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宠的作伪与伪作

                          　　王宠(1494一1533年)，字履仁，后更字履吉，吴县人。虽四十而卒，但其书法得到时人与后人的尊崇。祝允明期盼自己去世之后，王宠能够“押主齐盟”。他的学生朱曰藩在他一件作品之后题道：“国朝书家谱系支山之后，其在伊人。”明正德、嘉靖间崛起的吴门书派，王宠乃代表人物之一，与祝允明(1461一1527年)、文微明(1470一1559年)、陈淳(1483一1544年)并称四家。王宠生前虽不售而贫，但死后名满天下，金俊明(1602一1675年)称其“遗迹珍重过于文、祝，人争购之”，陈靓典诗有“太原片札千金倾”之句，?但雅宜书膺本极多，张凤翼(1527一1613年)称其“膺书盈市”，千金难求真迹。?而由于王宠书法受祝允明影响至大，面貌与祝允明颇有相似之处，人们又常常将王宠视为祝允明书法的作伪人之一。这使得对于王宠传世作品真伪的判断变得异常复杂。
　　本文对于王宠的作伪和他的伪作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研究，认为他并不具有伪作祝书的可能，而人们常常将之作为王宠典型风格的小楷J哈恰并不可靠。
　　一、王宠的作伪
　　刘九庵先生于祝允明、王宠的书迹素有研究。所作《祝允明草书自诗与伪书辨析》一文引故宫博物院藏文嘉(1501一1583年)致其门下士浮玉一通信札云：枝山文乃区区求送酉室者，真迹写得极精，至今为酉室宝藏。此纸乃雅宜手摹，非元宾也。《五忆歌》乃吴祈甫所书，写得亦好，近人不能为此。他认为“从这简短的几行信札中，明确指出的王宠和吴祈甫都曾临摹过伪作祝氏的书迹”，并由此推论王宠乃祝允明伪作的作伪人之一。刘先生还举例上海博物馆藏祝允明书《曹子建诗》册，即王宠所临，“其不求形似于祝氏笔法”。在《王宠书法作品辨伪》一文中，刘先生又引另外两条材料，进一步判定《曹子建诗》册为王宠所临仿：王宠跋祝允明草书《古诗十九首》：“祝京兆书落笔辄好此卷尤为精绝，翩翩然与大令抗衡矣。宠从休承处持归临摹数过，留案上三阅月，几欲夺之，以义自止。休承再勿假人哉。”文伯仁《石湖草堂图》款识：“雅宜先生书法特妙，尝临祝枝山所书《送杨侯入勤序》，以傅元宾，元宾入京携以自随闲属余补写小图盖当时石湖草堂故事也。”可知王宠又曾经临过祝允明所书《古诗十九首》与《送杨侯人勤序》。但王宠究竟是“有意作伪”，还是“漫备写”，刘先生觉得未可邃定。肖燕翼先生(兄允明书法伪作的再发现》一文贝完全肯定了刘先生的观点。
　　明正德、嘉靖间的苏州，商业发达，人们亦热衷书画收藏，大量伪作亦应运而生。如王稚登记文微明晚岁德尊行成，海内钦慕，“嫌素盈尺，喧溢里门，寸图才出，干临百摹，家藏市售，真膺纵横。”安世凤(万历癸丑进士)也指出：“希哲翁(祝允明)书遍天下，而鹰书亦遍天下。”然刘先生所引数条材料，无论是他人议论，还是王宠自述，都明确称“摹”、“腐摹”、“临”，而不是作伪，甚至不是仿作。仿作或是伪作的目的在于惑人、射利，撰诸王宠之品行、生活状态以及与祝允明之感情，笔者以为，王宠有意作伪的可能性极小。换言之，他并不具备伪造祝允明书法的动机。
　　名誉一直被王宠视为性命，在公众表现中，王宠善为雅言，不及偎鄙，且不以所学尚人，故人乐亲附之。在他逝后，顾磷(1476一1545年)怀念这位故友时说：“清夷廉旷，与物无竞，人拟之黄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阁不乐其温醇。”而刘凤(1517一1600年)的一则记载，足见其在利与义之，的断然抉择：“胡守攒宗尤所爱重。人有请宠者。千金欲得其一言，适又当偿进，无以藉，宠竟不顾，靡之。父尤焉。踞谢曰：“人所为重宠者，能修耳。使自污伤，不乃见轻而又因利之耶”。即使干金在前，加之父亲的怂恿，但要让他做于名节有亏的事，也是绝对办不到的。王宠一生都很贫困，正德间他从学蔡羽于包山精舍，卒业后筑室石湖越溪之上，以躬耕自给，非岁时省亲不数数人城。由于屡应科举，他耗费了大量的钱货，所以经常向朋友借债度日，从他与长兄的家书可知，他常常向袁褒(1499一1577年)、陈子鱼、缪承祥等友人借贷银两。嘉靖七年戊子(1528年)，他又一次向袁褒借银，并立券为证，由文彭(1497一1573年)乍中人。券文有云：“借到袁与之白银五十两。按月起利二分，期至十二月，一并纳还，不致有负。恐后无凭。书此为证。”这件借银券后代递藏，归昌世(1573一1645年)、赵宦光(1559一1625年)、朱药(1729一1781年)、翁方纲(1733一1818年)、钱大听(1728一1804年)等人都曾赋诗题品，传为佳话。倘若可以仿造祝允明之书射利，王宠无论如何不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
