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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为英格兰银行 按：本文摘录自沃尔特·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涂怡超、罗怡清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七章，第167-180页。因为篇幅较大，分为上下两版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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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2年，下议院面对着一场旷日持久且费用高昂的战争，对手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法国，其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远超英国。政府需要金钱，需要大量的钱，但得到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政府财政在那个年月完全处于原始阶段，具有不确定性；财政记录被保存在有凹槽的木棍上，金匠从事与银行业最相似的事情。威廉三世的革命政府与乡绅的关系十分紧张，这些乡绅传统上忠于斯图亚特王朝，而威廉三世刚推翻其首领詹姆斯二世。土地税是17世纪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乡绅是土地的主要所有者，增加他们已经繁重的赋税去资助一场战争，而要打的那个人在众多乡绅心目中仍然是合法国王，这看起来是个糟糕的主意。更高的赋税不能增进公众对不得人心的战争的支持。
另一方面，伦敦的很多贸易商和店主有大量现金，却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以投资。那时的股票市场混乱且不安全；更可靠的投资没有流动资金，现金要在其中冻结很长时间。欧洲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传统方法是从商人那里勒索钱财，在薄薄的伪装下强迫贷款。我们现在所知的“莫顿之叉”（Morton’s Fork），即亨利七世时期的英格兰大法官约翰·莫顿（John Morton）“发明”的以巧取豪夺为目的的征税理由，他把商人搁置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技艺炉火纯青。访问一个商人，如果他住房宽敞，娱乐奢侈，衣着昂贵、佣仆众多，莫顿会告诉商人，他显然太富裕，必定拥有一大笔钱可借给国王。如果一个商人生活节俭，用莫顿的理论来说就是他必然省下了很多的钱，也必定可献给国王一大笔钱。
这类技艺从来不受商人欢迎。查理二世陷入了近代英国历史上第一场财政危机，暂停政府偿付一年（1672年的国库止兑），政府信用等级下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水平。回顾约翰·莫顿的时代，亨利七世能够依靠星室法庭让顽抗的英国人理解顺从君主要求的智慧；然而，星室法庭被废止了，威廉三世是外来者，政治势力弱小，头上的王冠还颤颤巍巍，他不能强迫商人支持他；他只能去说服他们。
政府领袖制订了一项计划。对含酒精的饮料征收特别消费税；政府承诺将把这些新收入奉献给一个特殊的政府贷款项目的利息。这看起来对商人有益，国库获得100万英镑。乡绅们高兴了，陆军和海军得到了薪酬和补给，商人们乐于在相对安全的短期投资中得到10%的利息。
两年之后，议会特许英格兰银行组织管理不断增长的国债。（这主意出自一个苏格兰人，他波折甚多的简历中包含趟去往西印度群岛的旅程，他说他去那儿是担任传教士，其他人则说他是去当海盗。）那些把钱贡献给政府贷款的人可从银行获得股票分红；银行借款给政府，但像商业银行那样运作，贴现汇票，并开展各种其他类型的服务。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家银行在国家商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终演化成为第一家大型中央银行。
在最开始的时候，银行筹集的国债被看成最危险的警报。
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在提到一百五十年里国债的效应时，认为英国国债“曾令智者陷入选茫，挫伤了政治家和哲学家的骄傲。”
