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朝鲜半岛注定要成为中日冲突的重要战场。所以，就不能不提朝鲜半岛在隋唐时的局势！ 朝鲜民族是中国商周之交的中原移民与半岛上的原住民融合而成，据《史记》记载，殷商王族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箕子朝鲜”在中国秦汉时期为燕人卫满所灭，卫氏取代箕子，史称“卫氏朝鲜”。  西汉武帝在公元108年发兵灭亡卫氏朝鲜，将朝鲜半岛北部收归西汉政府郡县体系之内直接管辖。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各军阀混战，朝鲜半岛陷入了无政府主义，半岛南部百济与新罗的崛起也加速这个地区脱离了中国大陆的统治 。 百济以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为都城，领土大致在朝鲜半岛西南部。新罗首都为金城（今韩国庆州），最初领有朝鲜半岛东南部，后统一朝鲜半岛。更要命的是，在朝鲜半岛上竟然还有第三股势力，这就是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 发源于中国东北的高句丽地方政权，它是一支彻头彻尾的中国本土势力，而并非朝鲜土著。当高句丽部逐步统一了散落各处的部族政权，他们向西发展以图生存，但不巧的是这个时代，中国大陆虽然分崩离析，却有一位牛人牢牢控制着北方的政权，这个人就是曹操。曹操攻占辽东的时候，不但粉碎了高句丽的扩张计划，还一路东奔，一举打到了高句丽的都城丸都城下。 高句丽国王想做钉子户，但是曹操可不答应，他手下的“拆迁队”一哄而上便把丸都古城夷为了平地。  被打得灰头土脸的高句丽迫于形势，只好转向朝鲜半岛发展，没有想到这却成为了一个崭新的政权起点。 正是由于高句丽进入朝鲜半岛，才最终上演了半岛版的“三国演义”，高句丽、新罗、百济，三方政权，在这座与中国大陆息息相关的半岛上相互攻伐，彼此互不相让。 公元594年，高句丽与百济、新罗几乎同时向隋朝朝贡，试图从大陆政权那里获得合法地位，以期对对方形成政治优势。 但高句丽之后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他竟然在公元598年，攻打辽西，公然对抗隋政权。隋文帝大怒，随即兴兵问罪，高句丽王立即上表谢罪，这才让隋朝罢兵。高句丽的这次冒险绝不是他们脑子坏掉了，其实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试探，他们是在试探隋朝的底限和实力。 这一次试探后，高句丽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突厥人牵制了隋军的主力，隋朝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高句丽的战争中。所以高句丽表面对隋朝表示臣服，暗中却在勾结突厥的力量反隋，并且屡屡对大隋政权挑衅。 不适合双线作战的隋政府，最终被高句丽这只狡猾的狐狸激怒了，从隋文帝开始，隋朝共发动了四次针对高句丽的战争，其中有三次是在隋炀帝杨广时代发动的。但即便是隋朝倾尽了全力，高句丽就像一块滚刀肉，你来打，他就跪地求饶，你走了，他站起来就挑衅你，什么难听说什么。 抱着被戏耍心态的隋军一次次在攻打高句丽的征途中无功而返，强大的国力也被消耗殆尽。隋朝的最终覆灭就和隋炀帝不顾后果三征高丽有着很大的关系。  就这样，朝鲜半岛的乱局，被一直搁置到了唐太宗时期。 到了唐朝，朝鲜半岛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在一开始的时候，虽然半岛三国互有征伐，但大多数时候，是南方的百济和新罗联合起来攻打高句丽。但与高句丽对抗的同时，百济与新罗也在进行着领土的争夺。 渐渐地，百济高句丽越走越近，他们开始穿一条裤子，共同攻击弱小的新罗。而此时，日本方面也有了动作。善于观察的日本人敏锐的捕捉到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朝鲜半岛与大唐王朝的敌对，对自己有着莫大的好处，如果朝鲜半岛落入了大唐的版图，那么中国在东亚的力量将是决定性的，到时候日本也只有给大唐当孙子的份了。所以，让朝鲜半岛保持对大唐的敌对，对自己才有好处。而趁机在朝鲜半岛上建立自己的势力，一直是日本人的梦想，扩张领土的野心在此昭然若揭。 基于这样的想法，日本做出了一个令人咂舌的决定，那就是暗中帮助高句丽和百济，打击新罗。  