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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帝国之崩溃 子虚斋主2015年9月21日
一、 经济基础之破坏: 土地兼并，农民破产流离失所是两汉时期社会矛盾的根源。且终两汉之世总体程加速之势。 晁错《论贵粟疏》中：“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晁错之言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也形象的说明了小农经济的的不稳定性。要知道晁错之言是说在中国历史中有名的“文景之治”的盛世，盛世之民尚且如此，两汉其余时期农民的遭遇就更为凄惨了！ 当时的农民就是这样在帝国政府、商人、豪强、贵戚、天灾、战争等等的重重压迫之下纷纷破产，变卖田宅，买妻爵子，被迫抛离土地。商人、豪强、贵戚等趁机大肆掠夺侵占田土，致使“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当时的商人、豪强、贵戚们往往一家占地数百顷、上千顷。此等例证遍布两汉及三国史料不胜枚举。 农民被抛离土地以后无处求生“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或如无根浮萍四处飘零。致使帝国是去部分赋税、兵役来源。而这种现象与土地兼并成正比，到东汉末期土地大量集中，农民大面积破产，帝国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而另一方面土地大量集中在商人、豪强、贵戚手中，导致“相与同为编户齐民，而以财力相君长者，世无数焉 。而清絜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闲，无所益损于风俗也。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髃，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睇盼则人从其目之所视，喜怒则人随其心之所虑。”（仲长统《昌言·理乱篇》）“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 ；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埶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败，寄死不敛，冤枉穷困，不敢自理。”（仲长统《昌言·损益篇》）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他们凭借压倒性的财富优势过着及其奢靡的生活，并且奴役乡里，只手遮天，财赂自营，犯法不坐，荣乐过于封君，埶力侔于守令。严重影响帝国的稳定。 二、 地方冠盖、大姓势力不断滋长 秦汉统一集权国家是建立在具有大量原始氏族公社遗存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观《四民月令》可知当时农民虽分家分产但仍然在家长（或族长）带领下共同祭祖、祀天、播种、收获；婚丧嫁娶、赈济鳏寡仍是举族参与的。是以族长、家长、乡村中有威望者在帝国的社会基层发挥着重要作用，帝国统治者也不得不倚重于他们来实现对基层的控制。 东汉地方官员刺史、郡守、县令由朝廷任命，且不得由本地人担任。但他们的属僚诸如：长史、别驾、诸曹掾史等却是由地方长官在当地挑选，按照惯例当地冠盖、大姓的子弟有优先权。想来这个也算是当时官场的潜规则吧！《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英雄记“瓒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由此可见当时大家都将衣冠子弟出任州郡僚佐视为理所当然，公孙瓒不这样做便被作为反面材料记了下来。 南阳邓彪邓禹之宗，其父邓邯中兴初出以功封为鄳侯。其家族确定是南阳大姓无疑，邓彪“后仕州郡，辟公府”；汝阳袁安“初仕县为功曹，后举孝廉”；颍川韩棱为韩王信之后，世为乡里著姓，初为郡功曹；太原王允世仕州郡为冠盖；京兆赵岐仕州郡，以廉直疾恶见惮；赵苞，甘陵东武城人，初仕州郡，举孝廉，再迁广陵令。这样的例证《后汉书》比比皆是，又有某某“世仕州郡”、“ 家仕州郡”、“家世仕郡”等等。 如此时间稍长，一州、一郡乃至一县的地方僚属人选便相对稳定的出自于少数家族之中，也就是说地方僚属变相的当地为个别家族所世袭。（当然这些地方大姓、冠盖为官往往不止地方僚属）以至于东汉中后期地方长官下车伊始便须查问当地冠盖、衣冠。或彰其功德，选贤任能；或纠其不法，杀一儆百。两种处理都说明地方大姓、冠盖的势力之大已经到了一家一姓可以影响当地治乱与否的程度。地方长官往往不得不与之合作方能达己所欲。 三、 士大夫集团实力养成 东汉士人登进仕途，经由途径或有不同，应选科目虽然相异。然撮其要者不外：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造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观其登进之由，可知东汉选官：德为本而才为用；名为先而实为后。此尊儒之必然也！然选举之数率以每贰拾万人岁举一人为常，真可谓万里挑一也！ 士人以此而青灯黄卷，皓首穷经；克己复礼，高情远致。仍不能登进者，便巧设诈伪，以要虚名；刻情修容，高其声价；援引朋党，更相叹扬。甚或奔走权门，谄事显达。“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度”此之谓也！ 既已获者：抗尘走俗，投间抵隙；结比周之党，行谄媚之事，以求长保禄位，加官进爵。继而，大开私门，相互请托，买卖王爵，广树私恩，以求荫及子孙，永葆富贵。 关于东汉选举之弊当时便有很多人做了深刻的剖析，这里不再一一引用，若有兴趣可参看王符《潜夫论》务本、贤难、考绩、潜叹、实贡、交际，《抱朴子》审举、交际、名实、汉过，徐干《中论》谴交、考伪等篇章。 《后汉书·种暠传》有河南尹田歆谓外甥王谌：“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余助我求之。”河南尹为京畿之地，人口繁多，似岁当举孝廉六人。而因为贵戚请托，将名额占尽。田歆因念及报效国家，乃欲自用一名士。若非如此岂不是当年所举孝廉全都为关系户吗？ 时间稍长，围绕着东汉选举就形成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以东汉选举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为核心，我们称之为士大夫集团。既然是既得利益者组成的集团，那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损害。