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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在魏文侯的领导下，一度曾是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国家。魏文侯过世了以后，他的儿子魏击继承了魏国，是为魏武侯。但随着魏国牛人死的死，走的走，魏国的老大地位也逐渐不如原来那么稳固了。魏武侯死的时候，并没有立太子，他的儿子魏罃和公中缓争夺统治地位，魏国开始了数年的内乱。 韩、赵看到魏国内乱，于是出兵伐魏，大破魏军，杀到城下。但是，这个时候，韩、赵两家的主公却有了不同意见，一方说，杀了魏罃，立公中缓，然后让魏向两家割地，而另一方则说，不如把魏国分为两个国家，这样国力就大大减弱，不能威胁到我们了。这两个方案其实都很好，若加以实施，都能实现实质性削弱魏国的目的。若他们任选其一，魏国乃至战国时代的历史走向可能都完全不同了。但问题就在于，这两家当时却不知搭错了哪根筋，谁也不肯妥协，所以最后各自撤兵、不了了之了！ 韩、赵撤兵后，魏罃成功灭了公中缓一党，获得了魏国统治权，成为了魏惠王（就是《孟子》里头那个跟孟子讨论义、利问题的“梁惠王”）。虽然魏国还没有被亡国，但其国力这时候已经大不如前了。 而恰恰就是在魏惠王时代，战国时期最重要的人物粉墨登场了。 卫地自古多君子 卫鞅，也称公孙鞅，从他的姓可以看出，他是卫国公族的子孙。只不过，不幸的是，他是庶出的。这意味着他不可能成为卫君的继承人。于是，他从小就学习刑名之术（法家学说），并跑去外国寻求机会，期望能凭着自己的实力出人头地。 先打住。 我不造大家有没有注意，卫鞅是“卫国人”。这个“卫国”不是战国七雄，但是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纵观整个战国时代，到处都能看到卫国人在外国折腾。 别看卫国是个小国，不起眼，但有两件事让卫国在历史上的地位还不低：第一件事，它的生存能力，它是东周列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比它的宗主国周王朝还要晚十几年；第二件事，卫国有文化，“卫多君子”，这句话是春秋时代很有影响力的“延陵季子”老先生说的，而我们尊敬的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其中十年都呆在了卫国，恐怕也是因为卫国有很多能和他谈得来的君子。 战国时代卫国人才辈出，只可惜都是服务于其他诸侯国，除了卫鞅，还有之前讲过的吴起，始皇帝的“仲父”（也可能是亲生父亲）吕不韦，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刺客荆轲，等等。 这几个人有以下两个相似处： 1、不服务于祖国，都发达于国外，吴起仕魏、楚，卫鞅和吕不韦仕秦，荆轲仕燕； 2、都不是什么特别“君子”的人，两个刻薄寡恩的改革家，一个善用阴谋诡计的商人，一个图穷匕首见的刺客。 简单的说，我觉得应该授予这帮人一个统一的荣誉称号：亡命之徒。 我就纳闷呢，一个号称“多君子”的国家，怎么净出现些叛国投敌、诡计多端、刻薄寡恩的亡命之徒呢？ 我来尝试解释一下。 周朝没有义务教育，国民文化水平很低。而卫国则有很好的文化传承和文化氛围（这也是为什么秦始皇迟迟不灭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卫国人的素质较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普遍高出不少。 但是，卫国本地还是一个多君子的国家，拥有很淳朴的民风，喜欢搞文化研究，但不喜欢折腾。加上当时国力不强，那些想出人头地、不走寻常路的人士在卫国本地得不到认同，也缺乏资源。于是，这帮人只能跑出卫国这个圈子，去外国寻求机会。 所以说，这些卫国亡命之徒都是“非典型”卫人。作为亡命之徒，他们身上有以下特点： 1、喜欢赌，喜欢冒险； 2、胆子特别大，没有不敢干的事； 3、很现实，手段无下限，毫无节操可言； 4、做事很执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5、爱折腾，no zuo no die。 OK，现在回来说正事。 卫鞅最早在魏国工作。给魏相公叔痤打工。公叔大人很喜欢卫鞅，但还没来得及把他介绍给魏王，自己就得了重病，眼看就要不行了。魏惠王来看他，公叔大人就特别跟惠王说起卫鞅，说别看这小子年轻，但绝对是奇才，大王啊，一定要把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他啊。 魏惠王不是他爷爷魏文侯，没有那么独到的看人眼光和用人魄力。