国在以后的70年里都不再发行唐提式年金。为了弥补这一缺口，政府又发行了终身年金，认购者每年都会获得14%的利息。在威廉三世及安妮女王时期，往往以有期年金的方式借入巨额借款，期限有长有短。例如1693年，威廉三世以14%的年利息，每年偿还14万英镑借到了为期16年的100万英镑年金；安妮女王时期曾以终身年金以及32年、89年、96年和99年的有期年金借到款项。终身年金是从认购者购买年金的那一年开始，债务方每年都要向其支付利息，直至债务持有人去世（持有人不一定是购买人）。如果一份年金由两人共享，那么两名认购者中只要一人还在世，政府就会继续偿还利息。还有一种是有时间期限的年金，这种年金是在固定的时间里支付利息。事实证明终身年金非常受欢迎，很快就被认购一空。在1693年和1694年，为了填补唐提式年金的缺口，总共发行了891090英镑的终身年金，政府在1694年通过发行2人、3人共享的年金又筹得了30万英镑，后来政府通过将年金持有者的终身年金转换成为期96年的有期年金又获得了669604英镑的资金。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通过各种类型的年金总共获得了10403738英镑的借贷收入。 与公司股票或者其他金融产品不同，年金很难转让给第三方，尤其是终身年金，年金的价值主要根据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而定。更重要的是，在实际的年金转让过程中，流转双方要到财政署登记，这是一个极其繁琐并且容易出错的过程。正如迪克森描述的那样：“年金的流转与土地转让一样，耗费时间、手续复杂。”年金在许多方面都很有吸引力，但它的非流动性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通过购买年金的方式将钱借给政府后，很难立即付现。第三方购买者或许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实际上由于流转过程中出现的不便让这一问题很难解决。 政府还通过发行带有赌博性质的彩票来向公众借款，彩票的面额很小（10英镑或100英镑），因此非常吸引人。奖金的支付期限可以延续很多年，比如1694年发行百万彩票时就规定，只要购买彩票，那么在接下来的16年里每年都会获得1英镑的红利。如果彩票中奖，那么彩票的持有人每年就会获得10英镑，最高奖金可达100英镑。百万彩票成功地为政府筹得100万英镑的资金，但1697年的麦芽彩票（Mart Lottery）却失败了，此后直到1710年政府再也没有发行过彩票。对政府来说，彩票是一种比较昂贵的借贷手段，之所以在1711年和1712年大规模使用是因为当时经济处于低迷阶段，从1695年到1711年，政府为百万彩票花费了2375000英镑。与年金一样，彩票也不可流通，彩票购买者很难将它们转让给其他人。 除此之外，政府还从特许公司，特别是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那里获取长期借款。由于股份公司享有政府授予的特权和垄断，为了获得这些特许权，公司一般要向政府提供资金作为交换，比如1698年作为颁发给新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报酬，后者向政府提供了200万英镑（利息为8%）的长期贷款；1709年新、旧东印度公司合并为联合东印度公司时，又向政府提供了120万英镑的借款；还有1711年南海公司成立时向政府提供的总计900万英镑的借款等等。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大部分长期债券都被股份公司认购，到了1712年，3个主要的股份公司实际上已经为政府提供了1500万英镑的贷款，这一数额占政府长期借款的62%、总借款（包括长期和短期）的35%。 总之，在17世纪末英国的债务体系中一方面存在利率高并且随时可能到期的短期债券，另一方面存在大量期限不同、转让手续繁杂、缺乏流动性的年金，英国国债设立初期的情况可以用“混乱”两个字来描述，这种混乱的状况使英国政府的债务转换成为当务之急。 政府在经营国债的过程中，逐渐感到利用大公司现有的信贷渠道承担政府的公共借贷业务是一个非常实用、便利的途径。因为这些公司从政府获得的利息加上每年的管理费用，可以为支付持股人的分红提供充足的现金，因而这些公司股份比政府债券更容易转让；另一方面，债务出借人也更愿意把钱托付给一家商业公司，因为作为特权公司的持股人，他们有望从公司贸易垄断的获益中得到更多红利，股票价值也会增值。因此，政府逐渐启用特权公司作为财政中间人帮助政府筹集借款，同时将政府的债务转换为特权公司的股票。 英格兰银行的建立是英国乃至世界金融领域中的一项重大革命，它促进了英国国债制度的发展。在1694年刚建立时，英格兰银行就为政府筹得了120万英镑的资金，投资者们认购了英格兰银行120万英镑的原始股，银行转手就将这些资金以8%的利息借给了政府，议会则拨出一部分关税和消费税收入来偿还利息。这对政府债券投资者、政府和银行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有利的：投资者从银行的股票和股息中获利；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贷款，此后还有了一个能够帮助其进行短期融资的机构；而英格兰银行则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8%的利息和每年4000英镑的管理费，再加上发行债券和办理政府存款业务的垄断权。英格兰银行第一次发行的股票在12天内就被认购一空。 