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福厂于民国前期供职北洋政府印铸局，并任故宫博物院鉴定委员，后随国民政府南迁金陵，直至1930年辞去印铸局之职回沪，真正开始他的海上职业篆刻生涯。抗战军兴，王福厂居沪上，时有人以厚禄为饵欲聘其出任伪职，被王福厂忿然拒绝。事后王福厂奏刀，刻成此“山鸡自爱其羽”一印，以明其志。 该印切刀波磔起伏，刀痕清晰，生机勃发，变幻莫测。浙派程式切刀法的技巧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充分体现金石冶铸的质感与魅力。篆法中以缪篆体横向取势，字形虽规正、绵密，而像“鸡”、“羽”二字及“爱”字中间横画等略带弧形，加上运刀顿挫，使印作平正之中寓古拙流动之趣韵。布局中因左列排叠均满，则疏其右列“山”字和“自”字上端，使全印呈现疏密对比变化之美。上下两条边栏稍宽，苍朴敦实，全局安稳，又与印文内外相谐相融。而左右边框细单虚灵，不仅使四周边栏求得变幻，也使茂密的左列印文得以疏朗透气。 晚清之际浙派印风渐趋式微，私淑西泠者的作品也多程式僵化，去古日远。逮至民国王福厂出，力振颓势，终使浙派风格得以中兴，功不可没。王福厂此路篆刻得浙派之薪传，尤得陈曼生之神髓，并在此基础上作自我发展，所作典雅温藉，醇正含蓄。此路印式后被其高徒吴朴堂、江成之等完美继承，薪火相传，浙派篆刻艺术得以生生不息。
西泠印社的勋臣唐醉石，一生致力于浙派及秦汉玺印风格的传承与创新，并精篆隶书法。与西泠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厂也为莫逆之交。二人既为印铸局同事，篆刻风格又相近，被奉为现代浙派篆刻中兴的双子星。 “挥毫春在手”为北宋婉约派词宗秦观《次韵答米元章》五律中的诗句。唐醉石以娴熟的浙派切刀与篆法为之，章法安稳妥帖，用刀沉着淋漓，线条波磔顿挫，已将浙派短切技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全印精气弥满，独具雄恣英迈之气势，表现出一种强健劲爽、简洁明快的阳刚之美，又不失清朗雅正的古典韵味。 唐醉石与王福厂含蓄蕴藉印风不同，二人虽在字法纯正、章法稳练上不分伯仲，但唐醉石主攻陈鸿寿一路，法度谨严，用刀老辣，精力弥漫，深得陈氏雄迈恣肆、跌宕自然之妙，在线条的节奏感与质感上表现更为强烈。除此之外，唐醉石博采众长，取精用宏，上溯周秦两汉，下涉明清诸子。不论是奇逸错落的古鉨，浑穆敦厚之两汉印，还是渊雅婉畅的元朱与皖派印风，手法与面目多样，刻来皆能得心应手，也绝无乖张怪异之目，呈现出一位大家善于糅合兼使的超人素质。唐醉石在尊古的基础上也时时参入己意，较之晚清以来一些墨守浙派一刀一式，抱残守阙，陈陈相因的印人，益见大气宏阔。唐醉石曾自刻“合南北手为唐型”一印，表露出其志向与取法途径。
汤临泽为近代海上艺林中的仿古奇才，所复制的宋元书画、紫砂壶、古铜器、犀象印章等几可乱真。汤临泽早年从潘飞声学诗文，又师从晚清印坛大名家胡匊邻习篆刻。曾任暨南大学艺术学院书法讲师、北平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书画金石审定委员，建国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诵清芬室”一印是汤临泽应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屈大均后裔屈向邦之请所制，入编《诵清芬室印谱》。汤临泽虽立胡匊邻门墙，但与胡匊邻“宋元以下各派绝不扰其胸次”有别，其不为师门所囿，专研元朱文印一路，所作圆润娟雅，工稳秀丽，神闲意静，堪称一时能手。“诵清芬室”为典型的元朱文印，篆法取玉筯篆一路，线条婉约流美，圆劲流畅，粗细匀落，颇富弹性。至于印文，分别上下搭边，又字字独立，不做参差，疏朗灵动，也为元朱文基本布局之法。此印章法疏密自然，虚实有致，风姿神韵，摄人魂魄，令人为之心动。此印足以抗手赵叔孺、陈巨来师徒，却因湮没已久，后人无法一睹其风采。 因汤临泽善刻元朱文印，又精于复制旧印章，其早年曾用旧犀角、旧象牙仿摹宋徽宗、宋高宗、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王蒙、文徵明、唐寅、董其昌等四十四家宋元明书画及收藏大家的印鉴，再雕刻印纽并做旧后，售予得宝心切的平湖大藏家葛昌楹，后被人识破。此事虽属汤临泽早期为射利所为，但其模仿元朱文的功力，可见一斑。
