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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赢学》

 过而能改 2016-09-29


《仕赢学》
 
                                                                                    冯道


    冯道出生在“为农为儒,不恒其业”的家庭。年轻时品行纯厚,不耻清贫,事亲孝而为
学勤,颇有古风。 唐末天祐年间,冯道曾任刘守光的参军,因常陈利害而惹怒刘守光。刘守光失败后,他逃到太原投靠当时在河东任监军使的宦官张承业,当了巡官。后张承业把他推荐给晋王,被任命为河东节度掌书记。李存勗与后梁军夹河对垒之时,郭崇韬要求裁减闲散人员,李存勗怒而欲“令三军别择一人为帅,孤请归太原以避贤路”。令冯道草拟文告发表,冯道执笔久之不写。李存勗正色催促,冯道说:“道所掌笔砚,敢不供职。今大王屡集大功,方平南寇,崇韬所谏,未至过当,阻拒之则可,不可以向来之言,喧动群议,敌人若知,谓大王君臣之不和矣。幸熟而思之,则天下幸甚也”。不久,郭崇韬向李存勗道歉,经过冯道的调和,此事顺利解决,人们开始佩服他的胆量识见。李存勗称帝后,冯道被破格升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冯道为人刻苦俭约。在晋梁交战前线,他在军中只搭一茅屋,室内不设床席,睡觉仅用一捆牧草。请将送他在战争中掠得的美女,他无法推却时就安置于别室,等找到她原来的亲人后再送回去。他因父丧丁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尽自己所有用来救济乡里,亲自种田背柴。有荒废田地不耕种的人家和没有能力耕种的人家,他就不声不响地在夜里帮助耕种,事后人家十分惭愧,前来道谢,他认为这完全是应该做的。守孝期满,后唐朝廷重新任命他为翰林学士,他赴任途中走到汴州时,正遇上赵在礼魏州兵变后李嗣源带兵进攻首都洛阳,孔循劝他等到局势明朗后再走,他认为奉诏赴阙,不可擅留,依旧快速赶赴京师。

    李嗣源向来知道冯道的声名,即帝位后任命冯道为端明殿学士,不久,迁兵部侍郎。一年后,又迁升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冯道引荐任用了不少有才识的孤寒士子,而对那些品行浮躁的衣冠子弟都加以抑制。尽管因此遭受一些人的讽刺打击,但一直得到李嗣源的信任。

    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太平无事。冯道打比方提醒李嗣源,借自己在河东任掌书记时出使到中山(今河北定州),路过井陉(今属河北)地区的险恶山路因十分小心而没有出事,等走到平地时以为可以放心大胆结果反而跌伤的事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李嗣源问他丰收年景的百姓情况时,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并且特地吟诵了聂夷中的《伤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李嗣源听了很受感动,命人抄下经常诵读。当李嗣源为得到一只刻有“传国宝万岁杯”字样的玉杯而高兴时,他说:“此前世有形之宝尔,王者固有无形之宝也。”并且进一步指出这无形之宝便是“仁义”。他因势利导地规劝明宗,既使对方乐于接受,又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他还因为“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今陕西西安)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这是中国古代印刷史的一件大事。李嗣源死后,他在闵帝李从厚时仍任宰相。当李从厚出奔卫州(今河南汲县)时,他又率百官迎接末帝李从珂入主朝廷,仍然被任命为宰相,后虽一度出为同州(今陕西大荔)节度使,一年后又任司空。后晋灭后唐时,他又投靠新朝,石敬瑭任他为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其荣宠程度更胜前朝。石重贵时,他仍为宰相,且加太尉,封燕国公。后出任匡国军(治同州)节度使,又徙镇威胜(治邓州,今河南邓县)。“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道事晋无状,道不能对。又问曰:‘何以来朝?’对曰:‘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诮之曰:‘尔是何等老子?’对曰:‘无才无德痴顽老子。’”这种自甘贬辱的态度使耶律德光感到高兴,被任为太傅。耶律德光曾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他说:“此时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有人说这种谄媚的谀词讨得了耶律德光的喜欢,因而没有夷灭中原人民。耶律德光北撤时,他一直随从到了常山。刘知远建汉称帝后,他以太师奉朝请。后周灭后汉之后,冯道又被后周任命为太师兼中书令为首相。