听了公叔痤的一番话，觉得没头没脑的，就嘿的笑了一声。公叔痤看到惠王这表现，就知道惠王估计把他的话当儿戏了，就又说了，如果大王不用他，那就一定杀了他，不要让他为他国所用。魏惠王暗地心想，哥们你确实病得不轻啊，一个默默无闻的黄毛小子，五分钟前让我举国听他，五分钟后又让我杀了他，这不自相矛盾么，更年期症状很严重啊。当然，惠王表面上还是很尊重公叔痤的，毕竟这位老人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就装着答应下来，权当哄哄他咯。 魏惠王离开了相府。公叔痤赶紧叫来卫鞅，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他，让他赶紧逃命。当时公叔痤为他自己这种前后矛盾的行为辩解的理由是，“吾先君后臣”。但这说不过去。老板在一个样，老板走了马上换个样，这种“先君后臣”流于形式，让人很难理解。我只能说，当时很多人的节操大概都是玻璃渣子，没事就拍地上碎一地。 卫鞅则很冷静。他说，既然魏惠王不会听你的话重用我，那肯定也不会听你的话杀了我的，就一直留在了魏国。卫鞅这个决定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充分展现了亡命之徒爱冒险的特质。他这番话虽然听上去有些道理，但是，让国君把一个人作为国士来对待，和把一个人作为蝼蚁捏死，毕竟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码事。如果魏惠王是个比较保守但又很冷血的人的话，卫鞅很可能当时就死在魏国了。不过，幸好，卫鞅赌对了，所以，他继续留在魏国快乐的玩耍。 秦孝公招贤 差不多这个时候，秦孝公上位了。在春秋的时候，秦国在秦穆公的领导下，一度非常强大。但秦孝公接掌秦国的时候，情况却有点糟糕。一方面，秦国当时的国力比较弱小，历史上很重要的河西地区，在前阵子被魏国的吴起夺走了，河西地区是当时的战略要地，有河有山，易守难攻，秦国当时也没有力量夺回来，这让他们的国防非常难受；另一方面，秦国在当时是个特别不受待见的国家，那些自诩文明古国的山东大国，都认为秦国是夷狄之地，觉得他们是野蛮人，不愿意跟秦国来往，排斥他们。 秦孝公即位的时候才二十一岁，可谓是意气风发，下决心要改变这个局面。于是，他就在国内发了个通告，招贤纳士，帮助他改变秦国的现状，重新恢复秦穆公当年的风采。 而给出的条件也十分诱人，“与之分土”。言下之意是，如果干得好，你自己也能做一个国家的君主。 我们知道，现在公司挖人才给一些股权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如果给你的报酬是一个国家，听上去是不是很刺激呢？ 秦国当时绝对是落后国家（后面会讲落后到什么地步），但在这种许以重赏的情况下，仍能吸引到牛人光顾，并成功实现短时间崛起的目的。 卫鞅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从回报上讲，这恐怕是当时最好的工作机会了。于是，他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估计是给了不少好处费的，不然怎会推荐一个啥背景啥资历都没有的黄毛小子——让他把自己推荐给了秦孝公。 《通鉴》上记载，“（卫鞅）说以富国强兵之术，（秦孝）公大悦，与议国事”。 不过，太史公在《史记商君列传》里的记载却不太一样。说卫鞅见了秦孝公四次，才真正把他打动。按照《史记》中卫鞅自己的说法，第一次会谈，他用尧舜治国的方法劝说秦孝公，秦孝公完全不能理解，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第二次会谈，他用禹、汤、文、武治国的方法劝说，秦孝公还是听不进去；第三次会谈，他讲了春秋五霸的方法，秦孝公开始感兴趣了；最后一次，他讲了富国强兵的方法，秦孝公被彻底吸引了。言下之意是，秦孝公其实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只是想能快速富强而已——纯粹的“暴发户”心态。 太史公在《商君列传》最后的结语中这么评论这一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意思是，那都是卫鞅自己的说法，他压根就干不了尧舜禹汤的事儿，所谓的三皇五帝的治国术，全都是他瞎编的。 光哥大概觉得这个故事根本就是杜撰，所以干脆都没在《通鉴》里面提。 我也觉得这是杜撰，很有可能是当时什么人加上去的。刚才说了，秦国在那些个文明古国眼里，就是个蛮夷国家。但是后来蛮夷国家富强了，甚至统一了中国，那些文明古国就接受不了了。富强的根儿在哪儿呢？就是商鞅变法。