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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亚拉筹伯大学考古系刘莉教授于2007年11月23日下午在我所做了题为《中国北方全新世早期生计形态》的学术报告。 刘莉教授把讨论的时空范围限制在距今一万年至距今七千年的中国北方，这一时期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文化主要包括东胡林、转年、裴李岗、磁山、后李、兴隆洼和白家等。在对这些遗址和文化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刘莉教授对当时的生计形态做出了大胆的推论――在仰韶时代之前，虽然人工栽培粟已经起源并有初步发展，但是，农业生产并不是当时最主要的生计形态。这显然是一个崭新的推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北方在粟作起源之后，谷物生产就成为当时人们生计形态的最为重要的方式。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有三：第一，当时大量出现的石磨盘和石磨棒被认为是用来为谷物脱壳的；第二，磁山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粟的遗存，说明当时粟作农业之盛；第三，有了可利用的谷物副产品，家猪才能得以饲养。然而刘莉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重新审视这三个论据后，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她认为，第一，通过形态观察，石磨盘石磨棒可能是主要用来加工非谷类食物；第二，磁山文化灰坑的“粟”遗存中，并没有发现炭化粟的遗存，目前仅仅是通过植硅石分析结果认为这些堆积是粟，这个结论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第三，胶东半岛的贝丘遗址并无粟作农业，然而却出现了家猪饲养，说明饲养家猪并不一定非得用谷物。因此，我们需要对粟作农业在当时占主导地位这一观点存疑。 那么当时的人们采取什么样的生计形态呢？刘莉教授以研究石磨盘磨棒的功用为突破口，证明了坚果采集在当时人们生计形态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观察石磨石磨棒的形态和使用痕迹可以发现：大多数磨棒与磨盘同时使用时的运动方式不是滚动, 而是平行摩擦，是一种求得食物粉末的加工方式。而民族志材料中澳洲热带雨林地区原住民加工苏铁的方式，以及加工栗子黑豆等坚果的方式，引导我们将石磨盘石磨棒的功用与加工坚果联系在一起。这批民族志材料还告诉我们，坚果的采集以及对有毒坚果的去毒处理使食物来源更多样化，更稳定，从而使该地区的人口增加，定居时间变长，并发展出复杂的集体仪式。带着这样的启发反观中国的情况，刘莉教授认为，中国北方可能也经历了一个以坚果作为主要食物的阶段，即使在这一阶段粟作农业已经起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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