    冯道(882-954),是中国大规模官刻儒家经籍的创始人。字可道,自号“长乐老”。五代瀛州景城(今中国中部河北交河东北)人。

    后唐(公元923年~公元934年)、后晋(公元936年~公元940年)时任宰相

    契丹灭后晋,到契丹任太傅。后汉(公元947年~公元948年)时任太师。后周(公元951年~公元959年)时任太师、中书令。曾著《长乐老自叙》。


    冯道历五代十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十朝元老”。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
李存、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原、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十朝,基本上在每朝都受重用,是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


    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战乱和改朝换代这样大的社会动荡外,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波谲云诡、变动迭出的就要数官场了。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所谓建功立业,拜将入相,另一方面更要尽量保全自身,以固荣宠,其中自有诸多的学问和策略。但这些,正史中很少去正面描述,只是偶尔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而在个人著述中,更是很少有人提及。大约是因为这里面权谋的因素太多,不好明以示人吧。但尽管这样,仍然有人写下一些自己对为官之道的体会,当然不会将其公之于世,只是供自己把玩,或传给子孙作为参考。
    作者署名为长乐老的《仕道》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篇著述。长乐老是五代人冯道的号,经有关学者的初步研究与考证,《仕道》很有可能是冯道写下的。而从文中的口气看,作者有过官场的经验,甚至可以说是深谙为官之道的。倘若真是冯道所著,那倒真的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因为冯道是一位在官场中久经历练的人物,为官时间长,历任朝代多,任官职务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是最有资格,也是颇有可能写下这样的文字的人。

 

  修身第一

 

  夫上古无官,当时是也,民衣褐而穴居,食则同食,寝则同寝,无以己之私。而三代以下,丰饶日渐,仓有余廪,厩有余畜,民始有私。乃举贤人,设百官,导致以礼仪,威之以刑法。

  官者,管也。权者,衡也。所以设赏罚,明诉讼,断是非,辨好恶,检奸邪,消佚乱。管之,束之,导之,化之,衡之,以求其平。

  盖官不公而民不平,民不平则乱始生。故曰:平则不倾。此系于天下之治乱,社稷之安危,为宦者不可不察也。

  官者,以修身为要,故立德为先,而立功次之。

  何也?盖修身以立德,此为体也。立功者,用也。有体,用自在其中矣。不修身立德而建不世之功者,未之闻也。故子曰:吾日休吾身,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修身德方不殆,而功自立焉。

  官之德,曰忠,曰谠,曰清,曰廉,曰慎,曰勤。忠而侍君,谠而求直,此为本也。忠谠之下,乃可以曰清、廉、慎、勤而求功。故曰,欲立功,必以德先。

  然立己德,不若立天下之德,修己之身,不若修百姓之身。立己之德,仅一人而,立天下之德,众生降服,治矣。

  无德而求功,徒好名者,或难成其事,或为不世之奸雄。此不可不明之。

  然立德者,果必立功乎?曰不然。为官求仕,修身之下,自有道术在焉。官者,诈术也,犹言兵者诡道也。夫人心自有忠奸,事理有曲直,周公公而见谤,屈原自忠而被逐,比干剖心,箕子装疯。此皆有德而忠谠之士,苟无道术,难以求自身之全,矧求功之立乎?

  况事之成,功之立,不可不以曲求直,以反求正。呜呼,为政之也难也。余每历前朝之得失,未尝不扼腕太息。国之祸乱,民之危厄,皆政之咎也,未可归之于数。

 

  明察第二

 

  明察者何?时也,势也。审时度势,事方可济。

  况事有真伪,人有忠奸,言有虚实,理有曲直,此不可不察也。

  察而辨之,然后断真伪,判忠奸,辨虚实,定曲直。察之则明,不察则昏;辨之则明,不辨则昏。

  然大伪似真,大奸似忠,文饰之,深纳之,虚实难辨,曲直难定,故察宜明察,辨宜深辨。察而不明,辨之不深,则晨昏倒置,以伪为真,以奸为忠,以小人为君子,犹以稗草为幽兰,以鱼目为明珠,鱼龙混淆,黑白颠倒。以此用人,则事无成,以此断狱,则冤狱生。