唐太宗执政初期，中央政府立足未稳，“攘外必先安内”是太宗不同于隋朝统治者的战略思想，所以他不愿对高句丽用兵，形成双线作战的局面。当然，起初他也并没有把问题想的太复杂，也没有注意到自己那个“好学生”日本的动态，只是觉得朝鲜半岛上的那几个小兄弟又打起来了，还是先去劝劝架吧！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借三国使者赴唐朝朝贡之机，分赠三国国王以玺书，并从中斡旋。谁敢不给天可汗面子？ 对于太宗皇帝的调解，百济与高句丽佯称顺从。但实际上他们是笑着答应，扭过脸就又去找新罗的麻烦。而此时，日本势力也在蠢蠢欲动，时刻准备着加入这场争端，力图分上一杯羹。朝鲜局势一时盘宗错节，变得极其敏感起来。 在此期间，虽然李世民也曾经派薛仁贵痛击过高句丽，但是薛仁贵兵力毕竟有限，所以并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事情就这么一直拖到了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联合高句丽再次进攻新罗，夺其城四十余座。后来又夺取了新罗战略要地棠项城，从此阻绝了新罗向唐朝进贡的陆上通道。 新罗再次向大唐朝廷告急。但此时的唐太宗正进行西北战事，面对新罗的求救，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百济进行严厉警告。但是，在没有红牌的情况下，一张软绵无力的黄牌，往往不能震慑那些心存侥幸的野心家们，高句丽和百济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天可汗面对高句丽和百济这种明晃晃不拿自己当回事的行为，真的愤怒了！但是他的愤怒却有着诸多的无可奈何，因为国内的事还没有彻底解决。而且朝鲜半岛的局势再怎么恶化，百济、高句丽包括日本，再怎么能折腾，也都是芥蒂之害，不疼不痒！在这位伟大的君王面前，尚有无数比这还重要的土地要去收复，总不能为了只蚊子，去放弃捕捉大象的机会。 好在，天下四方很顺利地被李世民搞定了，放眼望去，天可汗的眼皮里只有高句丽这一粒沙子了。唐太宗终于腾出手来准备收拾盘踞东北多年的高句丽政权，而且这次他选择了御驾亲征。李世勣（就是评书里的徐茂公）、李道宗、长孙无忌还有我们熟知的薛仁贵等名将，外加十万雄兵跟随李世民开赴前线，这完全可以看出李世民消灭高句丽，统一中国的决心。 公元645年，唐军势如破竹，冲破高句丽几道防线，但由于时入冬季，再加上薛延陀叛乱入侵唐朝，唐军只好被迫撤军，李世民一征高句丽无功而返。但李世民并未由此气馁，消灭薛延陀之后，太宗皇帝开始集结陆海部队准备在公元649年再一次征讨高句丽，目标直指它的都城平壤，但这一次唐军在安市（今辽宁鞍山）就遇到了高句丽顽强的抵抗，这让战事再一次陷入了胶着。经过连番的拉锯，唐军虽然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高句丽依然横在那里，不咬人但恶心人！ 面对辽东的将士的巨大损失，已经步入晚年的李世民，只能长叹一声，做了本章前的那首诗后，便宣布撤军，天可汗终其一生也为彻底征服高句丽，这成为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他甚至在晚年已经有了要组建强大的海军，从海路大举讨伐高句丽的想法，但还没来得及实现，就病倒在卧榻上。 李世民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真正平定高丽的叛乱了，在他弥留之际，他把自己的太子李治叫到了身边，这个看似软弱的太子，却读懂了父皇的用意，原来恨意也是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但谁也不会想到，大唐对高句丽的仇恨却演变成了一场大东亚的局域之战，在朝鲜半岛的战场上，我们第一次领教了日本的军事实力，也第一次和这个陌生的对手交了手。  由于唐朝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宫廷政变，所以很多人的实力，被严重低估了，比如唐高祖李渊的太子李建成，还有一向以软弱的面貌出现在大唐历史上的唐高宗李治。 唐高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与其父太宗相提并论，但这位看似文弱的帝王，却也有强势的一面。在即位后不久，他便发给了百济国王一份诏书，书中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姿态，他要求百济国王立即停止对新罗的军事行动，并把占领的新罗国土归还给新罗，如百济国王决意对新罗继续采取军事攻势，大唐就将派遣包括契丹籍士兵在内的联合部队，经由辽地深入百济。