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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稚儒篆刻的秀雅恬静，在崇尚大刀阔斧印风的当今，一直颇受瞩目。鞠稚儒所刻印章，挺秀潇洒，给人以极大的美的享受，又是令人久久玩味。
《珞顺孟钘铭藏》一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字法取自中山譽鼎，极富圆转之趣，其章法安排妥帖，篆字书写的优美，线条节奏的微妙变化，令人无懈可击。此作整体精劲奇丽，典雅超逸，既不同于宋元印，又不是王（福厂）、陈（巨来）步履，且充满着新意。它是金文字形而施以元朱文印的秀雅特性而成之。金文所无者，偶尔也以玺文取代，这种探索局限性很大，一印之中若有两个以上无金文可据的，便构创不成立，最忌生凑硬套或自撰。所谓决绝地古，决绝的新，古文字字法与现代构成恰恰可能是一条未曾打通的新径。前几年，个别印人受这类印的影响，尝试了一批“出新”的印作，之所以没有产生太大的反响，我以为问题在于过于注重现代构成意味的“新”，没有充分利用时代遗赠及对他们的提炼、升华和化用，使作品失去了“笔意”与“古味”。古文字的字法不仅具备“字形”出新的可能，也必然牵涉到书法、章法等相关的新变。因而，传统仍然是做学问人一生为之倾心的，所谓“旧”这是常人的说法，只要克服钱穆所说的中国艺术“其长处在精光凝聚，短处则若无横溢四射之趣”，其旧也是新了。我相信，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古典主义者。艺术的创新就是这样，学识的心得大于情趣的出新，自得更是创新的前提。
《化纤工人宋力收集报纸与杂志创刊号之印》系鞠稚儒较为用心且较满意的一方作品，是印圆润流走而又不失笔意，刀法使转自如，工致精妙爽利，线条流畅静雅，意在铁线、元朱间，而谋求两者交融，给人以初看似曾相识，细品又不可名状的审美意味。其实，中国篆刻的创新方法都可以探索，我极赞同陈佩秋先生的主张，即在“传统先进典范基础上的升腾变化，重要的不在于新，而在于难与美。”许多习印者由于基础技能的薄弱，学养的缺乏，一边反对某人成为王福厂、陈巨来第二（其实他们连临摹一方都有困难），一边却聪明地绕开难度较高，积淀着中国篆刻传统精华，而亦步亦趋地取法那些尚属低劣的技法形式，托名“写意”，实则欺世盗名，想创新，但最终又无可奈何地落实到对流行印风的模仿与追随。这种所谓“尚势”、“尚趣”的印风，基本上以格调性情为第一追求，而法度则退到“兼顾”，技法则相对成为次席。这种乘兴纵奇“天下事贵痛快，况篆刻风雅事耶”的潇脱，已完全违背了作任何事情都必须具备的基本敬业精神，引导人们向浮躁的方向堕落，从而加剧了当代篆刻创作的世俗化的倾向。
《古渝州易福平氏字持斋号观傭，别署禔安楼珍藏金石书画文字图籍之印》，乃鞠稚儒力作，此方多字印极尽穿插之能事，浑然天成，其贵在通篇气格雍容，非惨淡经营不能得法，非印外求印不能得趣，而风神自备，寓铁刃于笔墨之中，寓法度于万象之外，故能刀笔融通，古艳冷凝。前贤印佣，印农二老尤以此称雄印坛。依拙见，是印较诸王、韩二老亦无多让，真伟观矣。随着收藏热的逐步升温，需要篆刻家刻制精美的鉴赏、审定、收藏印，它的位置在字画的留白处，并非可有可无，而是缺其不可。各种公私庋藏的名迹，总有这个需要，足见其有举足轻重和画龙点睛的作用。米芾曾在《书史》、《画史》两书中论及治印于用印的问题，如“印文需细，圈须与文等”，“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这类印，无论书画形制如何，必以工整一路的元朱文、铁线篆或满白文最见精致雅洁，更须特别讲究印泥和钤印功夫，以使绝品传世，使人于赏之中得益良多。
鞠稚儒以扎实的功底，儒雅的书卷气息，成功的艺术实践，在印坛尚袭“无法而法”、“我用我法”时风的当今，向人们展示了一种寂寞的美丽，这的确需要佛家所说的大智慧和大定力。我交游甚众，独与鞠稚儒一握而成莫逆，正所谓性相近而习相倾。诚信之交的极致便是性情交，故虽相识甚晚而关河阻滞，鞠稚儒之与不才，反而精神若握，须眉丝丝如照。思之良久，此种似有夙缘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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