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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二叔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本来一次很普通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却引发了朝堂之上的轩然大波。之后扩展到整个庙堂四十年的权力斗争，都能从此事找到源头。 引发日后长期斗争的是三个年轻的举子，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这一年，牛僧孺二十九岁，担任伊阙县尉；皇甫湜三十一岁，任陆浑县尉；最年轻的李宗闵此时刚刚二十一岁，是陕西华州的参军。另外，牛僧孺和李宗闵是永贞元年（805）的同科进士，皇甫湜稍稍晚一些，也在元和元年（806）考取了进士的功名。无论从文采还是官运上来说，他们都可称得上“年轻有为”。三个人虽然年龄不同、出身不同，但是一场考试却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唐朝的考试分两种，一种是常科，另一种是制科。常科偏重考察考生的文学素养，制科偏重考察考生的政治素养。相较而言，制科的含金量比较高一点。因为制科通常都是皇帝亲自出题，主考官判卷之后，还要皇帝亲自过目，应答精彩的人往往能得到吏部官员的关注，甚至有可能被委以重任。 牛僧孺等人参加的是一场名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制考。这一考试最初是汉文帝刘恒发起的，他的目的是希望朝臣们“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后来的帝王们都觉得这种考核很实用，就一直沿用了下来。顾名思义，这种考试就是鼓励考生切陈时弊，言辞激烈一点也无可厚非。有些考生为了引起主考官的注意，往往故意危言耸听，言前人之所未言。 可能是因为职业的关系，身为县尉的牛僧孺、皇甫湜和身为参军的李宗闵对社会不良现象的认识很深刻，他们写起针砭时弊的文章来得心应手。 晚唐政治缺少亮点，毛病一大堆。什么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民生凋敝等随便拿出一条来展开铺陈，就是一篇不错的“时文”。同时期的大文豪白居易不就善于写“讽喻诗”吗？“心忧炭贱愿天寒”“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等名句都流传千年而不衰。可见，深入思考问题是唐朝士子的普遍行为，只不过大家拘于眼力、才力的限制，水平有高低之分罢了。 三人当中，年长的皇甫湜师从大文学家韩愈，性格孤傲、偏狭。他有没有继承乃师的文学才华先不说，但韩愈年轻时恃才傲物的作风倒是被他学了个淋漓尽致。这样一个有点才气又非常孤标傲世的人，会经常在自己的诗赋当中写一些惊人之语。现在倒好，朝廷不但给了他一个直接向皇上提意见的机会，还公开支持他畅所欲言，“能言直谏”。如果“能言直谏”能使皇帝信服，还有可能被授予官职，岂不是天大的好事？ 官场选拔人才的制考，可是关系到举子们仕途的大事，所以每一次制考，所有应试者都铆足了劲，希望自己的试卷能够得到主考官的青睐。有了官运降临的诱惑，像皇甫湜这种脾性的人到了制科考场上，还不运笔如风，把胸中积攒多年的不平之气全都发泄出来？ 皇甫湜的策文紧紧抓住宦官乱政这一点，攻击这些“阉人”的骄奢淫逸、无法无天。牛僧孺和李宗闵两个人则重点指责某些当权者不作为，炽于武功、疏于文治等。三个人的文章写得都不错，言切词直、匡正时弊，得到了主考官的认可。 两位主考官分别是杨于陵和韦贯之，他们一个是吏部侍郎，一个是吏部员外郎，这样的身份担任考官显然是胜任的。吏部是负责官员考核、升迁的部门，由他们的部门长官来评判文章的优劣、决定人才的去留，顺理成章。杨于陵和韦贯之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两位大人很敬业，认为既然皇帝想要中兴，想改变社会现状，那就得听真话、听实话。他们筛选出牛僧孺等人的文章为一等文，就是为了上呈御览，帮助皇帝了解自己手里“千疮百孔”的国家。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会因为帮助皇帝选拔人才而倒霉。 与他们一样倒霉的还有两位翰林学士——裴垍和王涯。裴大人和王大人在这次策试中扮演的是复试官的角色。中国人都知道的大诗人李白也曾做过翰林学士，但他是唐玄宗时代的翰林学士，没有掌握实权，主要做的还是帮皇帝起草诏书等文案性质的工作。到了晚唐，随着宦官的权柄越来越大，想要有所作为的皇帝就开始注意培养自己的势力，翰林学士就是皇帝的智囊团，是下一任宰相的候选人，这群人在皇帝面前的话很有分量。 