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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离后人近，而离今人远 ——张舜徽先生及其《爱晚庐随笔》 “吾离后人近，而离今人远”是张舜徽先生（1911——1992）生前常讲的一句话。这是源于先生学术的自信，还是一种深刻的寂寞？ 在学术上先生是自信的。先生一生以通人自许，提倡通人气象，反对偏守一隅的所谓专家。对于某些人动辄以某某子弟自许，声气标榜，自立门户，先生颇不以为然。先生谓：“识字是问学的开始，但并不是目的。有些人一生厮守《说文》，慵懒自矜，其实《说文》就是汉代的《新华字典》。”先生这样说并不是轻视《说文》，先生所撰《说文解字约注》，洋洋二百余万字，是许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但先生并不愿以小学名家。先生于《旧学辑存叙目》中谓：“平生自励所以教人者，期于淹贯博通，而不限于一曲。”先生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他通人理想。他一生著述二十余种，八百余万言，于四部之学无不涉猎，创获良多。 在小学上，他有《广文字蒙求》、《唐写本玉篇残卷校说文记》、《说文解字约注》、《演释名》、《声论辑要》、《小尔雅补释》、《异语疏证》等著作；在经学上，他有《郑学丛著》、《毛诗故训传释例》、《两戴礼记札疏》；哲学上，有《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要》、《敦煌古写本说苑残卷校勘记》、《中论注》、《世说新语注释例》；文献学上，有《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四库提要叙讲疏》、《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释要》等。而张先生于史学最为精通，其成果也最为丰富，其论著《中国古籍校读法》、《史学三书评议》、《中国史论文集》、《顾亭林学注》、《清代扬州学记》、《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华人民通史》等，在史学领域里流布甚广。先生一生坎坷，尤其是解放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但先生从不曲学阿世降志辱身，而以非凡的毅力著述不辍：“如贞松之后凋，黾勉从事，不敢遐逸。即至晚暮，犹惜分阴，因自号无逸老人。”（张舜徽《八十自序》）。当今学术界学问之纯粹、学术成果之丰富、学术境界之博大，实无出其右者。有其博大者，无其丰富；有其丰富者，无其纯粹；而其雅正畅达平白自然的文笔，更是罕有人匹。曹聚仁先生在《中国学术史随笔》中断言：“张舜徽先生的经史研究，也在钱宾四（穆）之上”（第287页），而那时正值“文革”的1970年，先生的大部分著作还未问世。 但先生又是寂寞的，他的学问雅正纯粹，不作惊人之论，更不附庸政治，没有轰动效应，先生的影响也仅限于学术界。《爱晚庐随笔》一书仅印了七百五十册，而这部书恰恰是先生的精心之作，先生自谓：“大抵频年论学论艺之语，多萃集于是编。”但这样一部博古通今、见识高远、文笔清雅的论学著述，竟只有几百册的印数，足见我们的时代没有完全理解这位博雅融通的文化老人。这就难怪先生要寄希望于未来，寄希望于后人对他的理解与感动。 在先生的诸多著作中，我最喜读《爱晚庐随笔》（以下简称《随笔》）。这不仅因这部书广涉四部，在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多方面给人诸多启示，更在于这部书名曰随笔，行文更自由更灵活更畅达，也更具先生人格风采，让人体悟到一位文化大师敦行励学的良苦用心。但我真正读这部书时，先生已辞世多日。虽然早就领略了先生的广大博通，但读过之后，仍有望洋向若之叹。全书纵论学术，其声琅琅：“或评古人成败之得失，或品旧籍之高下良窳；或析文字，或谈训诂；或及周秦诸子，或涉历代儒林；或言养生之道，或语为文之方”，先生由古及今，出文入史，纵横捭阖，仪态万方，有如大江奔流而下。读先生的书禁不住使我想起了顾炎武先生的《日知录》，而《随笔》视之为中国当代的《日知录》可也。 已无从知道先生写作此书时，是否有这样的悬的，但我相信先生一定想起了顾炎武，《随笔》常常征引顾氏的话便是明证。先生一定对顾氏之学心仪不已。他专门作过《顾亭林学记》，张大其学术，人谓顾炎武开乾嘉学风，先生以为顾炎武之成就远在乾嘉诸儒之上。