为实现这一目的，在集团内部不论贤愚，大家都竞相标榜，更相叹扬，彼此扶持；对于集团外部，则不分好歹，大力排斥，无情打压，肆意讨伐，一味诋毁。 东汉中期士大夫集团的实力已经十分强大，其中出现了很多数世为官、家世显贵，甚至累世公卿的家族。 京兆第五伦，初为乡啬夫，后举孝廉，历任会稽、蜀郡太守，永平十八年代牟融为司空，伦子颉位至匠作大将，伦曾孙种官至兖州刺史；南阳宋均通《诗》《礼》位至尚书令；均族子宋意家传《大夏侯尚书》累世显贵；汝南袁良《习孟氏易》，累世相传，后世袁安、袁敞、袁汤、袁逢、袁隗四代五人位列三公，号为“四世五公”，更有多人官至二千石；弘农杨震，家世传欧阳尚书，自杨震至曾孙杨彪“四世三公”；颍川郭氏自郭弘后数世以能明法律，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将者二十余人。 士大夫集团几乎垄断了帝国的文化，掌握着帝国的话语权和时政评论，最可怕的是他们在帝国政治舞台上扮演者最为重要的角色。 而且绝大多数士大夫身后都有一个庞大的家族，个人的命运与家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家族利益与帝国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选择的家族，而非帝国。 所以相对于帝国的集权，士大夫集团有者严重的分权倾向。何况到东汉后期这个集团的实力已经强大到了令皇帝感觉到严重威胁的程度。 四、 人口依附造成的严重结果 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帝国政府虽然屡屡下诏赈济、假田、任民垦田，但其结果无异于扬汤止沸。一来土地兼并的源头问题帝国无法解决；二来失地农民的生存是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即是社会问题还需要社会来消化解决，绝不是一纸诏书就能解决的。 失地农民为了生存往往为人佣工或佣耕，其性质分别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或以前的佃农。另有一部分农民虽然并未完全丧失土地，但是为了逃避帝国繁重的赋税徭役，将土地记于富豪名下，为其提供田租。无论那种情况在起初并没有农民与雇主或地主并没有依附关系。他们之间的依附关系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两汉之交的混乱加快了这种依附关系的发展，加深了依附关系的程度。 东汉时期依附民分为：宗党、客、奴婢。奴婢就是奴隶，是受帝国法律认可的依附民。宗党是与地主同族、同乡的依附民。客是指外来的依附民。宗党与客都是不受帝国法律认可的依附民。但实际情况是宗党与客长期的耕种地主的田地，甚至是子孙相承，其依附程度与奴婢差距不大。 《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载：“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又载：“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 这是史料能见到的客用于耕作的最早记载，其依附关系如何尚不能确定。但他们受主人驱使，从事畜牧和农业劳动，作战时又是马援的部曲，这一点是肯定的。 仲长统说，东汉的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三国志·蜀志·糜竺传》：“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赀产巨亿。” 另外门生、固吏到东汉后期也出现地位下降，沦为依附民的现象。 可见到东汉后期豪强们掌握了大量的人口，他们之间存在这强烈的依附关系。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帝国的经济，而且对帝国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地隐患。一旦条件成熟，大量的依附人口就会成为豪强的死人武装。三国的群雄们几乎全部都是合宗党、客、奴婢，而起兵的。
五、 大厦将倾 前面提到的豪强、冠盖、士族，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普通小民来说他们是统治阶级。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他们既是必须拉拢的力量，又是需要严加防范的目标。他们必须依附皇权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他们实力的强大又会对皇权造成严重的威胁；主观上他们必须与皇权合作，而客观上他们形成了强大的分权势力。吾人暂且称其为 “分权势力”。 东汉后期这种 “分权势力”的力量已经集结完毕。他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控制了帝国的基层政权，在帝国朝廷政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垄断了知识传播，掌握了话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大量的依附人口，掌握了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在合适的时机就会转化为武装力量。至此东汉帝国的分崩离析已成定局，所缺的只是契机而已。 桓、灵时期皇权与“分权势力”之间的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皇权利用宦官势力对“分权势力”进行打压。而宦官势力为了迅速增强自己的实力，对小民百姓的压榨与剥削较之“分权势力”显得更为酷烈。这就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大量农民在短时间内被抛离土地，他们流离失所、裸行草食，为了活命最终走上反抗的道路。东汉统治者为了平息农民的反抗不得不动用武力，而连年的战争又导致了大量农民的破产。加之，灵帝在位时卖官鬻爵，不择手段的搜刮钱财，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最终广大农民纷纷逃离土地，或者被迫接受“分权势力”庇护成为他们的依附民；或者四处流浪成为“流民”。公元184年的 “黄巾起义”就是流民问题的大爆发，也正是这次起义将行将就木的东汉帝国推向了分崩离析的深渊。 “黄巾起义”虽然最终被“分权势力”镇压，但“分权势力”也正是通过镇压 “黄巾起义”完成了力量整合，也看透了东汉帝国的虚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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