本次策试，裴垍和王涯的主要工作就是复审主考官推选出来的佳作，做最后的评定。他们两个也是实在人，一来相信杨于陵和韦贯之的人品和能力，二来也认为牛僧孺等考生的文章写得不错，就维持原来的考核成绩，直接让唐宪宗李纯过目了。 李纯是唐晚期几个皇帝中比较有作为的一个，年号元和，历史上把他执政的十六年称为“元和中兴”。李纯在位期间，对收复祖宗失地这件事情很上心，任用了一些有才干的大臣持续削藩，重振了皇权的威严。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也足够让时人大呼“皇上英明”了！ 唐宪宗是唐顺宗李诵的长子，十一岁的时候，就被皇祖父德宗皇帝册封为广陵郡王。李纯在郡王的位子上一坐就是十七年。李纯二十八岁的时候，他那做了二十六年太子的父亲才登基，照这样下去，李纯和身边的人都忧虑起来，这得等多久他才能成为国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呢？于是他用了一点不太光彩的手段，和太监们一起“请”父亲去当了太上皇，自己做了皇帝。 关于李纯“窃国”之事，正史之中语焉不详，不过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露出来，供人遐想。永贞元年（805）四月，李纯被立为太子；七月，太子李纯取得监国之权；八月，顺宗传位给李纯，自己做了太上皇。短短四个月的时间，李纯由一个郡王升级到君王，其间发生的故事的确令人生疑。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顺宗因为不甘心受制于官宦，登基之后准备革除宦官专政的弊端。这个主意被大宦官俱文珍知晓，提前开始谋划除掉顺宗之事。俱文珍察觉太子李纯想要早日登基的心理，就联合李纯一起逼迫顺宗退位。这样，登基才七个月的顺宗被迫起草诏书，将皇位内禅给自己的长子李纯。交出皇位之后的顺宗用处不大，第二年正月就“病”死了。 元和三年的策试案发生的时候，李纯已经登基三年了。在这三年中，他积极巩固自己的地位，以消除他逼父亲让位的影响。从年轻人中提拔人才，组建班底，就是李纯施展自己政治抱负的重要手段。所以他对“贤良方正科”的考试特别重视，还特意把自己很头疼的宦官干政、藩镇割据等问题拿了出来，想看看有没有人能提出独树一帜的见解。当杨于陵和韦贯之把牛僧孺等人的考卷呈上来的时候，李纯眼前一亮。他看到这三篇文章对社会问题认识得如此深刻，十分嘉许，立刻表示要擢升这几人。 皇上一高兴不要紧，下面的人可麻烦了，一连串参与此次策试的人都要面临仕途上的挫折。按照常理来看，皇权为大的社会，皇帝想做什么事情一般不会遇到什么阻碍，可是很多事情并不是这样想当然的。晚唐是一段很特殊的时期。这段时间，皇帝的废立是由大宦官们决定的，皇帝们连自己的命运都决定不了，遑论别人的命运了。尤其是李纯要擢升的这几个考生当中，那个叫皇甫湜的人公开指责宦官专权，这不是捅了马蜂窝吗？ 要知道，晚唐时期官宦的势力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就连皇帝的废立都掌握在他们手中。宦官集团想要毁灭一个士子，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牛僧孺和李宗闵对这一点的认识就很清醒，他们也想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但都能克制住自己，不去得罪宦官。但皇甫湜没看清这一点，直接揭了宦官们的伤疤。 果不其然，得罪了权贵的牛僧孺和李宗闵落了个原地踏步的下场，而得罪了宦官的皇甫湜却基本上断绝了在仕途继续往下走的可能。更加严重的是因为皇甫湜的关系，两位主考官和两位复审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贬谪。 宰相肚里能撑船？ 宪宗皇帝和几位文臣的做法得罪了宦官不假，但是宦官势力再大，毕竟上不了台面，表面上的事情还是宰相说了算。当时的宰相是谁呢？是赵郡李氏的李吉甫。为什么强调李吉甫是“赵郡李氏”，这几个字有点来头。 从两晋到隋唐，是非常讲究门阀的。那些有传承、有势力的门阀大族往往底蕴深厚，连皇族都不能与之比肩。比如东晋的王谢两家就是世代簪缨，任凭改朝换代，他们都岿然不动，稳稳占据士族圈子。 尽管唐朝自开国以来，几位君王一直在想方设法打压门阀势力，提拔新兴贵族，但那些世家大族并没有被雨打风吹去，依然坚挺。在大唐，有一种“五姓七望”的说法，即五种姓氏、七处望郡，这些家族都是当朝最负盛名、最有实力的所在。 “崔、卢、李、郑、王”是为“五姓”，但不是所有姓崔、姓李的人都是名门望族。有了高贵的姓氏，还得出身望郡，才算得上货真价实的贵族。当时的人提到卢氏说的必定是范阳卢氏，其他地域的都不算；郑氏也单指荥阳郑氏；天下姓王的人何其多，但只有太原王氏才是正宗；崔氏家族就分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两支；李氏家族除了出身皇族的陇西李氏之外，剩下的一支就是传统的赵郡李氏。 