在国债增长的每一个阶段，国家都充满痛苦和绝望。在国债增长的每一个阶段，明智的人都严肃地声称，破产和灭亡近在咫尺。然而，债务继续增长；破产和毁灭仍像以前那么遥远。
英格兰银行建立的目的是为与路易十四的战争筹集资金。路易十四去世时，国债从最初的百万英镑增长到超过5000万英镑。麦考莱报告了继起的悲叹：
考虑这些债务的不仅仅有粗鄙的群众，也不仅仅有猎狐的乡绅和咖啡馆的演说家，还有敏锐渊博的思想者。在他们看来，这些债务将会永久地削弱国家政体，成为巨大的累赘。
然而，灭亡并没有真正来临。国家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极其严重的负担下努力奋斗，麦考莱写道，“贸易繁荣，财富增长：国家越来越富有。”
接下来随着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于1740年爆发，债务增长到8000万英镑。随后是代价高昂的七年战争、债务达到1.4亿英镑。现在，当然，末日正临近。麦考莱总结了杰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关于这一债务巅峰的论断。休谟指出，英国领袖承担这一债务的疯狂甚于考虑通过征服圣地获得救赎的十字军。毕竟，我们无法证明征服圣地并不能带来救赎——但是，休谟继续辩论道：
数据可以证实，通往国家灭亡的道路是国债。然而，现在谈论这条路是没有意义的，这条路我们已经走完了：我们达到了目标：一切都已结束……对我们来说，被普鲁士和奥地利征服是比负担1.5亿美镑债务更好的出路。
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曾引起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高度景仰和兴趣。他于1767年尖锐地警告说：
如果不审查公债的增长，如果允许公债持续累积，如果国家精神有耐心屈从于这样一种计划的自然后果，那么结果只会是，所有的财产，所有的收入，都将被税收吞没。
尽管债务是毁灭性的，但英国没有在足以碾碎国家的债务重担下呻吟，反而比以往更为繁荣。麦考莱写道：
城市发展了，耕地扩大了，对于群集的买家和卖家来说，市场太小了，港口不足以容纳船运，运河将主要内陆工业区与主要海港连接起来，街道比以前更亮了，房子布置得更好了，华丽商场里陈列着更昂贵的器皿，更快捷的四轮马车行驶在更平坦的道路上。
乔治三世的政府无视这一悖论，惊慌地到处寻找方法来减轻这一难以承受的灾难性债务的分量。解决方案显而易见：北美殖民地繁荣富有，为什么不通过向殖民者征税来减轻债务负担？
这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国债愚蠢恐惧的驱动，最终不仅导致了美国殖民地的丧失，而且镇压美国革命的悲惨失败又在已有债务上增添了1亿英镑，而原先的债务已被公认是无法支撑。现在，一个没有殖民地可征税的缩小了的帝国要应付2.4亿英镑债务的利息。末日当然即将来临。
灭亡又一次得到预言，但是，它又一次没有来临。接下来另一轮战争打响了，甚至比以往更槽糕。反抗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战争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战争结束时，最终震惊英国政府的是8亿英镑的国债。灭亡和破产的哭喊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非常奇怪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英国在史无前例的重负下远离了瓦解、疲惫和衰竭，麦考莱写道：
抱怨在继续，说她会沉没在贫困中，直到各种迹象显示了她的财富，这令抱怨显得荒谬。贫穷破产的社会不仅证明其有能力履行所有职责，而且在履行这些职责时变得越来越富有，速度是如此之快，几乎可以用肉眼探知。在每一个乡村，我们看见垃圾场变成了花园；在每一个城市，我们看见新的街道、广场和市场，更明亮的灯，更为充足的水源供应。在每一个工业区的边缘，别墅以乘法速度倍增，每一个都有长着艳丽丁香和玫瑰的小乐园。
那些为国债忧虑的人应该是错了，但他们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估计，在与法国开战期间，英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今天仍令我们震惊。美国革命末期，英国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2%；1822年达到巅峰，占268%。英国承担这一重载和在担这一重载时繁荣昌盛的能力是世界的奇迹之一。