1694年之后，由于持续不断的战争，英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再次出现短期债务累积。1697年，英格兰银行通过扩大其融资规模为政府提供帮助，那些政府短期债券持有者可以将他们手中的债券来兑换英格兰银行的股票，这样在原始股基础上银行又发行了100万英镑的银行股票。之所以将这次发行的股票也纳入原始股范围是因为银行特许状的有效期延到了1711年，英格兰银行获得了银行业的垄断权，从而可以根据认购者的需求再次发行银行券。英格兰银行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短期债务转换成了长期债务。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格兰银行继续为政府提供重要的服务，除了进行短期融资外，在1709年银行又给政府提供了40万英镑的长期无息贷款，银行还利用它的资本新增发了2531347英镑的股票融资，这笔资金被用于偿还新发行的价值250万英镑的短期国库券。到1749年，政府欠英格兰银行的借款达到11168600英镑，在1751年佩勒姆内阁将公债利息统一转换为3%之前，英国政府欠英格兰银行的国债欠款本金高达11868000英镑，年利息总计435472英镑。到18世纪60年代，英格兰银行持有的国债份额，从最初的不到20%增长到了近70%。 与政府债务转换相关的另一家公司是组建于1711年的南海公司，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短期债务再次积压，在1709年和1710年，用于军费开支的海军券和军需券、短期金融产品出现非常严重的贴现，说明当时人们对政府能否偿还债务持有一种消极的态度。到1711年，英国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超过900万英镑。在托利党人赢得1710年的大选后，财政大臣罗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采纳了商人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的建议，向议会提出建立南海公司进行债务转换并发行长期国债。根据南海法案，政府组建南海公司并授予其从事南海（即南美洲）贸易的垄断权；将9471325英镑的国债转换为南海公司股票，并由政府支付6%的利息；政府以葡萄酒、醋、烟草、东印度公司货物、丝织品、鲸须以及其他商品的关税做担保。《南海法案》很快在上下两院获得通过并签署生效。1711年9月哈利得到了王室颁发的特许状，组建南海公司并任第一任总裁，南海方案的提议人布伦特则成为公司董事。在南海公司的运作下，即将到期的短期国债被转换为等额的南海公司股票，每股面值100英镑，到了1711年底，大约97%的政府短期债券被兑换成南海公司的股票。 1718年英国与西班牙关系破裂后，南海贸易终止。由于无法从海外贸易获利，公司的董事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进一步兑换政府债券上。1719年末，政府有高达3100万英镑的债务需要偿清，希望能以相对小的代价偿还债务，减轻负担。在布伦特和南海公司看来，如此巨额的转换项目意味着丰厚的利润，南海公司就此与政府协商，最终于1720年提出了南海计划，将3000多万英镑的政府债务转换为南海公司股票。由于这次转换数量异常庞大，再加上其他政治经济因素最终导致“南海泡沫”发生。 “南海泡沫”发生后，不仅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投资者遭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同时由于事件起因于国债，政府的债务信用也一落千丈。下院在讨论南海公司问题时表现了极大的愤怒，要求惩罚和摧毁南海公司以及相关责任人。此时，沃波尔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理智和冷静，他表示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公共信用”。在沃波尔的努力和推动下，1721年8月议会出台了《恢复共信用法》以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使其能够继续经营，降低购股成本以使投资或国债能够维持下去，在一定程度上了减少危机的影响。 由此可见，近代初期英国政府债务转换的实质是债权关系的转移，也就是说，把国家对个人的债务转为公司对个人、国家对公司债务。通过这种债务转换，国家可以不再对政府债券持有者支付本息，而是将其折算为一笔总数，以贸易垄断权为条件，要求某家特许公司在一定期限内垫付这笔数目（实则买断政府债务），作为补偿，国家将向公司每年支付一定利息，利率一般会低于以前政府直接发行的债券。政府债券的经营权转交给这家公司以后，政府债券持有人将与该公司打交道，把手中的债券兑换成公司的股票，使自己成为公司股票的持有人，不再作为国家的债权人存在，这些人需要钱时可以在市场上将股票抛售。公司则以政府每年拨付的税收预留款作为担保发行股票，筹集运作资本，并通过发行股票筹得部分欠款预支给国家，成为政府的长期筹资运作机构。国家、公司、个人三者都能在债务转换中获益：国家借此可以通过利率的降低来减轻债务负担，并使财政部得以摆脱债务经营所带来的麻烦；公司通过贸易、政府支付的税收，转换债务的费用以及公司股票在证券市场上的溢价收入赚钱；个人则作为公司的股票持有人从公司分得红利，也可以在需要钱的时候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在市场上变现，随时索回自己的钱。