李吉甫是赵郡李氏的嫡系子弟，其父李栖筠是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高官，名望显著。李吉甫步入政坛也是借了家族的余荫，在德宗一朝担任太常博士一职。 李吉甫这个人出身好，又很有能力，所以升官的速度很快。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他经过多年的政治积累，已经成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政治立场很明确，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威胁唐王朝命运的两大毒瘤——专权的宦官和割据的藩镇一一治理。出身世家的李吉甫一直在有策略、有步骤地向着自己的理想迈步。在朝堂之上，他坚决主张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赢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对于近在咫尺的庞大的宦官势力，他却按兵不动。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能和宦官集团抗衡，那就先忍着，什么时候力量足够强大了，再学习东汉的士大夫们，对骄奢的宦官们来一场彻底的大清洗。 这么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肯定是极为自信的人。可是一个人一旦身居高位，缺少强有力的约束，自信很容易膨胀为自负或者变得刚愎自用。元和三年的几位考生为了脱颖而出，绞尽脑汁地列举朝廷的过失，让李吉甫这位当朝宰相十分不满。 这几个考生列举的宦官专权、民生凋敝、当权者炽于武功等过失不就等于在说他这个宰相当得不称职吗？李吉甫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质疑自己的执政水平，所以对牛僧孺这几个考生的文章和为人都极为不满。 不过，还没等他有所表示，皇上就下令给这几个“口出狂言”的书生升官了。打脸，赤裸裸的打脸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宰相虽然位高权重，但也不能随意否定皇帝的旨意，为此，李吉甫想到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双管齐下的妙招。 他先查询了几位考生的资料，发现牛僧孺和皇甫湜都是河南的县尉级小官，李宗闵也不过是陕西的一个小参谋官，三个人的官职都不值一提。再看看他们的出身，也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牛僧孺的祖上有一个叫牛弘的曾经做过隋朝的大官，可是两人相隔二百多年，即便有余荫也荫庇不到他这一辈了。李宗闵倒是唐朝宗室，是唐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后代。不过，他的祖爷爷李元懿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更何况死了一百多年之后。再看看皇甫湜，李吉甫乐了。这小子的直系亲属没什么可敬畏的，但他的舅舅竟然是复试官王涯。这下好了，身为考生的亲属，王涯竟然不主动避嫌，还亲自把外甥的文章列为一等，这是“举贤不避亲”还是故意授人以柄呢？ 有了这个发现，李吉甫的底气更足了。他要上朝“告御状”，恳请皇帝收回成命。于是有了这样一幕：皇宫的大殿上，五十岁的宰相李吉甫跪在三十岁的皇帝李纯面前，声泪俱下，请皇帝收回成命。他的大意是：王涯不厚道，明明和考生皇甫湜有亲戚关系，为什么不主动避嫌呢？裴垍是王涯的同事，说不定私下里也得到了王涯的暗示，照顾一下他的外甥。既然这两个复试官都有问题，那么此次策试的成绩就应该作废！ 虽然他只是哭诉，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但宪宗却看出眼前的李吉甫大有“你要是不答应，我就长跪不起”的架势。 如果只有李吉甫方面不满意策试结果，也还好说。可皇甫湜的策文直指中宫，痛批太监干政，这让那些掌握大权的宦官们情何以堪。眼下他们还没有发力，就等着看李吉甫打头阵呢。李吉甫这一仗若是赢了，天下太平；若是输了，没准就是一场新的宫廷政变。到时候不但这些举子们的官职不保，李纯这个皇帝能不能继续当下去都是个未知数。 要说这晚唐的帝王们确实悲催，谁登基、谁退位都在大宦官的一念之间。李纯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父亲是被他和宦官们联手赶下台的，他晚年也是因为殴打太监引起这些宦官的不满，被一个叫陈弘志的大太监杀死的。皇帝们好不容易有点理政的心思，还得顾及老臣们的颜面，因为朝堂之上手握重权的人都是祖辈留下来的老人，不能不给也不敢不给他们面子。