如果英国不能借到并管理这一天文数字的债务，就不会在与法国的长期系列战争中获胜。自1689年至1815年，战争费用激增；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令政府年度开支增加了2倍。到美国革命期间，战时政府的年度开支又翻了两番。正如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指出的，“18世纪的多数战争终结于领导者所面临的财政枯竭。”这一时期预算赤字肆虐。法国政府自1610年至1800年每年都在背负赤字，只有1662-1671年例外。如果法国在处理政府财政和公债方面可以达到英国的水平，那么毫无疑问，是法国而不是英国会胜出。拿破仑战争后，杰出的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Say）被复辟的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八派去考察英国优势的起因，他的报告在开始处就声明，英国的优势主要不是军事力量，而是其财富和信用。
英国财政成功的秘密不仅在于其折借的能力；在税收艺术上，英国也胜过了它的对手。一些美国保守主义者听到这一事实时会感到震惊：在英国打败法国的世纪中，世界秩序的基础得以奠定而且今天依然存在，工业革命的开始重新形塑了世界，然而英国人的税负比法国人重很多。英国的借贷体系有很大一部分是借鉴兰，在很多年内都被称作“荷兰财政”，但税收体系是英国自己的。英国税收比荷兰联合省和法国更高、更一致，征收和控制更集中和专业。
1688年光荣革命不仅是争取自由的革命；它也终结了税负日益攀升的时代，议会最终表示如今愿意给予君主更多资源，议会和王权之间的多年斗争和平地结束了。总的来说，大家公认税收从17世纪中期查理二世时期占国民收入的3.5%，增长到了18世纪初期安妮女王治下的16%，到美国革命时期又增长至23%。相比拿破仑战争时期，这些都黯然失色，彼时税收达到国民收入的35%。英国的税收水平是同时期法国的两倍——光荣革命之前，伦敦政府的收入只有凡尔赛宫的路易十四的20%——但在制度设计和管理方面乏善可陈的法国税收体系导致了相较而言更少的收入。法国人未能发展出像英格兰银行那样专业可靠的国家财政体系，这增添了他们的麻烦。
《旁观者》是一份发表个人散文和观察的杂志，在那个时代发挥的作用好比今天的一些博客。1711年，约瑟夫·艾迪生在其中发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了英国的筹资体系。文章描述的是一个梦境。艾迪生发现自己在一座宏伟的大厅中，英格兰银行的职员和主管在这里辛勤工作，但坐在黄金王座上的不是银行家，而是一位美丽的年轻女性，她的名字是政府信用。《大宪章》副本和近期一些确立了有限宗教自由，新教君主并担保了政府债务不可侵犯的法案挂在墙上，取代了白天可见的图片和地图。她的王座之后是“数量惊人的一堆堆钱袋”，一直堆到天花板。金币覆盖在地板上，在她左右堆成金字塔。艾迪生在他的梦中听到，她有迈达斯的点金神手；她能如她所愿，将任何东西变成黄金。
就她的所有财富和能力而言，政府信用是一个特别紧张的年轻人。职员在她脚边，分派来自世界各地的最新消息；她专心听取他们所说的每一件事，若有任何事情令她惊慌，她便迅速变得苍白病态。
艾迪生观察到，六个人两两一组进入房间。暴政与无政府，盲从与无神论，斯图亚特家族的小王位觊觎者和“联邦精神”——希望回到克伦威尔时代联邦的精神。当政府信用看到他们，她“晕倒了，并立刻委顿”。一袋袋钱在地板上立即缩成粗麻布碎片。大堆大堆的金子变成总账和会计账簿。
幸运的是六个非常不一样的人进了房间：自由、君主、节制、宗教、“命定要成为乔治一世的青年王子”以及“大不列颠的精神”。这些人一出现，政府信用就从晕厥中醒了过来，诸多钱袋子又装满了钞票，总账和会计账簿又一次变成了大堆大堆的金币。
艾迪生的寓言总结了英国体系的运转方式。英格兰银行是合理可行的，因为英国社会长久以来建立在自由和法治的基础上。因为人们感到议会政府是合法、顺应民意的，总的来说，人民同意政府为信守职责而征税。专制会摧毁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定，即使一个专制的统治者试图维持财政体系。不合法政府的债务是一项更高风险的投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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