禀赋特异的钱瘦铁，从一位贫窭的苏州碑帖铺学徒，经过名师指点和自己刻苦的努力，不数年即叩开了艺术殿堂的大门。其师郑文焯曾将年仅二十余岁时与前辈大印家吴昌硕、王大炘并称为“江南三铁”，这在当时等级森严、长幼有序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钱瘦铁曾数渡扶桑，担当起中日文化艺术交流者的角色。所不幸的是，正值钱瘦铁创作的黄金时代，却被打成“右派”，并在“文革”中被无情地摧残。 钱瘦铁篆刻创作数不胜数，其晚年一组毛泽东主席诗词巨印作品，雄恣排闥，天趣横生，动人心魄，古来无匹，达到其印艺的顶峰。“鹰击长空”巨印取之于毛泽东主席《沁园春·长沙》词句。在此钱瘦铁善于把握大局，不斤斤计较线条某处的崩裂、并笔，大刀阔斧，直抒胸臆，迸发出一股发乎天性、纯乎自然的激情，使印作呈现出大气磅礴，令人心潮澎湃的非凡气度，并完美呈现出毛主席词句中描绘的雄鹰振翅翱翔于辽阔的苍天，即有雄心壮志的人士在广阔领域中自由施展自己的才能的宏大气象与高远意境。 钱瘦铁喜制大印这一独特的功力，想必与其少年刻印时以砖代石和刻碑的经历密切相关，练就了他超强的腕力与指力。若谈到钱瘦铁的豪趣，虽发轫于吴昌硕却不为乃师所囿。吴昌硕之豪得力于古籀，辅以封泥瓦甓，线条内方而外圆，刀刃上退尽了火气。而钱瘦铁之豪得力于汉篆，辅以丰碑巨额，线条内圆而外方，刀刃上焠满了激情，这种一泻无余的豪趣使钱瘦铁更具备当今时代的特征。
钱瘦铁对当代印坛的另一大成就，是对一向遭人诟病的唐宋官印，进行去芜存菁的优化改造。唐宋官印因印面硕大而情趣枯乏，印文缭绕屈曲而失巧失拙，不为历代印人取法。钱瘦铁慧眼独具，大加改造，他将略施缭绕的汉篆，取代重复盘曲、单一拥塞的九叠文，取硕大而去其枯乏，取缭绕而去其屈曲，取饱满而去其闷塞，旧瓶新酒，巧拙并用，开创了现代流派篆刻中一个全新的印式。 “无限风光在险峰”亦为毛泽东主席七绝名句。印取扁形，章法分左右两列，篆法盘叠紧密，意在汉碑额、古砖文与唐宋官印之间，形式上也让人能立刻觉察到其渊源所在，然而并不给观赏者为填满空间作机械式的重复、繁缛蟠曲排叠感，而是在屈曲缭绕中包含了令人寻味的笔墨情趣与疏密情趣。此外印中“无限风光”四字的线条与“在险峰”相较，已具粗细轻重的对比，再辅以右宽左窄、古拙斑驳的边栏，使全印从右至左有一股由轻至重的渐进感。如同登山者攀登高峰，从平坦到险峻，最终领略到无限美好风光的过程。此印化腐朽为神奇，气格恢弘，峻厚生趣，印面充满着内力与张力。轻重、粗细、顺逆、刚柔、断续等巧妙的刀法组合，完美体现出钱瘦铁以拙为本，巧拙互用，形式用拙，内理寓巧的独特风格。 作为吴昌硕弟子中最为杰出的篆刻传承者之一，钱瘦铁发自天性的解衣磅礴，是具有“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神采。他在创作形式、刀法和印章气格上也大大发展了流派篆刻艺术，有着重大的研究与借鉴价值。
王个簃为吴缶翁晚年嫡传弟子，其早年笃好诗文与金石书画，由诸宗元推荐，拜缶翁为师，后又担任缶翁文孙吴长邺的塾师，得以常伴缶翁左右，面聆教诲。在诗书画印创作上突飞猛进。缶翁逝世前月曾题古隶联“食金石力，养草木心”勉之，王个簃也不负恩师厚望，传承、弘扬缶翁诸艺近七十年，手不停挥，至老弥坚，被沙孟海誉为“吴昌硕衣钵传人，唯王个簃一人。” “百年七万二千饭”为王个簃模拟缶翁印风，并蕴含个人创作技法的妙作之一。该印篆法取缶翁石鼓文之意，笔法沉厚浑朴，线条劲健古拙。在此王个簃于篆法中参差若干方笔，如“百”、“年”二字外形，和“七”、“二”原本长方字形，使印作气格愈加峻健宽博。此外王个簃的用刀与缶翁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线条酣畅生辣，时时锋棱显露，与缶翁的圆厚苍润有别。另该印的残破也是深思熟虑，“年”字逼边处的残损，“千”、“饭”二字的大块面并笔，营造出一股朦胧空灵感，又增添金石之气，也使印章左右两侧边线产生不同位置的内凹，突出全印上下两端的留红。而这种束腰修身之法在现代大篆刻家来楚生白文印作中也曾频频使用，使印作愈显峻健，精神振作。这也是王个簃在缶翁浑穆苍古的基础上，将个别篆法易圆为方后所做的相应变化，诚为善学者。