后宫的大宦官和庙堂的权臣两边都得罪不起，皇帝除了郁闷还是郁闷。 “罢罢罢，这一次就依你便是，等我将来坐稳了屁股底下的龙椅，再腾出手来一个一个收拾你们。”想通了这一点，皇帝李纯做出了让步。他给李吉甫面子，命中书省不必下发擢升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的任命。 既然皇帝都做出让步了，李吉甫知道继续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打算收手。可他没有想到，这场政治斗争才刚刚开始。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大宦官们也在积蓄力量，伺机收拾一些“不听话”的朝臣。宦官无党，他们自成一派，谁对他们有利，就支持谁；谁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就收拾谁。 元和三年的四月份，一个本应该生机勃勃的初夏时节对于唐王朝的文官集团来说，却是一个黑色的四月。先是皇上亲自下令免除了裴垍和王涯翰林学士的职务，将裴垍降级为户部侍郎；王涯则去就任都官员外郎。可怜的王涯，都官员外郎的业务还没熟悉呢，又有一纸调令下来，让他去当虢州司马，也就是去今天河南省灵宝市（县级市）做一名掌管军政的副官。 复审考官都被贬了，初审的主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也不能幸免。他们两个也都受到牵连，出京到地方上任职去了。在唐朝，京城官员的地位一向高于地方官，所以原本地位很优渥的两位吏部高官出京外放，心里很不平衡。韦贯之先被“发配”到了西南做果州（今四川省南充市）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贬到更偏远一点的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做刺史。杨于陵更惨，被打发到岭南，做岭南节度使（辖区为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治所在广州）去了。在古代，岭南是蛮荒之地，往往是极不招皇帝待见的人才会被发配到岭南。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不就是被一贬再贬，最后终老在海南岛了吗？ “黑色四月”的战斗是宰相李吉甫挑起的，他的初衷不过是不满几个后生质疑自己的执政水准，想给他们一个教训。可想不到事情的发展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被宦官们利用，成为打击文官的一个好机会。李吉甫暗自后悔，但在既成事实面前也没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恪尽职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多做点实事，避免成为下一次参加“贤良方正科”的考生们攻击的对象。 牛僧孺等考生虽然没有被贬官，但因为这件事也没能高升，只能继续在各自的县衙中混日子，然后等待遥遥无期的升迁。因为李吉甫从中作梗，阻挠了他们的仕途，所以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人默默在心中记恨这个共同的仇人。他们蛰伏的时间越长，对李吉甫的仇恨就越深。有些事情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淡化，但是仇恨、怨气却会慢慢地积累、发酵，待时机成熟时，引发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 元和九年（814），李吉甫没有等到当年那几位考生的报复就去世了。可他还有一个叫李德裕的儿子马上就要步入政治圈，迎接那些以父亲为仇敌的同僚们的挑战。晚唐著名的“牛李之争”即将拉开大幕。 “行卷”惹的祸 长庆元年（821），距离元和三年的策试案已经过去十三年了。这十三年的时间足够发生很多事情。对于唐王朝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几件事分别是：唐宪宗李纯去世了；穆宗李恒继位了；李吉甫去世很多年了；他的儿子李德裕来到翰林院就职了；牛僧孺、李宗闵等昔日的青年才俊也已经步入中年，相继入朝为官了。 穆宗李恒继位，改元长庆。同样是人间四月天，一个本该诗意盎然的春末夏初时节又被一场科考案冲击得七零八落，风景不再怡人。科考案的始作俑者本来是两位主考官杨汝士、钱徽和对录取结果不满的宰相段文昌以及前刑部侍郎杨凭、翰林学士李绅等人，可是因为李德裕和李宗闵两人站在不同的阵营，便抓住这件事做文章，于是一场科考案就逐渐演变为两个阵营之间的斗争。 