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是什么让世代的中国人挣扎在人欲的苦海里？

孟子学说从表面上看，给人以十足的理想化色彩，尤其是从人性善与仁义之道所阐发开来的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更是显示出其学说积极健康的一面，然而，当我们认真细致地解读其学说的核心结构时，就会发现孟子学说与其他一切形式的儒家文化一样，并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它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同样是有毒的。

为什么说儒家文化是有毒的？

如果说仁义之道是儒家文化的华美外衣，等级制度就是其华美外衣包裹下的恶的内核。在儒家文化主导下，一个人总是从属于小至家庭/家族大至国家的金字塔式不平等社会关系结构之中，人生存于社会所需要实现的欲望必须通过这种金字塔式不平等结构来实现，居于塔尖与塔底的人们在所获利益的差距上达到了无法计算的地步，因而，等级制度在家族内部乃至于全社会造成了更加广泛的利益冲突。

建构在家族历史主义意识基础上的儒家社会政治学说是以等级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连同国家也是少数超级家族集团的“家天下”。因而，不平等是人存在于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现实。

如果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善于“内斗”的民族，其文化根源正在于等级制度。

如果中国文化能够由类似于道家之类的文化所主导，就像印度文化那样，人的无限膨胀的贪欲得到了遏制，中国的大一统步伐也许不会那么快，甚至于国家也不必大、不必强。就像那些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至今还处于部落社会，并且可以长期共同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一样。然而，因为有了贪欲的无限膨胀，就必须有等级制度去支撑，只有这样，不同的人才能以不同的方式去分享国家资源，权贵们才能合法地拥有他们梦想中的奢华生活。

那么，孟子在其学说中是怎样论述等级制度的合法性呢？

 

孟子认为，等级地位的高低与事物在规模上的大小是一个自然意义上的概念。比如，人对于自己的身体，每个部分都是加以爱护与保养的。但人的身体有重要部分和次要部分，有小的部分和大的部分。人们不能因为保养了小的部分而损害了大的部分，不能因为保养了次要部分而损害了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只保养次要部分与小的部分的，是小人，保养了重要部分与大的部分的，是君子。（以上内容可见于《孟子·告子上》）

由此立论出发，孟子提出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维护等级制度的言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提出这种言论的来历——

战国时有位叫许行的农家学派代表人物，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谒见滕文公，说：“我这个从远方来的人，听说您施行仁政，希望能得到一处住所，做您的百姓。”文公于是给了他一处住的地方。他的门徒有几十个人，都穿着粗麻布衣，靠编草鞋织席子为生。这时，楚国儒者陈良的弟子陈相和他的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国来到滕国，陈相见到许行后大为高兴，就完全抛弃了自己原来所学的东西，改向许行学习。后来，陈相见到了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滕文公倒确实是贤明的君主。虽然如此，他还不懂得贤君治国的道理。贤君与人民一起耕作养活自己，一面烧火做饭，一面治理天下。现在，滕国有堆满粮食钱财的仓库，这是侵害百姓来供养自己，哪能称得上贤明呢？”孟子反问道：“许子一定是自己种了粮食才吃饭的吗？”陈相说：“是的。”孟子问：“许子一定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的吗？”陈相答道：“不是，许子穿粗麻编织的衣服。” 孟子又问：“许子戴帽子吗？”陈相答道：“戴白绸做的帽子。” 孟子再问：“是他自己织的吗？” 陈相答道：“不是，是他用粮食换来的。”

……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这段经典名言说的意思是：治理天下的事就唯独靠着能边耕作边干的吗？有官吏们做的事，有小民们做的事。况且一个人要靠各种工匠制成的器物才能生存，如果一定要自己制作而后使用，这是导致天下的人疲于奔走。所以说：有些人动用心思，有些人动用体力。动用心思的人治理别人，动用体力的人被人治理；被人治理的人养活别人，治理人的人靠别人养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作为农家学派的许行创造了一种“劳动着是快乐的”生活方式，师徒数十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着平民化的生活，仿佛一切皆已“大同”，这是一种知识阶层自食其力的平民化乐趣。而那些权贵阶层以及那些依附于权贵的士阶层，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显然，这涉及到贵族与平民之间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对此，善于思辨的孟子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明显有偷换概念之嫌。劳动是个广义的概念，而织布是个狭义的概念。“耕食”概念之中已含有织布之类的劳动形式，许行穿戴的帽子和衣服等是否需要自己去制造，有着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做尽“百工之事”。也就是说，热爱劳动的许行，从事于任何一种自食其力的劳动，均为劳动者的劳动方式，而不能因为他不能做帽子和衣服、不能制作铁器就否定他对于劳动的思想和态度。

劳动者固然有分工不同，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均是劳动的不同形式，孟子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截然分开的做法，体现了他的阶级本质。“何为天下之通义？”孟子所言的通义如何得以论证？孟子的“劳动观”代表了贵族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即居为上位的贵族高高在上，他们的价值观就是如何更加远离百工之人，更多地脱离体力劳动，并以此来显示其作为贵族的社会地位。

一旦失去了等级制度的华美外衣，儒家学说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连同学说本身也将不复存在了。

孟子竭力维护等级制度，认为不讲尊卑是大罪过。“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孟子·尽心上》）。对于陈仲子来说，（如果）不合道义，即使把齐国送给他，他不会接受，人人都相信他的操守，其实那充其量不过是舍弃一筐饭、一碗汤那样的小义罢了。一个人的罪过没有比抛弃亲属君臣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更大的了。凭着他在小事情上的义就相信他在大事情的义，怎么可以呢？

孟子十分向往周朝的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按照周朝的爵禄制度，不说别的，单就不同等级的人在“收入”上的差距就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如在土地有百里见方的较大诸侯国，国君的俸禄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是大夫的四倍，大夫是上士的一倍，上士是中士的一倍，中士是下士的一倍，下士的俸禄同在官府当差的百姓相同，俸禄足以代替他种田的收入。

按照等级制度来分配社会财富，单从经济学上可以计算出，虽然同为人类的一员，但他们的收入却有着何等巨大的差别。按照周制，一个诸侯国君的收入可以是一个下士的三百多倍。而这些仅仅是制度上的规定，实际差距远远大于这一比例。

儒家文化的毒害究竟在何处？

在等级制度下，人欲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命题。国家、土地、财富、美女……成了人们竞相争夺的目标。只要有等级制度存在的地方，人们就不可能停止这种低层次的源于贪欲的斗争。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舞台有多大，贪欲就有多大。权贵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控制更多的土地和人民。从“万国”到一国，贪欲使中国的大一统成为历史的必然。大一统本身并没有什么坏处，但问题在于，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权贵们贪欲的无限膨胀。无休止的贪欲主导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陷入了争夺世俗利益的苦海之中。

如果中国文化能够由类似于道家之类的节欲文化所主导，就像印度文化那样，人的无限膨胀的贪欲得到了遏制，中国的大一统步伐也许不会那么快，甚至于国家也不必大、不必强。就像那些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至今还处于部落社会，并且可以长期共同存在于世界的许多地方一样。然而，因为有了贪欲的无限膨胀，就必须有等级制度去支撑，只有这样，不同的人才能以不同的方式去分享国家资源，权贵们才能合法地拥有他们梦想中的奢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