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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汉字简化的功过成了不少人的话题。这个问题只有在多方面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结论。我们没有在这篇短文中全面讨论这个问题的奢望，只想从纯文字学的角度浅谈一下简化的利弊。 从汉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看，有很多简体显然优于繁体。例如 繁体“眾”早已成为字形讲不出道理的记号字，简体“众”则是很好理解的会意字。 繁体“滅”是声旁已经起不了表音作用的形声字(因为充当声旁的字早已不独立使用，一般人不认识)，简体“灭”则是造得相当成功的会意字。 繁体“叢”的结构也难以说清，简体“丛”的“从”旁却有很好的表音作用。
有些字的繁简体都是形声字，而简体声旁的表音作用明显优于繁体
有些简体的声旁从古音系统看虽不如繁体合理，但对今人而言则比较适用 还有很多字的繁简体，从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看难分高下。有些字的繁简体都是字形讲不出道理的记号字(至少一般人不能理解这些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 在都是形声字的繁简体里，有些形旁相同的繁简体，它们的声旁的表音作用没有明显的优劣(讲表音作用根据今音)： 如“糧”和“粮”、“犧”和“牺”、“極”和“极”、“礬”和“矾”等，是繁简体声旁的读音都跟字音相同的例子。 如“認”和“认”、“選”和“选”、“釀”和“酿”、“擾”和“扰”等，是繁简体声旁的读音都跟字音不完全相同的例子 不过认识“牺”、“极”、“矾”、“选”诸字的声旁的人，要比认识它们的繁体的声旁的人多得多。从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认为这些简体的声旁的表音作用优于繁体。
有的声旁相同的繁简体，它们的形旁的表意作用没有明显的优劣 有的繁简体的形旁和声旁都不同，但是表意和表音作用都没有明显的优劣
有时，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还算不错的形声字，简化成了字形的表意作用还算不错的会意字： 依据偏旁类推原则产生的简化字，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跟繁体一般也分不出高下。 在不少成功简化的同时，也有大量的简体，是通过破坏或削弱繁体的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达到简化的目的的。 有些简体同时破坏了形声结构的繁体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 如从“艸”“阑”声的“蘭”字的简体“兰”，从“旨”“尚”声的“嘗”字简体“尝”，从“页”“豆”声的“頭”字简体“头”。 有些简体完全破坏或削弱了形声结构的繁体的声旁的表音作用。 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如“爷”(爺)、“层”(層)、“导”(導)等字，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如“灯”(燈)、“邻”(鄰)、“价”(價)等字。 特别如原从“卢”(盧)声的几个形声字的简体。从“盧”声的十多个比较常用的形声字，除去“驴”(驢)字都跟“卢”同音。汉字形声字声旁的读音跟字音大都不能密合。从“卢”声的字是很难得的一组表音作用很健全的形声字。可是其中的“芦”、“庐”、“炉”、“驴”四个字，由于是在全面采用偏旁类推的简化方法之前推行的“约定俗成”的简化字，却把声旁改成了声母跟字音有明显区别“户”字。这是很可惜的。
有些繁体的字形的表意作用，受到了破坏或削弱。 在古文字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为了书写的方便，破坏或削弱了很多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这是合理的，因为古文字实在太难写了。在楷书早已成熟的时代还这样做，是否很有必要，就需要认真考虑了。 由于简化，汉字体系里增加了一些基本结构单位 即有些学者所说的部件，如“头”、“乐”、“专”等。 偏旁的简化，如“金”旁简化为“钅”、“言”旁简化为“讠”等，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至少应该认为增加了基本结构单位的变形)。 特别如“柬”旁的简化。在“柬”和“阑”“楝”等字中的“柬”旁并未简化的情况下，把“拣”“炼”“练”这几个字的“柬”旁简化为“炼（去火旁）”，是不够妥当的。何况这个简化的形体还十分容易跟“东”相混。 为了减少一些字的笔画，而去增加原来已经十分庞大的汉字体系基本结构单位的数量，恐怕不能认为是一件合算的事。
“同音代替”的简化方法最为人所诟病。但是平心而论，有很多同音代替的例子还是合理的。 如以“才”代”纔”、以“出”代“齣”、以“板”代“闆”等，有什么不好呢? 台湾省并未实行汉字简化，但是台湾人通常都写“台湾”而不写“臺灣”。这充分说明合理的同音代替是大家所愿意接受的。 但为了照顾文字表音表意的明确性，使用这种方法的时候的确应该十分谨慎。
丰子恺画
所谓“同音代替”的“同音”，实际上包括“音近”。因此使用这种方法有时会造成一字多音的现象。
其他简化方法也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现象。不同的字用了同样的简化字形，或者某个字的简体跟别的字同形，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现象。 例如：“纤”(“纤”、“纖”)有qiàn、xiān二音。由于“麽”的简体跟读yāo的“么”同形，《简化字总表》不得不规定读yāo的“么”写作“幺”。 甚至普通话审音工作都有可能造成一字多音现象。1985年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规定“曝”(pù)在“曝光”一词里读bào，就使这个字变成了多音字。 汉字里多音字很多，引起了不少麻烦，读音的错误往往跟多音字有关。因此增加一字多音现象显然是不合适的。
我们衷心希望在今后的汉字整理工作中，不要再破坏字形的表意和表音作用，不要再给汉字增加基本结构单位，不要再增加一字多音的现象。
裘锡圭：古文字学家，1935年生于上海，祖籍宁波，曾为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现任教于复旦大学，研究领域涉及甲骨学、金文、战国文字、简犊、帛书等，著有《古文字论集》《文字学概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等，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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