这些公司让私人资本成为政府长期借款的主要来源。 债务转换是英国政府国债制度取得成功的关键，债务转换的实质是政府将国债推向市场，这种新的融资方法使国家不再需要偿还债务本金，通过把国家对个人的流动债务改造为国家对特权公司的固定债务，政府的债务结构变得更加合理，债务市场也得到了扩大和深化，从而有利于英国国债制度朝健康方向发展。自1704年起，长期国债的规模迅速膨胀，安妮女王在位时，财政大臣戈多尔芬于1704年至1708年间以6.5%的利率筹集了价值800万英镑的长期借款；随着债务总额的提高，长期债务的比例也在增加，1712年，英国的债务额已经达到了3490万英镑，其中73.4%是长期债务，约有2560万英镑；到1764年七年战争结束时政府借款约为13400万英镑，其中只有500万英镑为短期无担保借款。 长期借贷也让政府可以用较低的利息借到更多的钱，从而加强了英国政府的经济动员能力。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建立时，只有1268名国债认购者；15年后，政府的债权人数量还是很小，大约有5000名；但到1752年，政府债权人的数量已经达到58819名；18世纪后半期，政府鼓励更多的民众购买政府债券，最终英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开始投资债券，到19世纪初，国债持有人数量已经超过50万名。在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同时，利息却在下降。长期债务的利息在17世纪90年代初期是14%，但到90年代末，利息就已经下降了一半，在6%和8%之间浮动。在接下来的20年里，利息持续下降，在1712年降到了6.8%，在1720年时利息又降到了5.1%。到18世纪30年代，利息已经维持在3%。债务转换和长期借贷制度使英国政府得以直接支配远远超过税收收入的经济与金融资源。 二、伦敦证券市场的兴起 通过债务转换，公司发行股票筹集的资本以有息借款的形式借给了政府，股份公司的股票持有人变成了国家长期债券的间接持有人。由于公司的股票具有流动性，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抛售，这对债权人来说政府的长期债券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愿变成长期或短期债券，债权人可以将股票卖给第三方来收回自己的资金，不再需要政府继续偿还债务。而这些都离不开一个活跃的证券交易市场。 在1688年，英国还没出现有组织的证券市场，戴维斯也曾说过：“1690年之前股份公司股票的交易机构看起来如此原始。”但光荣革命之后，股票市场非常活跃，私人债券的交易量大幅度增加。在17世纪90年代初，这些证券平均每年的交易量约为30万英镑；1700年，交易量增加到平均每年340万英镑；到了1710年，平均每年交易量为1100万英镑。在南海泡沫危机之后，证券交易有所下降，但从1715年到1750年，证券交易量远远大于革命之初。 18世纪英国民众可以有多种投资选择，但这些投资产品要么不容易流通，要么投资风险太高。比如在政府长期债务中占很大比例的年金，它只能通过财政署转让，复杂的转让程序让购买者望而却步，因此年金的交易数量远远低于公司股票的交易。而土地投资作为最古老的投资方式，不仅安全性高，而且可以带来相当大的社会和政治收益。拥有地产是一个人跻身上层社会、参与国家和地方政治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如果仅仅从经济效益上来说，与其他投资形式相比，土地投资的回报很低，而且土地的转让程序非常困难，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属于不可流通产品。 民众还可以将钱存起来以获取利息收入，在英格兰银行出现以前，人们可以把钱存在两个地方：金匠银行家和公证人那里。在1672年止付事件发生之前，虽然金匠银行家将大部分存款都借给了政府，但金匠银行家们可以通过发行“运行兑现期票”（Running-Cash Notes）来应付他们的客户。由于储户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出他们的存款，因此将钱存在银行家那里相对来说是一种可流通的投资方式。但1672年止付事件说明这种投资也是有风险的。商业和贸易也为人们积极地投资提供了机会，这也就意味着个人资本参与到贸易中。很多商人也通过商业信贷的方式进行贸易投资，但如果没有商业关系和经验，这些钱很容易就打水漂。 在17世纪末，股票因其流通性和高收益而在当时备受人们青睐。当时东印度公司、南海公司、皇家非洲公司以及哈德逊湾公司这几家有特许状的贸易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人们因为其收益前景购买股票，参与分红。与其他金融产品相比，股票流通要受到法律规范的制约，所以其投机性相对较小。这种投资方式的兴起对伦敦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股份公司数量的增加。在17世纪70年代，当时股份公司的数量很少，1689年之前，英国只有14家股份公司。并且除了东印度公司外，其他股份公司的规模都很小，资本有限。1672年成立的皇家非洲公司资本额大约有11万英镑，而1670年成立哈德逊湾公司只有32名股东，资本总额为10500英镑。17世纪90年代初，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证券市场变得活跃。到1695年，已有100个股份公司宣告成立，资本额达450亿万英镑。