从这件事开始，以李德裕为核心的阵营和以李宗闵为核心的阵营之间展开了近四十年的斗争。这场旷日持久的“牛李之争”影响了整个晚唐的政治格局（将这场争斗称为“牛李之争”的原因见后文）。凡是朝堂之上的臣子，不论官职大小，几乎全都卷入了这场斗争，非“李”即“牛”。 既然这场科考案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那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发生在一千二百年前大唐王朝的那场“国考”吧。在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唐朝，考得好的人有可能平步青云，直接从一介布衣踏入高官显贵的行列，所以三年一度的考试牵动着全国士子的心。 长庆元年（821）的科举考试开始之前，与往年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出身寒门、没有门路的读书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埋头读书，梦想着金榜题名、一飞冲天的时刻；出身高贵、家世显赫的读书人则联系家族中身在官场的叔叔伯伯们，希望长辈们帮助自己在主考官面前多多美言。其实，出身好的这些考生们都多虑了，即使他们不去活动，家族的长辈们也不会干等着考官的评判。一个家族能否长盛不衰，需要中坚力量，同样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给家族的年轻人们一个进入官场的机会也等于在帮助家族争取更多的政治等码。 唐朝风气开放，就连科举考试的程序也不像后世的宋、明两朝那样严苛。唐代取士，考试成绩只占一部分，名人推荐也能算数。当时由礼部主持的考试也不实行糊名制，主考官阅卷的时候还可以参考举子平时的作品和才誉决定考生的去留。政坛上、文坛上有影响力的人都可以向主考官举荐人才，这种行为在当时很流行，没有人站出来指责这种做法的弊端。 唐朝的考生会在考试之前向有名望的人投递自己的得意之作，期待他们向主考官推荐自己，这种行为叫“行卷”。大诗人王维二十岁时进京赶考，就曾向岐王“行卷”。岐王很欣赏王维的才华，可不能保证王维能当上状元，便把他引荐给了唐玄宗的亲妹妹玉真公主。玉真公主也很喜欢王维的诗作，当即把主考官召来，告诉他帮他物色了一个状元郎。正式考试还没开始，状元就内定了，可见在唐朝，考生之间比拼的不仅仅是临场发挥。 前刑部侍郎杨凭就很淡定，他相信儿子杨浑之必能金榜得中，光耀门楣。杨凭的自信不是来源于儿子的实力，而是他相信当朝宰相段文昌的影响力。早在考试之前，杨凭得知宰相段文昌喜好书画，就把家中收藏多年的书画珍品尽数献给了段文昌，以换取儿子的进士身份。段文昌拿着王羲之、钟繇等人的真迹心情大好，告诉杨凭把心放到肚子里，这个忙他一定帮。后来段文昌果然多次写信给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授意他录取杨浑之。看到钱徽没什么反应，段文昌还亲自去钱徽府中拜访，希望能敲定一个进士名额。 与杨凭一样不惜血本的人不在少数。朝廷中每一个自认为能和主考官说得上话的人都有三两故旧之子需要照顾，他们也在四处活动，为自己的子侄能被录取不断地叩响主考官杨汝士和钱徽家的后门。翰林学士李绅也很热衷这种“社会活动”，他亲自登门拜访了主考官钱徽，希望钱徽能录取他的弟子周汉宾。钱徽很谨慎，同样没有给他什么承诺。不过在李绅眼中，自己和钱徽同朝为官，而且都是皇帝身边的近臣，这个面子他一定会给的。 等到发榜的时候，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原本高高兴兴等着报喜的杨凭、李绅等人等来了一盆冷水，他们的嘱咐全然没有进入主考官的耳朵，杨浑之和周汉宾两个人都榜上无名。但这时候面子上最挂不住的不是杨凭，而是段文昌和李绅。 段文昌是当朝宰相，出身名门。他的高祖段志玄是大唐开国功臣，凌烟阁上有他曾祖父的画像，女皇武则天的侄孙武元衡则是他的岳父大人。段文昌自己也颇有能力，在穆宗一朝位高权重，很有影响力。当初他接受杨凭送来的字画也是出于对字画本身的喜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了“受贿”的嫌疑。在考试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向主考官钱徽提过杨浑之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个钱徽这么不给面子。 李绅也不是好惹的主儿。他是元和元年的进士，先在国子监当助教，后来做了管理皇家图书馆的校书郎，并与白居易、元稹等文坛名人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算是晚唐文化圈里的“大腕儿”。所以说，如果李绅站出来质疑本次科考的公平性，相当于业内人士“打假”，相当博人眼球。 