对于事件后果百济王可先行自酌，以免后悔！ 这封诏书很古怪，百济王看得挺纳闷。 因为李治并没有发给和大唐梁子结的最深的高句丽，而是发给了百济。这是大唐要去征伐高句丽前的离间，还是真的要对百济动兵？思绪良久，百济王突然冷笑了一声：“大唐，你能奈我何？”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百济王廷上下对大唐的国家实力和战略意志评估发生了严重差错，他们认为高宗时代的唐朝虽然已基本完成王朝初级阶段建设，处于国力上升阶段，但仍没有摆脱被动处境，认定这个庞大帝国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仍会继续韬光养晦隐忍下去。并且百济继续用传统眼光衡量本国处境，因为从地理上来看，百济与唐朝陆路不通，两者之间隔着唐朝一直没有平定的高句丽割据政权，于海路而言，两国隔海相望，今天的黄海对于公元7世纪的人类来说是一道难以从容逾越的天然军事屏障，所以百济王廷才敢对这份警告置若罔闻。 大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百济与高句丽再次达成战略默契，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新罗。新罗局势再次紧张，立即向大唐中央政权告急。 这是典型的拿村长不当干部！  请所有的读者记住，唐高宗绝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从来只会说对某些事件表示遗憾之类的话软柿子，要论说干就干这点上，他比起唐太宗还要坚决。他干脆放弃单纯的口头警告，立即做出实质性应对。高宗派出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试图从陆上减轻新罗的军事压力。 这苏定方是何许人也？ 如果各位爱听评书的话，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在《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中都有此人的身影。 他本名苏烈，字定方，冀州武翼人。他曾是窦建德的部将，归顺李唐后，又随李靖突袭东突厥，他当时只带着二百骑兵，竟然直接闯进了颉利可汗的帅帐，使得他仓皇逃走。后来他又随程咬金征讨西突厥，他又只率领了五百多骑兵，就斩杀了千余人，但是由于程咬金的犹豫不决，丧失了彻底消灭突厥的机会，但这场战争还是体现出了苏定方良好的战争素养。 太宗一朝将星闪耀，苏定方的才能就被埋没了，但是是金子就会闪光，唐高宗把东征高句丽的重任交到了苏定方的手上，就是认可了他的才能。 苏定方手中的兵马并不多，高句丽对唐军以往的作战经历，让他们低估唐朝战争决心。结果一场遭遇战下来，轻敌的高句丽军队被唐军被斩杀千余人。 但对于唐朝来说，由于所派兵力不足，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意图，新罗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但谁也不会知道，这次攻击同样也是唐军的一次布局。因为李治想让百济狭隘地认为，打它，唐军只会从陆地上来。 高句丽军队对唐军的轻视，基于它认识到唐朝战略重点还在西北方向。大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压力缓和下来。这年正月初二，苏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凯旋，唐高宗在乾阳殿召见。 3月，百济继续以高句丽为屏障，多次发动对新罗的压倒性战事。新罗国王金春秋无计可施，只得通过多种渠道再次向唐朝中央政府派来求救信使。 3月12日，唐高宗下定决心，集结重兵要一举改变长年不稳的东北局势，这次远征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公，这次唐朝出兵十三万，可谓浩浩荡荡。 新罗王金春秋收到唐军出兵的消息，泪涕横流，由于在此前数十年，唐朝的战略重心一直未能转移至东北亚地区，而新罗凭一国之力，应对高句丽、百济以及日本三国压力，苦撑局面，大多数时间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大片国土已沦丧，新罗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  金春秋遣将军金庾信，领精兵五万在半岛南部策应唐军的行动，这五万人是新罗最后的有生力量。