所以，我估计那些文明古国的文人们编出这个略带酸味的情节来，贬低秦国依靠下三滥的方法才能崛起，贬低秦孝公是个没有远见卓识的暴发户，贬低卫鞅是个没有原则、为达目的不计手段的人。 呵呵。阿Q精神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文明古国的传统一直源远流长啊。 下三滥也好、没有原则也好，结果是，卫鞅进入了秦廷。 舌战群儒，开始变法 进入秦廷只是第一步，不取得实际的结果，也没有办法得到裂土封侯的待遇。所以，卫鞅需要继续努力。 做大事的人，必须得能折腾。我就观察过我和许多富豪朋友的差别。为什么我特别穷，他们却有很多财富？通过我的观察，得出的简单结论就是：他们比我能折腾。他们手里刚有几毛钱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理财了，把几张毛票从这个户头折腾到那个户头；而我至今都还弄不清我现在有几张银行卡，更别说倒腾钱了。爱折腾，是成大事的一个必要条件。 卫鞅就不缺折腾劲儿，no zuo no die啊。他经过几年的调研，确定了一整套行动方案，并说服秦孝公要在秦国搞改革。秦人听说了，当然不高兴了，说，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几百年了，都是认老理儿的，你个小瘪三一跑过来就要把我们的规则制度全都改了，凭什么。朝野一片反对之声。 秦孝公有点犹豫，毕竟那么多反对声，而且不少还是很有影响力的士族大臣，有点打退堂鼓的意思。卫鞅的执着劲就上来了。对孝公说，这帮人，没有远见，不能跟他们谋划大事，只能给他们看到既成结果。最厉害的人是从不随波逐流的，最成功的人是不听从大众意见的。所以，如果想要强国，必须要放下包袱，进行改革。 甘龙，当时秦国名臣，也是孝公很信任的大臣，跳出来说，这都是扯淡。按照原来的方法进行治理，官吏容易上手，百姓也会很安稳。言下之意是，维持现状，行政效率高，政治风险小。在此给甘龙辩白几句，他也不是什么老顽固，他比较相信逐步改革，怕国内动乱，不想像卫鞅提议的那样一下子搞得很激进，而且他确实也是秦国的忠臣。 听甘龙这么说了，群臣纷纷附议。毕竟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希望出现大变动，安稳点过一生，多好。 卫鞅继续努力，当然他也是讲究辩论艺术的。他接过甘龙的话茬，说，一般人喜欢按照既有习惯生活，读书人安于书本上的知识，这些人呢，让他们奉公守法，是可以的，但是讨论现有政策法律之外的事情，就不靠谱了。——这一棒子把反对变法的人都打击了，而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接下来说得更尖锐了：有智慧的人制定法律，一般人被法律所规制；贤能的人变更礼制，寻常人则受到礼法的约束。这是逼秦孝公站队呢，老板你是想做有智慧、贤能的人呢，还是想做一般人呢？ 秦孝公这时候已经往卫鞅这边倾斜了。 但反对派不肯善罢甘休，一个叫杜挚的大臣又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去变法，是不对的。而如果不变法，政治上就完全不会有风险。他这番话其实可以理解为对变法成果的数学期望解释。杜挚认为变法的成功概率很低，所以如果变法的结果不能带来比现有制度高百倍的利益的话，变法成果的数学期望就比守法要低。这种情况下，理性的考虑，就应该继续守法。这话其实说得很有水平。 卫鞅呢，却不上他的圈套，不跟他做数学题，而是通过感情因素来感染秦孝公。他举了几个例子，商汤和周武（商周的开国君主）都是不沿袭旧制度的，最后的结果是取得了天下，而被他们取代的夏朝和商朝就是因为几百年不变更旧制度，所以才会落到个亡国的下场啊。 听到这里，秦孝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回顾了自己的前几任：维持成法，秦国一再削弱。难道自己要做亡国之君么？No！当然要努力成为像商汤周武这样的伟人啊。于是，当时二十四岁的秦孝公当场拍板，做出了改革的决策。 卫鞅在政治上比吴起成熟。他知道决策权在谁手里，而且知道如何去打动决策者。秦孝公刚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且又胸怀远大理想，所以，用一点激将法是最合适的了。当然，这样一闹，另一个政治结果是，卫鞅和秦国其他大臣的梁子就结大了。 这个时候的卫鞅，拿到了国君给的尚方宝剑，终于可以开始大干一场了。那么，他究竟变了哪些法，最后得到了一个怎样的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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