  故名察之道,审时一也。时者,势也。得时则有势,有势则事成,失势则事败。善治者必先乘势。

  然则有势同而事异,有事同而势异,因势有就事。阐时势而通变,治之道也。

  知人二也。夫事之成,功之立,在于得人。然人有优劣,犹马之有良驽。而自古以降,以奸充忠,以假乱真者多矣。文以巧饰,言以虚夸,犹浮云之蔽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貌忠谠而心存其奸者,往往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故圣人曰:“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观其言而察其行,方可为知。

  言者,一也;行者,一也。言与行符,犹貌与神合。诸葛曰: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詹其看视。徒其言美而形不善,此不足为凭。

  亦可以道察之:或间之以是非以观其志,或告知以祸患以察其忠,或示之以利以验其廉。

  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治道之要,在知上之明否,察下之贤否。

  上之明,事之,上之不明,去之;下之贤,用之,下之不贤,辞之。

  兼听三也。魏征谏太宗曰,兼听则明。兼听者,集众议正反于一身,择善者而从之,择不善者而去之,此所以明也。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善莫大焉。

  故善察者见微而知著,见小而识大。

  知善恶,然后可以任贤良;明时势,然后可以知进退。

  欲除其害,必烛其奸,人未动而我先知,后发而先制,以此为政,庶可无虞。

 

  明察第二

 

  明察者何?时也,势也。审时度势,事方可济。

  况事有真伪,人有忠奸,言有虚实,理有曲直,此不可不察也。

  察而辨之,然后断真伪,判忠奸,辨虚实,定曲直。察之则明,不察则昏;辨之则明,不辨则昏。

  然大伪似真,大奸似忠,文饰之,深纳之,虚实难辨,曲直难定,故察宜明察,辨宜深辨。察而不明,辨之不深,则晨昏倒置,以伪为真,以奸为忠,以小人为君子,犹以稗草为幽兰,以鱼目为明珠,鱼龙混淆,黑白颠倒。以此用人,则事无成,以此断狱,则冤狱生。

  故名察之道,审时一也。时者,势也。得时则有势,有势则事成,失势则事败。善治者必先乘势。

  然则有势同而事异,有事同而势异,因势有就事。阐时势而通变,治之道也。

  知人二也。夫事之成,功之立,在于得人。然人有优劣,犹马之有良驽。而自古以降,以奸充忠,以假乱真者多矣。文以巧饰,言以虚夸,犹浮云之蔽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貌忠谠而心存其奸者,往往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故圣人曰:“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观其言而察其行,方可为知。

  言者,一也;行者,一也。言与行符,犹貌与神合。诸葛曰: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詹其看视。徒其言美而形不善,此不足为凭。

  亦可以道察之:或间之以是非以观其志,或告知以祸患以察其忠,或示之以利以验其廉。

  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治道之要,在知上之明否,察下之贤否。

  上之明,事之,上之不明,去之;下之贤,用之,下之不贤,辞之。

  兼听三也。魏征谏太宗曰,兼听则明。兼听者,集众议正反于一身,择善者而从之,择不善者而去之,此所以明也。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善莫大焉。

  故善察者见微而知著,见小而识大。

  知善恶,然后可以任贤良;明时势,然后可以知进退。

  欲除其害,必烛其奸,人未动而我先知,后发而先制,以此为政,庶可无虞。

 

远猷第三

 

  天下事,有可为者,有不可为者。为可为之事,智也。为不可为之事,义也。

  管仲相齐,遂成霸业;屈子忠谏,自沉汨罗。故有不可以成败论优劣,然事之成,功之立,必待有为之人,而必有为之人。

  有为之人,必深谋之,远虑之,此所谓远猷。远猷者,思远而谋深之谓也。

  故三顾茅庐而鼎足立,雪夜访普而天下定。此皆明君识人,而臣下远猷故也。

  诗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之趋利也,犹飞蛾之近火,惟智者不以小而失大,不以近而失远。

  故远猷,以见识为先,必顺天因时而依人。顺天,明势也;因时,趁势也;依人,顺势也。

  见不远必谋不深,谋不深而事难成。为官者不可不明也。

  故远谋诸国,近谋诸身。谋定而后动,可克全功。

 

  雅量第四

 

  为政者必具雅量。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雅量之有无,以别君子与小人,贤与不肖者也,而为仕者犹重之。