而就在百济人还在犬牙交错的战场上与新罗对战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唐军这次改变以往的战略。 这次唐朝来真的了！再也不是警告，也不是小股兵力的试探，而是浩浩荡荡地向朝鲜开来，这是天兵，连凶悍的突厥人都惧怕的肝胆暴烈的天兵。而且更让高句丽和百济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唐军根本没有搭理高句丽，而是从海路直奔百济而来。在唐太宗一朝就已经构想的海军，终于在高宗的时代出现在了百济国的海岸边。 在高句丽与百济混战时代，由于高句丽对百济形成巨大军事压力，百济首都步步南迁，先从慰城迁都熊津城，后继续南迁至泗沘城。泗沘城依山而建，下临白江天险，地势险峻。但百济可守的地方，却只有这一座孤城而已。 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6月，战机已经成熟，苏定方从海路率部在仁川附近登陆，新罗王金春秋亲自率兵出京城（今韩国庆州），到达今天的仁川以东数十公里的地方。双方于7月10日在百济南部会合，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了百济王都城泗沘城的城下。面对十八万唐罗联兵突然出现，慌乱之中的百济王廷立即组织力量在白江口处和沉岘（今韩国大田市西南）以步兵阻击，但很显然已经晚了。 百济的步兵，欺负新罗兵还凑合，但遇到跟突厥、高句丽都不含糊的唐军，劣势尽显无疑。 苏定方兵分两路，击溃了前来阻击的百济先头部队，直扑泗沘，随后在距离泗沘城数十里的地方与百济国主力部队展开角逐，结果唐军大获全胜。泗沘陷入了十八万唐罗联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在城被围的第二天，百济国王扶余义慈带着太子弃都而逃。留在泗沘城中的王子扶余泰趁机自封为王，太子隆之子扶余文思害怕扶余泰对自己下毒手，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率先向唐军投降。扶余泰见大势已去，也率官请降，泗沘城陷落。 7月18日，百济国王扶余义慈率太子扶余隆及熊津方面部队自熊津城请降，之后百济各地纷纷向唐朝臣服。 百济大局已定，被欺负久了的新罗人终于到了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了。  而搞笑的一幕发生了，不久前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新罗人终于挺起了腰板，把二十多年的一口怨气，狠狠地吐了出来。其中最活跃的就是新罗的太子，他责令百济太子扶余隆跪于自己的战马之前，并且厉声唾骂：“你老爹当年枉杀我妹妹，二十年了，你知道会有报应吗？你可曾想到现在会落到我的手中！”作为亡国太子的扶余隆伏地无言，只有全身哆嗦的份了。 要按新罗太子的意思，就该把百济王剁了，但苏定方可不答应，骂两句出出气就完了，这些百济王族必须押送到长安去由皇帝处置才行。 自3月10日高宗皇帝下发远征百济诏书，至8月12日平定捷报抵大唐京城，前后共计五个月时间，割据海东近五百年的朝鲜古国百济在须弥间灰飞烟灭。 一代将星，在朝鲜半岛闪闪发亮，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战争远远没有结束。 百济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百济一位王子扶余丰竟然从唐罗联军的重重监视下跑了出来，而他的路线并不是北上投靠高句丽，而是向南跨海投奔了一直暗中帮助百济的日本。 日本，这股新势力终于撕下了他们的面纱，正式走到了这场战争的前沿，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有大唐，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 《夜狼文史工作室》特约撰稿人：大胡子二零 大胡子二零，原名尹剑翔，著名历史作家，出版作品有《稗官女史》系列、《青铜时代的妖娆》、《他们曾经这样狠》、《曹魏乱世智囊团》，长篇悬疑小说《鉴宝》、《绝望的密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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