段文昌命人抄来一份录取者的名单，从中发现了一些“黑幕”。原来，高中者当中并非没有当朝官员的亲属，而且有不少呢。谏议大夫郑覃的弟弟郑朗、河东节度使裴度的儿子裴撰、中书舍人李宗闵的女婿苏巢，都被录取了。更让段文昌火冒三丈的是主考官杨汝士的亲弟弟杨殷士也榜上有名。还没有展开调查，段文昌就断定其中必有黑幕。他原本以为钱徽这个人脾气耿直，不肯徇私，现在看来不是这么回事，难道杨凭的儿子和李绅的弟子真的比不上郑覃的弟弟、李宗闵的女婿吗？这些年轻人都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素质相近，为什么自己推荐的人一个都没有被录取呢？ 当朝宰相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段文昌很快就向唐穆宗李恒进言，反映这次由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他的奏本大意如下：今年大考，录取的进士都是贵族子弟，这些人根本没有真才实学，都是靠打通关节才被录用的，请皇上明察。 这一年正月宪宗刚刚驾崩，李恒以太子身份继位，亲政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本来对朝政就没多大兴趣，脱下丧服之后马上就投入到声色犬马的游乐当中。现在宰相段文昌来找他评理，他有点犹豫，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毕竟段文昌呈给他的是一份“科场舞弊案”，涉及很多重臣，处理不好有可能引发朝臣之间互相攻击。李恒考虑了一会儿，觉得很麻烦，就把翰林院的几个“高参”召到宫中。 李绅、李德裕、元稹等人时任翰林学士，三人既是同事，又是诗友，关系很好。李绅就是写“锄禾日当午”的那位；元稹是写“曾经沧海难为水”的那位；李德裕的政治才华掩盖了他的文学才华，但他同样是一位诗文发烧友。李恒对元稹很有好感，他身边的宫女想博得君王关注，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背诵元诗。现在李恒把三位翰林学士叫到跟前，就是为了征求意见，问他们段文昌提到的科场舞弊一事该如何处置。 这下可问“对”人了。李绅就不用说了，他推荐的周汉宾没有被录取，正想找个机会发作呢。现在皇帝问他怎么处理两位主考官和已经录取的考生，他当然不会说什么好话。李德裕和元稹与考场案本无关系，他们也没有族人、门人需要照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和一个共同的敌人——朋友是李绅，敌人是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女婿苏巢高中了，这就是把柄！ 李德裕是前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而李吉甫当年曾阻挡过李宗闵的仕途，所以李宗闵回到京城当官之后，经常写一些策文影射李吉甫，这让李德裕忍无可忍。至于元稹，他和李宗闵早年关系还挺好，后来因为争夺功名，产生了矛盾，对李宗闵十分痛恨。现在皇上让他们拿主意，他们三个根本就不用商量，一致认同“段文昌所奏极是”。 李恒只好下令重新复试。复试的主考官是白居易和王起。两个人谢绝一切“行卷”，比较公正地主持了复试。结果裴度的儿子再次被录取，郑覃的弟弟、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人则名落孙山。这下，段文昌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钱徽等人了。在李德裕等人的协助之下，李宗闵从国家政务中枢的中书舍人被贬到剑南（今四川省剑阁县）做节度使去了。杨汝士本来官职并不高，但他是皇帝身边的人，专门对皇帝进行规谏和举荐人才，他从京官被贬为重庆市开江县令，品级上变化不大，实际待遇却差了很多。钱徽更惨，直接从礼部侍郎变成了江州刺史。 穆宗李恒在历史上的评价并不高，《新唐书》用“失德”两个字概括了他的行为。李恒喜欢纵情享乐，不喜欢朝政。如果他是普通的纨绔子弟，顶多就是个败家子，不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可他偏偏是大唐帝国的皇帝，是父亲李纯刚刚“中兴”之后的接班人，让这样一个人来做一国之君，显然难当大任。果然，旷日持久的“牛李之争”就从穆宗一朝变得白热化起来，几乎全国所有的高官都被卷入其中。 从李宗闵被贬官开始，李德裕和李宗闵分别有了自己的党朋，他们两派之间互相拆台，将朝廷当成一个角斗场，彼此争斗了整整四十年。 摘自《圈子段子之唐宋官员博弈实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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