  雅量者,忍也,定也,静也。能忍则自安,能定则自重,能静则自动。张良拾履,韩信钻胯,此所以灭秦破楚。

  临危不乱,处变不惊,视富贵如草芥,此谢安所以全身却敌之策。

  进退自如,如闲云野鹤,以天下为为己任,布衣一介而建卿相之伟业,此李泌所以兴唐之术。

  士务以识器为先,廓然有天下之志,而雅量自在。

  孔子厄于陈蔡而笙歌自若,稽康刑于朝市而顾影弹琴。

  今夫天下仕者或蝇营狗苟,伺上司之意而逢迎;或以翰墨丹青,充博雅于士林,此皆不足为道也。

 

事上第五

 

  事上者,务以忠,以慎,以恭,以勤。事上若使君父,焉有事君父者不以忠,以慎,以恭,以勤者乎?

  君父之有过,未尝不可以谏之,讽之,喻之,必明之而后快。上不可欺,欺上若欺君父也。焉有巧言令色,以蔽君父之过为忠乎?

  而夸饰己功,隐瞒上过,故不可以良善称之。

  至于曲意逢迎,以干禄位,期莫大焉,若非奸佞者何?

  以此事上,焉有不身败名裂,贻笑后世者乎?

  周公受武王遗命,佐成王而求治,天下归心;诸葛承先主托孤,事后主而伐魏,鞠躬尽瘁。虽时不同,势有异,但忠心一也。此二人者,不欺君过,然终不逾人臣之礼。禀忠心而事上,树万世之楷模。

  忠者,为事上者立心之本,然忠,务在心而不在名。忠谠之臣,死且不惧,况权臣之势炎乎?

  秉天地之正气,建不世之功业。大智若愚,大辩若讷,大忠至纯,察上过而不忤,知上好而不趋,守身持正,终不殆。

  故曰:事上以忠,任事以勤,不居功,不二过,明时势,知进退,虽不能建不世之功,亦可以贤称之。

 

  御下第六

 

  御下者,当以宽仁为要,辅之以严。仁而不失其道,宽而不失其法,严而不失其辞。

  明是非,平赏罚。恩威宜相济,功过宜分明,以此御下,岂有不服之理?

  恩以立德,威以服众,赏以兴功,伐以禁过。寡恩则士怨,少威则士骄;功而不赏则恚,过而不罚则惰。至小过不惩则积大过,小善不扬则失大善,害莫大焉。

  御下亦有术焉。必待之以诚,道之以德,施之以恩,齐之以礼,策之以道,诱之以利,慑之以威。然此鼻因人而异,因时而乘势。

  不迁怒,不受谄,持正守中。

  体恤下情,身为士先。赦小过,举贤才。御下莫如等子弟,功则推以让人,过则引为己责,则属下莫不服心,争用命焉。

  太史公有言,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此言甚是,然言者昭,而践者希。

 

用人第七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文王访姜尚而周兴,昭王用乐毅而齐破。

  非常之人不常有,而非常之功亦不常有。然则行仁义,施教化,兴国安邦,辅政强民,非贤才者何?股尸子曰:“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人主者,以用贤为功也。”

  然贤才,非人人视之以贤,必待善识者察(之)。而众口铄金,贤与不肖,故难辨之也。

  张子房谋安天下,然非高祖不能听也。韩信,陈平初事项王,项王不能用,而高祖用之,足以破楚兴汉。

  范增谋虽不足以定社稷,亦可保无虞也,而项王终不能用。汉用陈平之计逐之,而楚军徒具匹夫之勇矣。

  然善用人者,必善识人。不患天下无贤才,而患无知贤才之人。

  知其短长,然后可以避其短而扬其长。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才则安天下,小才则利民生。

  至鸡鸣狗盗之徒,本不足取,而孟尝用之,亦可以全身而退,卒脱险厄。

  故善用人者,不必以亲疏贵贱,而唯才是用。亦不可以小瑕掩其瑜,以小过而失其贤。

  故用人必先知其贤,知其贤然后尽其能。知其贤而不用,或用而不能尽其能,贤者与庸者何异。

 

  守身第八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故守身者,常也。

  守身若处子,而以德操为重。世事多变,富贵无常。故为人宜谦,为政宜清,为事宜简。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宽以待下。