　　祝允明是吴门前辈中对王宠影响最大、同时也是王宠自认为“知爱最深”者。祝氏尝作《怀知诗》十九首，怀已故及健在友人18人，其中独怀王宠二首。祝允明去世后，王宠为撰行状，并为书墓志铭。同为嗜书者，王宠对祝允明这位长辈崇拜有加，以为其下笔无所不佳。他不仅曾直接临摹祝允明的书作，且其对晋、唐、北宋的广泛取法亦来自祝守熏陶。王世贞(1526一1590年)曾说：“京兆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水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人，不可端倪”，可知祝允明遍友历代，而归宿晋、唐。王宠的取径正是藉允明书法而上攀晋、唐。
　　《明史》本传记祝允明“恶礼法士，亦不问生产。有所人，辄召客豪饮，费尽乃已。或分与持去，不留一钱。晚益困，每出，追呼索速者相随于后，允明益自喜”，尽管祝氏“墨客填门，购之厚直”，但他并不贪吝，而是一派名士风度。王宠与之交善，必不至伪作祝书以敛财。与祝允明一样，王宠在书法上有着自树立的精神，虽然他有临摹祝书的经历，但其目的并非亦步亦趋，更非以优孟混于孙叔敖，而是着意于个人面目的锻造，在他去世之前，还常常以指画肚，因为“祝京兆许我书押主齐盟，即死，何以见此老地下”。以王宠对书法之用心，他所追求的乃是后世的传播，绝非眼前的蝇头细利。
　　刘九庵先生指《曹子建诗》册为王宠仿本，理由是是作“无祝氏草书豪纵之气，而具遒婉洒落之态”。但事实上，祝允明并非只有豪纵一种风格，张凤翼《跋祝枝山书》有云：“祝京兆作书多似曼倩，高自许可，意在惊人，故每出人晋唐宋间，未免弄一车兵器。然亦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这就说明祝氏面貌众多，但无不心手相应。事实上，祝氏传世作品，既有豪纵患肆的一面，也有端谨详雅、妩媚流丽的一面。以豪纵代表祝允明的全部，窃以为不无以偏概全之嫌。《曹子建诗》册虽无系年，但与祝允明正德丁丑(1517年)四月一日所书《琴赋》用笔运意颇为相近，且款识章草亦祝氏所习书。《琴赋》拖尾有吴宽跋一则，对于祝氏“笔下尽古人之致”羡慕不已，但自己年老而笔法已定，只能兴望洋之叹。祝允明在识语中谈到此时对唐人李怀琳的取法，他说：“楼叔夜作《琴赋》，可谓能尽其至者也。李怀琳仿叔夜《绝交书》，甚善，余书此赋少假怀琳腕下布置，虚拟古人用意所在。怀琳为唐时书法宗匠，其立意自不虚也。”(图1)《绝交书》，唐人就下了断语，是一件伪迹，而且俗态尤多，但祝允明却将李怀琳称为“书法宗匠”。
　　王宠行草之所以与祝允明比较接近，是因为他不仅临摹祝允明，而且与祝氏一样，也取法李怀琳。王世愚(1536一1588年)曾洞察李怀琳与祝、王二人书法之关系：吴人绝重李怀琳书，希哲书十九首古诗及王履吉晚年草法，皆从此出。祝书尤得其丰神；王草“欲”字、“强”字、“穷”字等规仿，不易一笔，他古帖所无也。世“声”等字的草写与王宠习惯写法不类，而接近祝氏之典型特征。通过对王宠作伪动机的排除，与《曹子建诗》册和王宠行草书之比较，笔者以为，将《曹子建诗》册当作王宠的仿本或是临本的说法证据不足。王宠更不能逮定为祝书的作伪人之一。人不睹怀琳书，安知二先生书法之自哉？文氏《停云馆帖》虽刻此书，而笔意失真，后得此册，真宋榻本之精者，二先生心印始见矣。因为王宠学习祝允明的书法，且二人皆学李怀琳，因此，王宠早岁(1518年以前)书风与祝允明此一时期的作品风格最为接近，(图2)这也许是我们怀疑《曹子建诗》册为王宠伪作或临作的主要原因。但是经过仔细比勘，我们又会发现很多不似之处：1、王宠早期作品字形纵长，此作则体势略扁；2、王宠很少多字连绵，此作则较多牵丝引带；3、王宠取势较为单一，整体上重心偏右，而此作体势变化多端，莫可名状；4、王宠点画简净，运行过程中较少提按，此作则大幅度提按很多，如“华”、“仰”、“当”、“何”、“云”等字；5、此作“行”、“不”、“求”、“山”、“穷”、二、王宠的伪作关于王宠书迹的研究，刘九庵先生有专文《王宠书法作品辨伪》详加讨论。他举了两件楷书伪作的例子，一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白帖》册，一为吉林省博物馆所藏草书《游包山诗》卷，其主要依据乃是风格判断，如他认为《备帖》册圆熟而有俗态，10个月之间所临诸帖既看不出明显的时间差别，也看不出临写诸家书法的变化；而且伪书大多是临帖、抄录古诗文，内容多得类于抄书。在文末刘先生还列出了《王宠书法真迹作品要录》与《王宠书法作品中的伪作要录》。这对笔者的进一步研究有不少启发。