《日知录》以“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为旨归，而用这样的话来概括《随笔》也是恰当的。顾氏自信《日知录》是“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而《随笔》则是经术、治道、博闻之总汇也。《随笔》分《学林脞录》、《艺苑丛话》两部分。《学林脞录》论史论经论子论集论科举论道术论治学论修身，读之惊怖其见识之高；而《艺苑丛话》则品书画评工艺论图书谈武术，读之叹服其见闻之广。 先生论学以识为高，先生自己就气象非凡见识超人。先生一生浸润于古典文化里，但先生博古而不泥古。他说：“儒生大病，在于尊古卑今，好发议论，不切实际。”其思想不偏执不僵化，他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力，在于经史子集无一不精熟，仅二十四史就圈点三过，但先生却极富现代意识。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怎样走向现代化？一提到现代化人们总想学习西方，而把传统文化视为障碍。先生不通外文，对西方哲人的著述也很少涉猎，但其眼界其见识都极富世界性与现代性，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博通之人本身也可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随笔》中时时表现出来的卓识远见与融汇弘通，显示出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力量。 《随笔》中有“万事成于摹仿”之论，谓：“今人恒谓为文贵能创新，而以摹仿为病，不悟天下万事，何一非出于摹仿乎？子生三年，而后免于父母之怀，自此学言语，学饮食，学行走，凡百营为，莫不摹仿他人动作，以成为己之本能。稍长，见事多，遇人广，则摹仿之范围愈大而智慧愈增。人之成才，非可与世绝缘，摒除一切摹仿，而可独立树立者也。大于治国，引进他人先进智慧，非摹仿乎？小至飭躬，学习他人模范事迹，非摹仿乎？乃至书法绘画，皆必自临摹始，何独于为文而耻于摹仿乎？” 张先生认为，摹仿即是继承，一切发明创造都是继承之后的发明创造。一无根基之发明，只能表现出无知，无知使人胆大，无知使人自诩为发明创造。孔子讲“述而不作”，述就是继承是讲述，在文化上他们更重继承重建设。而一个时期以来兖兖诸公皆以发明创造为己任，横空出世，放言无忌，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推翻那个，不遵守学术纪律，不讲求学术规范，但求一己之私，逞一己之智，所到之处是非文化与非文明的喧嚣。同孔子、顾炎武一样，张先生是文化的建设者。先生著述二十余种，均以述为主，立论平实，从不盛气凌人，更无强词夺理之弊，他带给人的是生命的静气，而没有什么轰动效应。而惟其如此，才具有建设意义，先生为后人所知者，必因其建设。 先生执教六十余年，培养学生数以万计，他指导的博士生、硕士生就有近百名之多，但先生从不以宗师自居，自结门派。《随笔》中就有先生专设“为学不可拘守一先生之言”条，反对汉武以来各以己见为守、私私相授、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狭陋风气，提倡“所师不专于一人，所学不专于一业”的博通气象。韩愈《师说》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先生深深服膺此语，但又以其仅将“道”理解为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孟轲一系相传之所谓道，以为“何言之隘陋，一至如此乎？”先生认为：“夫道之在天地间，充乎六合，岂此数人所得而私，又岂此数人所得而尽有之乎？”“道之弥于六合者，存乎于天地万物，则吾必以天地万物为师。天行之健也，地德之厚也，天之无私覆也，地之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照也。天地之生物功成而不居也，云雷致雨而后退也，山岳之广宣而多文也，岂非吾之师模乎？以言乎物，则水之清淡而平也，竹之虚中而直也，稻麦之生生不已也，花果之累累多实也，石土坚实也，玉之温润也，虎步鹰扬重而有威也，鸱顾熊经之自强其身也，鸿雁高飞以自全也，鸡之能各司其职也，骥之能千里也，龟之善掩藏也，蜂蚁之能群也，慈鸟之反哺也，又何一非吾之所当效法乎？世人徒知五禽之戏，为取诸物；而不知物之可为吾师者多矣。