到了18世纪，南海公司的成立及其股票价格的飙升使得一批新公司迅速涌现，仅1719年9月至1720年8月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就有195家。这些股份公司依靠股份联合，把社会上那些有热情参与海外贸易的闲置资金最大限度地征集起来。 九年战争的爆发为17世纪90年代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由于战争干扰了正常的对外贸易，法国的私掠船频频犯险，英格兰海军的扩张让国内航运和航海业缺乏劳动力。那些在战争期间无事可做的商人手中拥有大量的闲置资本，为了获利，他们就将钱投入股票市场。这一时期从贸易中流出的资本涌向了股票市场，布劳顿就此评论道：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数年中，商人从国家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现在战争让对外贸易缺乏安全保证，无法正常进行。因此，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赚钱的渠道，他们主要通过购买政府债券，把钱借给政府来获利。 其次高收益吸引了社会各阶层投资股票市场。伦敦证券市场上交易的主要是股份公司特别是三大股份公司的股票、公司债券和政府发行的国债，它们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投资。股票投资风险最大，但收益相对来说也最高，因此投资者大多都是伦敦的商人和金融家。例如“1730年拥有东印度公司股票达1万英镑以上者仅47人，其中除3名贵族，1名医生，1名未婚老妇女和1名有钱的寡妇外，大部分持股人为伦敦的职业金融家”。 股票公司除发行股票融资外，还发行短期内偿还的公司债券。公司债券利息多为5%以下，持有者随时可以将它们兑换成现金，并且每年可以得到一笔不多但有保障的利息。对于那些不求迅速发财，但求从投资中取得稳定收入的人来说，债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些有钱的未婚老妇女和寡妇就是一个热衷投资公司债券的群体。此外，伦敦股票市场上非常引人注意的是政府发行的证券和国债。在1688年之后，它们因具有股票和公司债券都无法比拟的稳定性而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成为伦敦中产阶级青睐的投资产品。中产阶级没有足够的资金大量购买股票冒险，而公司债券的信誉不如国债信誉好，于是国债成为他们最好的投资渠道。 当时人们对伦敦证券交易所里各色人等有非常生动的描述：“访问交易所的客人是世界范围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佛兰德人、威尼斯人、生气勃勃的法国人、自豪的西班牙人、披着短斗篷的英国人、穿着东方式服装的土耳其人。善于计算的市民、抱着空钱袋的宫廷大臣、犹太人和教友派教徒都聚集在这里。” 在18世纪，伦敦证券交易市场已经粗具规模，特别是在债务转换之后，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金融商品，政府债权人通过股份公司的交易来买卖政府的债务。在活跃的伦敦证券市场中，国家财政通过股份公司开始与私人资本和伦敦证券市场联系起来，从而使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国内可利用的财政资源，为英国筹集大量的资金。 三、政府债务信用的提升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英国的国债制度已经基本确立并步入正轨，此后，英国的公共借贷体系逐步完善和发展，国家的资信程度空前提高，政府发行的各种债务、公债成为社会大投资者的主要投资渠道。不仅如此，英国小私人投资者对国家债券也是情有独钟，踊跃认购。“公债的利息准时偿付，不容违约，债券由议会保证还本，这一切确立了英国的信誉，因而借到的款项之大令欧洲惊诧不已。”那么是哪些因素让人们对政府如此充满信心？ 首先，光荣革命后政治上的变革保障了债权人的利益，增强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1688年之后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让国家财政不再由国王一人负责，而是由议会和国王共同负责，从而为国家借贷制度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议会责任制让政府的私人借款更有保证。在议会通过的《税收法案》中明确规定：税收收入可以通过借款的形式提前使用；国债投资者可以事先知道政府会用哪些资金偿还他们的债务；如果该项税收收入不足以偿还所有的债务，那么将会通过整合基金而不是将债务转由其他税收偿还，或者议会将会通过一个《赤字法案》（Deficiency Act）筹集资金以偿还债务。因此，议会对政府债务负责可以增加债权人对政府的信心。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展现了一幅与第三次对荷战争完全不同景象。由于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政府在两场战争期间都有可能出现拖欠债款的情况。在第三次对荷战争期间，查理二世宣布国库停止支付债务利息，而后来的安妮女王却并未这样做。