  不矜伐而天下莫与之争。慎思寡言,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知常守身,尚也。

  福祸无常,焉能自知?夫满则亏,盛则衰,物之常也。韩子受知于秦王,而谗于李斯;孙膑鉴赏于魏侯,而毁于庞涓。之二子者,均无过愆,而怀壁其罪。

  才高而谤至,功成而毁随,惟智者能避之。故曰,功不可居,才不可恃。居功恃才者,危矣。故宜常怀惕惕之心,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曰,风起于青萍之末,而智者不捐细微。久乘富贵,祸积为崇,富贵而勿骄矜之气,尚之。

  守其雌,藏其拙,不矜才,不使能。

  武侯曰:“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舍相为功。”进退有据,取舍有度。功高而不居,功成而身退,此全身之妙策。

 

谋略第九

 

  谋不可无。上以谋国,次以谋功,下以谋身。文王访姜尚成王道,横公用管仲而成霸业。故君不可无谋,君无谋则失国;臣不可无谋,臣无谋则失禄;人不可无谋,人无谋则失身。

  故曰:兵不在多而在勇,将不在勇而在谋。霸王拔山举鼎,勇夺三军,终成垓下之败将。汉高用良、平之谋,而卒得天下。刘备有关、张、赵云,皆天下之良将,然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而遇诸葛亮,而三分定,以谋故也。

  然谋无定法,计非一端,唯在乎一心而已。因势利导,随心所欲。

  胜敌之策,务在知己知彼。我必知彼,而务使彼不我知。真示之以假,假示之以真,强示之以弱,弱示之以强。

  敌强不可轻取。避其锋,攻其弱,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欲抑之,必先扬;欲取之,必先予,深谋而徐图。

  上谋者攻心,上智者服人。故下一城不如得一邦,胜一敌不如多一友。

  然谋亦有道矣。权不可弄,谋不可恃。立身正,自有浩气在胸,谋自在其中矣。故曰,智术百端,不如一心守正。

  以假乱真,真自为假。鱼目混珠,瞒天过海。

  以彼之术,窃为我术,以彼之功,窃为我功。移花接木,偷梁换柱。

  君子感之以义,小人招之以利。人弃我取,人抑我扬。

  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持中守正,克敌之要。

 

  才辩第十

 

  才辩之术,尚矣。然能者渐稀。古人逞才恃辩,或以谋国,或以干禄,或以谏主,或以全身,或以联纵,或以明理,非肇于一端,而言殊途一,皆以服人为要。

  故鬼谷子曰:“言之不从者,其辩之不明也。”辩之不明,而谋难以行之。况人有明智昏庸,韩非“说难”,良有以也。

  而辩者亦有忠奸。忠者直陈主过,曰谏。奸者巧言悦上,曰谄。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或讽喻,或直陈,要之皆求实效,而务不可徒图直名。上过之不改,终为己祸。故巧言悦上,不若忠言以告;饰上之过,则为佞人。

  古语云:君明臣直。然指陈上过,非说之难,而受之难也。故曰:为忠臣易,为贤臣难。忠臣者,殉其身以成其名;贤臣者,毕其功而全其身。一己之身固不为重,而置君父于何地,社稷于何地。

  优孟、东方之徒,譬之喻之,而不直摘君之过,此为明智之举。

  故辩宜理直而辞婉。语激气盛者,易怒人主,徒留忠谠之名,于事无补矣。强颜纳谏之主如唐太宗者亦不多见,而魏征适逢其盛,故能成其事。尚遇昏蒙之君,则危矣,故为忠臣哉。由此观之,辩者股有高下之分,然辩亦有术矣,为官者不可不知。




【原文】夫上古无官,当时是也,民衣褐而穴居,食则同食,寝则同寝,无以己之私。而三代以下,丰饶日渐,仓有余廪,厩有余畜,民始有私。乃举贤人,设百官,导致以礼仪,威之以刑法。

【译文】上古的时候没有官职,在那个时候,百姓穿葛制的衣服,住在洞穴,一起吃饭一起睡觉,没有私人财产。三代以后就变富了,仓库里有多余的粮食,圈里有多余的牲口,人们开始有了私有财产,于是有人推举贤能之人设立各种官职,用礼仪教育他们,用刑法威胁他们。

 