　　然而少先生以“抄书”为据否定王宠书作的真实性实考虑未周。王宠是苏州重要的藏书家，叶昌炽(1849一1931年)尝见傍喜斋藏宋刻《云斋广录》，有《王履吉印》、《铁砚斋》二朱记。“又宋刻(东观余论》，元本扬子《法言》，并有古吴王氏、王履吉印，与竺坞、玉兰堂、翠竹斋、梅溪精舍、五峰樵客、文氏诸印，杂厕不分。当是雅宜遗书，身后尽归竺坞。”在王宠与长兄的书信中，多次谈到购书之事。藏书家买不到书时只有抄书。文微明《王履吉墓志铭》有云：“君资性颖异，将以勤诚，于书无所不窥，而尤详于群经，手写经书皆一再过。”金俊明跋王宠《高唐赋、游天台山赋》亦云：“雅宜先生独喜临池，尤邃于经学，于书无所不窥，经史子集，手录殆遍。予曾见所书《史记》《离骚》及《壁经讲义》。”《平生壮观》、《王氏法书苑》尝著录王宠所书《文选》全部、《诗经》全部、《乐志论》、《阅己赋》、《尚书》全部、《进学解》等。
　　叶昌炽庚辰(1880年)五月廿八日的日记记载其所见王宠自注《易经》稿本，而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庄子内篇》、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圣宋名贤四六丛珠》就是王宠家的抄本。可见，抄书(包括抄书赠送友人)于王宠并非是不可能之事。仅根据文字多寡，似不能决定书迹之可靠与否。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系于王宠名下的传世作品160余件，其中有纪年和可以确定纪年的超过100件。但中间有一部分伪作，以楷书为多，因此本文的讨论也集中于楷书，而关于行草伪作的讨论以侯他日。(一)可靠的王宠传世小楷作品王宠较为可靠的传世小楷作品一部分是没有异议的墓志铭、抄本、诗稿、刻本，一部分是他人绘画或书法作品上的题诗与题跋，这些作品大多流传有绪，笔者编撰《中国书法全集?王宠陈淳卷》时曾做过部分考释：(文微明听泉图题诗)，正德己卯(519年，文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2、(赠别家兄履约七首》，正德己卯(1519年)十一月廿七日，上海博物馆藏。3、《祝允明楷书东坡记游观款一行》，嘉靖辛已(了521年)八月廿又二日，辽宁省博物馆藏。4、(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招车齐发，敬呈四首》，嘉靖癸未(523年)二月十四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3)5、《太学生吴君墓志铭)，嘉靖癸未(1523年)，故宫博物院藏。(刘文已及)6、(辛已书事诗七首)，嘉靖甲申(524年)五月二十三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了、《陈淳合欢葵题诗》，嘉靖甲申(524年)中秋(王守款)，故宫博物院藏。8、(秦汉文序》，嘉靖甲申(524年)冬十二月一日，刻本。9、(文嘉<石湖小景图)题诗》，嘉靖乙酉《琴操十首)，嘉靖乙酉(525年)十月朔，现藏日本。(图4)、(文微明石胡闲泛图题诗)，嘉靖乙酉(1525年)，上海博物馆藏。2、《祝允明古诗十九首卷题跋》，嘉靖丙戌(1526年)，刻本。13、《送陈子龄会试三首》，嘉靖丙戌(526年)左右，故宫博物院藏。(刘文已及)14、《五柳先生传款识三行)，嘉靖丁亥(1527年)四月望日，美国藏。5、《寿方斋哀君序》，嘉靖丁亥二月(1527年)，故宫博物院藏。(刘文已及)16、《摹东方朔画赞》，嘉靖丁亥(527年)二月二十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刘文已及)1了、《后赤壁赋》(与仇英(后赤壁赋图》合卷)，嘉靖戊子(528年)夏四月十二日，上海博物馆藏。