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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诗简说】
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正是这样的原因，我们将该类诗歌命名为时事诗。
咏怀诗指向未来，咏史诗回顾历史，而时事诗则直接关照当下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用诗歌来反映时代的脉搏，社会的变迁。举凡描写当时社会政治、军事战争、民生疾苦、忧国伤时等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诗歌都属于时事诗的范畴。传统的所谓“诗史”、政治讽喻诗、边塞战争诗（描写边塞风光者当归入山水诗）等等其都可以归入此类。
孔子云：“小子何英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这里所说的虽然是文本之《诗》，但对后世文体之诗亦有巨大渗透力。（《礼记·乐记》）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合；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诗大序》总结了儒家诗学，以诗歌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它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曹丕云：“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刘熙载云：“《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艺概·诗概》）这种预制的创作模式，限制了后代诗人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诗人的审美创造。其优点是造成了中国古代诗人理性主义性质的审美心态，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时代，用诗来为天地立心，为生命请命，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主流。其流弊是把诗歌视为政治的传声筒，让诗歌成为某种思想的解说词，把诗歌引向概念化、教条化。同时，“温柔厚”、“发乎情，止乎礼仪”的要求束缚了诗人情感的表现，成为许艺术家不敢跨越的鸿沟。
叶嘉莹先生说：“昌黎载道之文与乐天讽喻之诗，他们的作品中所有的道德，也往往仅只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已，而杜甫诗中所流露的道德感则不然，那不是出于理性的是非善恶之辨，而是出于感情的自然深厚之情。是非善恶之辨乃由于向外之寻求，故其所得者浅；深厚自然之情则由于天性之含蕴，故其所有者深。”据此可知，同样是深入社会、关注民生、关注时代的诗，却有不同的流向：杜甫的《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等诗歌是其仁者心的自然流露，其仁心的光辉自然的向外溢发、扩充、弥漫。杜甫等人恪守原始儒家以民为本的观念，呼唤和恪守社会的公正道义，自觉地把个人与国家、天下联系起来。而白居易等人的诗歌则以预定的社会功利为目的，是一种主题先行的“向外之寻求”。从诗歌艺术精神来看，二者的确有高下之别。“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并不是诗歌的推一任务，而在表现这一任务时，倘若写得词繁意尽，过于直露，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诗歌的艺术感染力。纵然如此，白居易等人的诗歌较之于那些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宣扬愚忠愚孝的作品自有其可贵之处。白居易等人的作品，涉及到当时历史与社会的各个方面，揭露出许多社会弊端，达到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为权贵所“切齿”，充分发挥了匕首与投枪的作用，真正成为反映时代的“镜子”。对于这一点，我们既不能过分的夸大、抬高，亦不应该漠视或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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