邓散木原籍上海，师从缶翁高足赵古泥。篆刻承乃师之神工，并参融古鉨、封泥、陶砖、瓦当等，所作章法离合稠叠，变幻万端，刀法雄浑刚健，奇肆纵横，给观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因邓散木性格狂放、狷介，无论取别号、斋名或印制展览请柬等，每每惊世骇俗。加上其篆刻创作精力饱满，并于沪上屡屡举办金石书画展览，出版了大量印谱，使其名声大振，在上世纪四十至八十年代达到了高峰，甚至在印坛的影响力远超乃师，流风远播海内外。 “跋扈将军”为后世介绍邓散木印艺时必选的作品，包含着邓散木丰富的篆刻创作技法与理念。此印虽源出汉魏凿印，但线条、篆法与布局，均为“新虞山派”的自家手段。如章法上“跋”字“足”部不仅上下分离，又将“止”部与横画排叠、错落的“扈”字融为一体，由此“跋、扈”二字中形成了数处近三角形的红白块面，富有装饰性，也是赵古泥、邓散木一脉印作中吸引观赏者眼球之处。这种打破字构、分拆部首、重新合并而造就新块面的手法，确是“新虞山派”最具巧心、呕心沥血之处。加上印文如“扈”、“军”的梯形外形，稳若泰山，也是“新虞山派”最为常用的篆法形态。至于“军”等字左重右轻的渐变法，已成为邓散木章法调节中惯用的技法之一，屡试不爽。 此印章法苦心经营，用刀较赵古泥更为生辣猛利。印文左低右高略微欹侧，遥接古代急就章，充盈着一股骄横放纵、桀骜不驯之气，正与印文相合拍。
名震中外的现代艺坛巨擘张大千，年轻时因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谢氏不幸病逝，情殇难释，感慨人生无常，前途迷茫，留日归国不久便至上海松江禅定寺决定出家，主持逸琳法师为其取法号“大千”，即“三千大千世界”之省语。后因不愿剃度，至沪上先后拜书法名家曾熙、李瑞清为师，并凭借其超人的绘画天赋，走上了奇异多彩的人生艺术道路。 张大千早期善制印章，也曾应曾、李二位业师之命篆印，后因画名太甚，无暇顾及，至晚年才偶有遣兴自制者。“三千（大千）”一印为其自镌自用，三字章法高低大小从左至右依次排叠，中间横画一贯到底，三字公用，牢牢地将三千串联起来。至于“千”字三个上端折笔与垂笔线端，同中求异，手法微妙。上部倾斜的边框更加重了印文的欹侧势态，使印作产生奇崛峭拔之势。此印篆法虽简约，方楞的走向与中间长横画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框架，无松散之弊。印文虽为三个“千”字，即大千世界之谓，观者切莫拘泥于文字表象，产生误释。 后人将张大千刻印四十余枚辑成《大千印留》，以率真、洒脱的写意印风为主。有为大千放弃刻印而颇感惋惜，想象他原可成为缶翁、白石等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的大师级人物。然而对通才张大千在书画创作、鉴藏古画、烹饪厨艺、莳花造园等方面的造诣，岂是被一般意义上的“四绝”所能束缚，似乎也无需为其在篆刻上的得失而惋惜。 原文载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千年书法图史·篆刻卷》，2020年版。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研究员、西泠印社理事、上海韩天衡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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