故昔贤有以师水、师竹、师雨、师石名其居者，即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吾故曰：善自得师者，在能以天地万物为师。” 先生此论超越了尊重自然的一般见解，不仅要尊重自然，更要学习自然师法自然理解自然，从对自然的理解与感动中获得人生的思想启示。因此先生在师生间提倡一种自由商量平等自然的关系——“朋友即师弟也”，“愿学者果能以友为师，传学者果能以友自处，即切磋琢磨，相关而善，讲习之益，於斯为大”，先生与学生以友道相处，从不将己见强加于人。他说指导研究生也应是古代书院式的，聚集大家来读书，讲习讨论，如此而已。这与那些矫情造作盛气凌人的宗师风气表现出多么不同的气魄！ 先生厚古而不薄今、通史而知今，正表现出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老人。《随笔》不惜笔墨写了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写魏源、曾国藩、张之洞、章太炎、梁启超、左宗棠、蔡元培等近现代历史人物，对其成败得失均有高论，尤其对胡雪岩这位民族工商业者的分析，更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先生一方面称道其经营之功，又斥责其骄奢淫逸，实乃祸败之原。这对中国当代企业家不无警戒意义。先生的目光从上古的石器、青铜，到《周易》《周礼》《二十四史》等古典文献，再到近现代历史人物，他的目光不断下移，反映出他对中国历史命运的关注，博通古今正是先生的治学气象。 先生平素不屑于辞章之学，记得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课，就引刘知几“耻以文士而得名，期以述者以自命”来告诫我们。先生以为诗词曲赋之类欣赏可以，但不可以托命。因我是中文系毕业，当初以为先生的见解可能是专业间的距离。而读先生《随笔》令我大吃一惊，先生竟用四卷的篇幅来品书画、评工艺、论图书、谈武术，先生不仅是史学通人，也是艺术的行家里手。先生自谓：“余自少即有书画之癖，童年时摩挲家中旧藏，取以张之室壁而换易之。”传统艺术的熏陶，培养了他非凡的鉴赏力。《品书画》一卷，仅记平时亲见之书画，而前人未予评论者，竟有一百二十余家，黄庭坚、马远、赵孟頫、唐寅、仇英、王守仁、徐渭、董其昌、吴伟业、朱耷、黄道周、刘墉、扬州八家、何绍基、曾国藩、左宗棠、翁同龢、沈曾植、康有为、梁启超、吴昌硕、陈衡恪、齐白石等人的书画，先生或珍藏过、或品评过、或欣赏过。至于金石鼎彝之类，先生所记，都以亲见为主。先生一生游历四方，所到之处无不探幽揽胜、寻佚访旧，增加了先生的阅历，也开阔了先生的艺术眼界，先生时时告诫我们“读无字书”，即此意也。同顾炎武一样，先生有壮丽的西北游，先生在兰州大学教授多年，在那里看到的风光景物，听到的文人掌故，对先生有重要意义，《随笔》中记载了许多那里的“活材料”，用以考订文献。先生在记兰州时，与镇原老举人慕少堂为友，慕少堂告诉先生曾亲见杨贵妃手迹：“大唐某年某月某日，玉环为三郎写经。”乃杨贵妃之真迹，先生记慕少堂看后“为之伸舌太息，舌久不能收”，用传神笔法写了传奇经历、先生断言此必敦煌室中遗物也。 先生是相信进化论的，对文化也是如此。虽然他在世时声明并不显赫，但他自信“士有真才实学终必见知于世”、“古人古人书有灼见者虽久湮而必彰。”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他的学生说：“与君辈相处之日短，与后世人相处之日长”，先生之所云：“吾离后人近，而离今人远”，当本于此。先生是自信的，他的学术必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 先生师法古人，一生有早起之习。《随笔》中有“早起之益”条，引魏源“清明在躬，志气如神，求道则易悟，为事则易成”以教人。先生对早起之益深信不疑，因此他“一生自少至老，未尝一日晏起。每日凌晨三时辄醒，醒则披衣即起，不稍沾恋。行之毕生，受益至大。”“自顾粗有所得，悉有赖于早起也。”华中师范大学的师生都知道，张先生是桂子山上最早迎来日出的人。但1992年11月27日那个早晨，他没有按时起床。家人走进他房间的时候，发现先生已经去世了，但他的手还放在台灯上，想必他想把灯点亮，挣扎着坐起来，但未能成功。这是先生唯一一次没能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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