【原文】官者,管也。权者,衡也。所以设赏罚,明诉讼,断是非,辨好恶,检奸邪,消佚乱。管之,束之,导之,化之,衡之,以求其平。盖官不公而民不平,民不平则乱始生。故曰:平则不倾。此系于天下之治乱,社稷之安危,为宦者不可不察也。

【译文】官就是管,权就是称。是用来设定赏罚,接受诉讼,评判对错,分辨善恶,约束奸邪,消除淫乱的。通过管理、约束、引导、教化、评定,来达到公平。所以,官员不公则民不平,民不平就要发生动乱。因此说,民心如称不平则倾,这关系天下乱制,社会的安危,做官的不可能不认真的考虑。

 

【原文】官者,以修身为要,故立德为先,而立功次之。何也?盖修身以立德,此为体也。立功者,用也。有体,用自在其中矣。不修身立德而建不世之功者,未之闻也。故子曰:吾日休吾身,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修身德方不殆,而功自立焉。

【译文】做官的人,强化自己的修养最为重要,是先立德再立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通过自己的修养来确定德行,这是体。而建立功勋这是用。有了体,用自然就包括在里面。不通过加强自身修养确立德行而建立大功的人我没有见到过。所以孔夫子说,我每天都在加强自身的修养。易经说,君子每天都在勤奋努力,到了晚上,还在反省自己有哪些不对。修身养性,德行才会不断提高,而功业自然会建成。

 

【原文】官之德,曰忠,曰谠,曰清,曰廉,曰慎,曰勤。忠而侍君,谠而求直,此为本也。忠谠之下,乃可以曰清、廉、慎、勤而求功。故曰,欲立功,必以德先。 然立己德,不若立天下之德,修己之身,不若修百姓之身。立己之德,仅一人而,立天下之德,众生降服,治矣。无德而求功,徒好名者,或难成其事,或为不世之奸雄。此不可不明之。

【译文】为官的德行在于忠诚、直言、清正、廉洁、慎重、勤勉。忠诚以服侍君主,直言在于正直,在忠诚和直言之下才能做到清正、廉洁、慎重、勤勉。所以说,要立功先要树立德行。然而个人的德行的确立不如天下人德行的确立,只加强个人的修养不如加强百姓的修养。个人的德行确立了只是一个人的事,天下的人的德行确定了,所有人都会服从,就会大治。不立德而去建功立业,不过是好名而已,有的成不了气候,有的成为大的奸雄,这一点不能不明白。

 

【原文】然立德者,果必立功乎?曰不然。为官求仕,修身之下,自有道术在焉。官者,诈术也,犹言兵者诡道也。夫人心自有忠奸,事理有曲直,周公公而见谤,屈原自忠而被逐,比干剖心,箕子装疯。此皆有德而忠谠之士,苟无道术,难以求自身之全,矧求功之立乎? 况事之成,功之立,不可不以曲求直,以反求正。呜呼,为政之也难也。余每历前朝之得失,未尝不扼腕太息。国之祸乱,民之危厄,皆政之咎也,未可归之于数。

【译文】然而德行确立了,就一定会建功立业吗?不是这样的。做官,除了修身还自然有道术。做官之道,是诈术(讲究策略),就如同用兵的诡道一样。人心有忠又奸,事理有屈有直,周公公而忘私却受中伤。屈原忠心报国,却被放逐。比干被剖心,箕子也只好装疯。以上这些都是直言忠臣,假如没有道术,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何以建功立业?此外,完成事业建功立业,不能不以屈求直,从反方向来得到正确的结果。哎,为政多难呀。我每每历数前朝的得失,未尝不扼腕太息。国家的祸乱,百姓的厄运呀,都是出于政事的过时,不能归结为天数。



 

【原文】明察者何?时也,势也。审时度势,事方可济。况事有真伪,人有忠奸,言有虚实,理有曲直,此不可不察也。察而辨之,然后断真伪,判忠奸,辨虚实,定曲直。察之则明,不察则昏;辨之则明,不辨则昏。

【译文】明察是什么?是时,是势。只有审时度势,事情才能办成。况且事情有真假,人又有忠奸,语言有虚实,道理有对错,这些都不能不加以查明。经过查明,之后才能断真假,判忠奸,分辨虚实,清楚屈直。只要去调查,就能搞清楚,不调查就不清楚;分辨就能明白,不去分析就不明白。

 

