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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艺社”风波始末 国立艺术院的老师和学生们思想都很活跃，争论学术问题的气氛也很浓厚，然而不管是哪一派持什么观点，校长林风眠既不明确表态支持，也不表态反对，大家都以为林校长是保护他们、支持他们，对他们有好感。 1929年1月，学生陈卓坤发动学生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因有18人参加，地点在西湖，所以叫“西湖一八艺社”。学校对这个学术团体表示同意和支持，林风眠和克罗多被聘为导师，他们每月都搞一次学术展览，参展的作品有国画、油画、水彩、速写。1930年春天，他们在上海举行了首次公开展览，引起了上海美术界的关注。 不久，上海成立的“左联”派美联领导人许幸之到杭州，与“西湖一八艺社”的成员一起座谈，提出了“普罗”美术（指以劳苦大众生活为题材的艺术）的口号，但有的同学不同意这个口号，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西湖一八艺社”就此在组织上出现了分歧。张眺、陈卓坤、刘毅亚、刘志江等人称自己是“一八艺社”，把“西湖”二字去掉，以示与原来的组织有所区别，后来又吸收力扬、胡一川、沈福文、王肇民、汪占非、卢鸿基等人为新社员。这年夏天，“一八艺社”派刘梦荃、刘毅亚、胡一川为代表，到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正式成立大会，许幸之在会上提出了要搞“新美术运动”的问题，并提出“阶级立场论”。同时，鲁迅和冯雪峰编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也成了进步青年和“一八艺社”成员的必读之物。但此时的林风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提倡的“人本主义”与“新美术运动”“阶级立场论”并不吻和，是它们的对立面，国民党当局却嗅到了新的动向，便让杭州市党部派遣张彭年到杭州艺术院当训育主任，监督进步学生的行动。 1929年10月，教育部命令杭州国立艺术院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改系为组，由五年制缩短为三年制，附设高级艺术职业学校，招初中毕业生，三年制毕业。次年，即1930年杭州艺专诞生了“校歌”：“莫道西湖好，雷峰已倒。莫道国粹高，保俶倾凋。看，四百兆生灵快变虎豹！不有新艺宫，情感何以赢？艺校健儿，齐挥毫横扫！艺校健儿，要把亚东艺坛重造，要把艺光遍地耀！”这首由林文铮作词、李树化谱曲的校歌，唱出了艺专健儿“要把亚东艺坛重造”的信心和勇气，进步青年学生受到了有力的鼓舞。 1931年5月22日，“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第二次习作展览。林风眠为习作展览会画册题了“西湖国立艺专一八艺社1931年展览会画册”，卷首印了鲁迅为习作展览会写的文章《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鲁迅指出“一八艺社”是“新的、青年的、前进的艺术，唯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方面”，但这个画册特刊并没有在展览会期间发出。看到这个特刊后，林风眠立即把力扬、胡一川、夏明、刘梦荃等人找了去，说是要把鲁迅为画册写的文章撕掉再发。林风眠和鲁迅是很好的朋友，对鲁迅也很佩服，但是从去年（1930年）的春天开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就以“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的罪名，把鲁迅当作“堕落文人”通缉。画册没有发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林风眠的题字里面有“西湖”两字，即有了这两个字就不是左联的“一八艺社”，而是“西湖一八艺社”了。 上面说的林风眠题字和鲁迅文章的事倒在其次，重要的问题是国民党当局并不问你什么“西湖”派、“一八”派，也不问你打出什么招牌，张彭年只是说学生们受了赤化分子的利用，推波助澜，影响了“国家前途”，他让林风眠立即下令解散“一八艺社”，并开除或逮捕几个比较进步的学生。迫于压力的林风眠只好叫林文铮解散“一八艺社”，当局逮捕了学生张锷，另外几位如王肇民、汪占非、沈福文等也不能再继续上课了。还有林风眠比较喜欢其画艺和人品的学生张眺也被逮捕，法籍教授克罗多对国民党的这种做法很不满。张眺最要好的同学李可染找到林风眠，请他一定把张眺救出来。几经周折，张眺被保释救出，林风眠给了他一些钱，让他赶快出走。后张眺到了上海，担任了“左联”的党团书记。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艺专学生曹白、力群、叶洛等人成立了“木铃木刻社”，国民党当局先是派特务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破坏，接着又逮捕了他们仨。此时，国民党当局又要对进步学生进行一次大搜查、大清洗，林风眠知道他喜欢的学生李可染就在搜查清洗之列，立即写了一封信，信里装了60块钱，托人转给李可染，当作回家的路费。李可染一直视林风眠为恩师，在离开艺专的紧急关头，心里也在惦记着他的安全。  林风眠为“一八艺社”展览画册题字  鲁迅和木刻家曹白等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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