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并不在于两位君主的个人品德有差异，也不是因为安妮女王更偏爱债权人，而是因为安妮所受到的宪政制约比查理二世大得多。政治上对财产权的保护不仅体现在公共债务上，国家不干涉财产权的信用承诺也促进了公债市场和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它“为私人债务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外部环境”。 其次，英格兰银行为国债制度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借贷机构。国债的发行和管理也离不开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英格兰银行最初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为政府提供借款服务，是政府重要的公债来源。但随着其业务范围的扩大和金融垄断地位的确立，英格兰银行不再仅仅是“一个融资的机器”或者是“一个投资信托机构”，它在“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帮助政府建立信用，协助政府建立流动债务发行体制，兑换国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早在1696年英格兰银行就已经负责管理政府长短期公债的承销和偿还业务，当时政府发行国库券不成功，于是1697年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合伙用自己的财产认购了这次国库券。一年以后，这些国库券进入市场流通，不仅增加了流通中纸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使政府发行的国库券具有了流通性，从而奠定了二级市场发展的基础，并成为英格兰银行越来越重要的业务。 在南海泡沫危机中，为了支持政府的公共信用，英格兰银行于1722年接收了南海公司400万英镑的股票，从而加强了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随着1742年特许状的颁发，英格兰银行在金融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巩固，它无可争议地发挥着国家银行的作用，成为整个金融市场稳定的基础。到了1760年，政府债券的70%都在英格兰银行办理登记和转账业务。虽然这些业务很普通，但对政府债券的持有者来说却很重要，许多人甚至认为是英格兰银行而不是政府在为他们定时发放利息。 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组建，充分显示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理性操作能力，它使国债的经营机构更为固定化，并给予伦敦金匠及私人金融家以有力的打击。英格兰银行贷给政府的第一笔生意的利息为8%，随后，除1709年因寒冬与粮荒引起的利息上升外，在其他时间里利息一直在下降，一度降到6%后再降至4%。英国政府借此终于摆脱了受制于私人金融家的软弱地位。在政府操纵下，英格兰银行完全取代了私人银行而最终成为“国家的银行公司”。正因如此，亚当·斯密才说“英格兰银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银行，它还是这个国家的发动机”。 第三，税收的制度化为国债的正常运作提供保障。整顿税制，建立完善的税收体制是英国政府于17世纪末在经济领域中完成的一项出色变革。国家主要收入来源于税收，它也是国债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间接地维护了政府借贷的信用。可以说税收制度的完善是英国国债较欧洲其他国家更为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高效的税收体制为英国提供了定期和有保障的收入，这也使借贷变得相对便宜和简单。政府新发行的证券，无论是赤字预算还是短期基金债务，都要求提高现有的税率或者征收新的税种。这些增加的收入主要来自关税、消费税和印花税这些间接的税种。因此，在18世纪战争时期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个具有相互联系的部分：日益扩大的长期贷款规模以及为了偿还这些利息而增加的间接税。一旦战争结束，短期债务就会用新的债券偿还。比如在1711年到1714年期间，牛津伯爵对咖啡、茶、书籍、扑克牌、棉布、蜡烛、煤、出租马车、亚麻布、皮革、纸张、羊皮纸、肥皂、丝绸和爱尔兰的盐课征关税，收入增加了850万英镑。在七年战争结束时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1760年至1761年，政府发行的新债券是以大量增加麦芽酒和牛肉的消费税做担保的。 最后，偿债基金提高了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英国政府建立了偿债基金，它是政府在偿还国债中策略灵活性的具体反映。它大致可以分成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通过赋予特权的方式，将债务转移给第三者，由其建立偿债基金并代替政府进行有效偿还；另一种则是政府通过延长“新税”征收时间，用所得收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偿债基金，确保政府对国债的有效偿还。 