【原文】然大伪似真,大奸似忠,文饰之,深纳之,虚实难辨,曲直难定,故察宜明察,辨宜深辨。察而不明,辨之不深,则晨昏倒置,以伪为真,以奸为忠,以小人为君子,犹以稗草为幽兰,以鱼目为明珠,鱼龙混淆,黑白颠倒。以此用人,则事无成,以此断狱,则冤狱生。故名察之道,审时一也。时者,势也。得时则有势,有势则事成,失势则事败。善治者必先乘势。

【译文】然而,大伪就如同真的一样,大奸就如同忠诚一样,通过文饰深纳使人们难以分辨虚实,判定屈直,所以要察就要明察,要辩就要深辩。不去明察不去深辩就如同把早晨和傍晚搞颠倒了一样。把加的当真的,把奸佞当成忠诚,把小人当做君子,如同把稗草当成名贵的兰花,把鱼目当成珍珠一样,鱼目混杂就很白颠倒。用这样的人则一事无成,这样断案就会发生冤假错案。故而,明察之道,一是要审时。时就是势。有时就有了势,有势事情就能成功,失了势事情就会失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先利用势。

 

【原文】然则有势同而事异,有事同而势异,因势有就事。阐时势而通变,治之道也。知人二也。夫事之成,功之立,在于得人。然人有优劣,犹马之有良驽。而自古以降,以奸充忠,以假乱真者多矣。文以巧饰,言以虚夸,犹浮云之蔽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貌忠谠而心存其奸者,往往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故圣人曰:“不患人之不知己,患不知人也。不患外不知内,惟患内不知外;不患下不知上,惟患上不知下。”观其言而察其行,方可为知。

【译文】然而有的时候势相同但是事情不一样,有时是事情相同但势不一样,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适应事情。体察时势而进行变道。这是治理的道理。二是了解人的行为,事业的成功功业的建立在于得到人才。但人有优劣如同马有良马和驽马、从古到今,以奸充忠以假乱真的人实在太多了。用文辞巧饰用语言虚夸,就像浮云遮不住太阳一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表堂堂心存奸佞,往往掩人耳目混淆视听。所以圣人曾说,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自己。不怕外面的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外面的人;不怕下属不了解上司,就怕上司不了解下属。听他们说什么。看他们怎样做的,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知晓。

 

【原文】言者,一也;行者,一也。言与行符,犹貌与神合。诸葛曰:观其往来,察其进退,听其声响,詹其看视。徒其言美而形不善,此不足为凭。亦可以道察之:或间之以是非以观其志,或告知以祸患以察其忠,或示之以利以验其廉。传曰:人心不同,其犹面也。治道之要,在知上之明否,察下之贤否。上之明,事之,上之不明,去之;下之贤,用之,下之不贤,辞之。兼听三也。魏征谏太宗曰,兼听则明。兼听者,集众议正反于一身,择善者而从之,择不善者而去之,此所以明也。夫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善莫大焉。

【译文】说的是一个方面,做的又是一个方面,说和做一样,就像内心和外貌相符。诸葛亮说:“看他来往的样子,观察进退的样子,听他的声音,看他的目光”。只是话说的好听而行为不好,也是不足以为凭的。也可以用一下的方法来考察他,或是用是非考察他的志向,或者是告示他出了祸患,看他是否忠心,或者用利益检查他是否廉洁。传上说,人心是不同的,就像人的面孔一样。治理之道的要义,在于了解上司是否明智,考察下属是否贤能。上司明智就为他做事,上司不明智就离开他;下属贤能就重用他,下属不贤能就辞退他。三是要兼听。魏征劝谏唐太宗说:兼听则明。兼听的人,能把各种意见集中到一起,选有益的去做,把不好的去掉,这样才会明白。认不是圣贤,哪个没有过错?取别人的长处,补自己的不足,就是大善了。

 

【原文】故善察者见微而知著,见小而识大。知善恶,然后可以任贤良;明时势,然后可以知进退。欲除其害,必烛其奸,人未动而我先知,后发而先制,以此为政,庶可无虞。

【译文】所以善于观察的人会从细微的地方发现大事件,从小处看到大问题。了解了善恶之后就可以任用有才能的人;审明了时势,之后就能把握进退。要想出祸患,一定要洞察其阴谋,对方还没有行动,我就已经知道他的意图,后发制人。以这样的方式从事政事,大约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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