在18世纪初，由于政府与贸易公司之间的债务利息从6%降到5%，这使得政府在债务转换过程中每年可以节省326000英镑的开支以用于购买和偿还其他债务，这笔节省下来的钱被称作是“偿债基金”。此后，在沃波尔及其继任者佩勒姆的努力下，通过降低债务利息进一步增加了偿债基金的数额。例如在1717年，沃波尔以4%和3%的利息举借了650万英镑的新债，通过偿债基金偿还了需要支付5%甚至更高利息的旧债1280万英镑。1730年，东印度公司为了将其特许状延期至1769年，不仅向政府提供了20万英镑的借款，还将其自1708年起总共320万英镑债务的利息从5%下降到了4%，另外两家股份公司为了加强竞争力也只得与其保持一致。到了1749年，佩勒姆面临着总额高达7000万英镑的债务，其中5770万英镑的债务利息为4%，其余的为3%。在1749年11月，议会采纳了亨利·佩勒姆提出的立即将利息为4%的政府债券转换成利息为3.5%的债券的建议，并通过当时显赫的金融家萨姆森·吉迪恩于1757年之前将东印度公司持有的债务利息降到3%。 延长新税课征时限是18世纪英国政府保证债务偿还最常见的一种做法。在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时期，大部分新税（如土地税、麦芽税、吨税、磅税等）只限短期征收，一般年限为4年、5年或6年。这种短期税收所得根本不够支付借款的本金及利息，于是政府通过延长税收年限，来弥补此项缺额。1697年，依照威廉三世第8年第2号法令，将这些即将到期的课税年限延至1706年8月1日，以弥补它们税额的不足。1711年，上述这些税收被定为永久课征，其收入则用于偿还南海公司当年借给政府9177967英镑15先令4便士贷款的利息。 偿债基金使政府在债务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不仅有利于偿还旧债，也为筹借新债提供担保。1717年沃波尔利用偿债基金首先偿还了政府分别于1709年和1717年从英格兰银行所借的1775028英镑和200万英镑。财政署从1718年仲夏到1727年仲夏付清了这两笔借款5%的利息，并协议将利息降至4%。有了偿债基金做保证，英格兰银行在1729年借给政府125万英镑，在1739年政府偿还了100万英镑。在沃波尔执政时期，他偿还了英格兰银行的3275028英镑的债务，但同时又从英格兰银行那里借出了300万英镑。从1721年到1742年，沃波尔还清了南海公司和英格兰银行的所有债务。1721年，政府债务利息的总额为2567000英镑，到了1741年就下降到1890000英镑，减少了近1/3。在沃波尔执掌财政部的20多年间，国家债务减少了6235820英镑。连沃波尔的反对派都不得不承认偿债基金是“这个国家所创立的最有用的基金之一”，它是减少国家沉重的债务负担的唯一办法。 综上所述，建立长期公债的基础是国家的“信用”和公众的信任，而光荣革命后对王权的限制、议会财政的确立以及一个有效的借贷机构和偿债基金的设立，为政府偿还债务提供了保障，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和国债的信心，保证了国债制度的正常运行。 四、结语 在整个18世纪，由于英国不断地卷入欧洲大陆战争，正常的税收收入已经无法满足战争带来的巨大开支需求，必须通过借贷才能弥补财政赤字。事实上，这一时期英国为维护战时追加费用而筹措的额外资金几乎有3/4来自贷款。1714年，英国面临着总共4800万英镑的债务问题；到了1720年，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了5000万英镑；在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和平时期，虽然英国债务负担有所缓和，但是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又再次将其推到了7600万英镑；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债务数额已经高达1.326亿英镑。这些债务即使在和平时期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每年仅偿还这些债务的利息就需要300万英镑，这相当于政府收入的一半。 但是英国的公债体系“使它的战争支出规模，能够远远超出它的税收规模，从而使它在同法国及其盟国的战争中，始终保持军舰和人力上的绝对优势”。光荣革命后议会权威的确立、完善的税收体系、有效的借贷机构和偿债基金的设立提高了政府的借贷信誉，增强了公众对政府和国债的信心；股份公司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将国家财政与个人资本结合起来，促进了国家借贷市场的繁荣，保证了国债制度的正常运营。在18世纪，英国政府通过国债获得了大量资金，使它得以大大提高国家支出，正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公债正是英国胜利的重要原因。当英国需要用钱的时刻，公债筹集巨款归它调拨”，它“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作战武器”。 作者：阿尔昆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6027709/ 出处：bilibi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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