8、(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与子王子阳、女王珠等合抄)，嘉靖壬辰(532年)嘉平月(跋)，上海图书馆藏。(图5)19、们备曹峨碑》，嘉靖癸已(535年)三月七日，铃木敬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一。20、《文微明绿阴草堂图题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6)2、王冕(墨梅图》题诗，上海博物馆藏。(图7)22、(文微明绘画题诗)，故宫博物院藏。23、(仇英松阁远眺图题诗》，上海博物馆藏。24、《吴伟铁笛图跋)，上海博物馆藏。25、《乐志论》(与《楞伽精舍同宿东桥顾丈赠歌)等合卷)，上海博物馆藏。26、(庄子内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27、王宠(春山图》题诗，苏州博物馆藏。(图8)28、(为海滨先生书五言诗扇》，北京匡时2007年春拍。(图9)王宠小楷出诸钟舔、二王、虞世南，与祝允明在取法与面貌上都较为接近。虞世南楷书与王献之一脉相承，在唐人的眼中，他比欧阳询显得更为含蓄，所谓“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藉助虞世南，王宠在小楷中更强调了含蓄的意致。而钟矫小楷中竖画写成近似于撇画，也为王宠所吸取。他的小楷大约可以正德十四年(151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此的小楷书与行草书的取势相似，字形亦纵长并向左倾斜，用笔起止显得硬拙，如《文微明听泉图题诗》《赠别家兄履约七首》等。
　　其后期的楷书代表作如《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招车齐发，敬呈四首》《太学生吴君墓志铭》《辛巳书事诗七首》《琴操十首》《送陈子龄会试三首》《赤壁后赋》等，较前期显得老练，结构扁阔者居多，时有错位，略有不稳定之感，点画起止亦常隐其锋芒。这与他的行草同调：因不稳而生古拙，因少锋芒而得含蓄。无怪王世贞评价其个人风格时说“以拙取巧”。如现藏于日本的《琴操十首》，书于嘉靖乙酉(1525年)，是一件典型的以拙取巧的作品，王世贞在《三吴楷法十册》跋中认为《琴操》“兼正行体，意态古雅，风韵遒逸，所谓大巧若拙，书家之上乘也”。与《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敬呈四首》《辛巳书事诗七首》相比，《琴操》结构更为松散，不以整饰精准为鸽的，行气的调节多赖结构长短正侧之变化，时有出人意表的拗笔相杂其间，若不擅小楷者所为，与赵孟倾、文微明万无一失的精确营构别一意趣。是册楷字当中屡杂了不少草书，如“我”、“得”、“龟”、“强”、“声”、“履”、“霜”、“成”、“当”等字，概为草书楷写，以较缓慢的书写速度运笔。很显然，他受到刻帖中王献之楷草相杂的启发，但是草字的掺人并不为了改变篇章的动态节奏，而是在布局上起潜在的调节作用。
　　除了古拙、含蓄、松散的风格特点之外，王宠小楷还有两个书写习惯值得注意：1、王宠刁、楷基本采用有列无行的章法，即使是书写墓志铭也是如此。这与文微明、祝允明的整饰作风迥然不同。这一章法特点来源于晋人小楷(如《玉版十三行》)。2、吴门书家如祝允明常书写古体字，王宠较之更甚。如《林翁蔡尊师衡山文丈偕计北征，貂车齐发，敬呈四首》中的“首”、“南”、“射”、“榜”、“皇”、“草”、“插”、“装”、“报”、“明”、“遗”、“年”等字，《太学生吴君墓志铭》中的“欢”、“儒”、“祖”、“撰”等字，(辛巳书事i寺七首)}中的“隐”、“垂”、“低”、“插”、“虎”等字，皆为篆书楷写。明末书家喜写古体字的风气，或即滥筋于斯。(二)可以确定的王宠小楷伪作
　　1、《五忆歌一黄庭经》册，上海朵云轩藏。(图10)《五忆歌》款识为：雅宜山人王宠书于石湖草堂。《黄庭经册》款识为：甲午三月上巳，雅宜子王宠临于石湖精舍。按，王宠于前一年已去世，二册用笔结字殆出一人之手，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是一件伪作。
　　2、《抄录信札及五忆歌)(与祝允明书法合装)，上海博物馆藏。是作小楷书《答汤子重书》《答陆之裘书》《与王宪斋》《与陆北沙》《与衡山先生》《与朱东溪》(与丰南隅》《与陆五台》七札，款识日：“余自书稿诗文，稽之筐箭，未暇重整，今子重兄检出数种，属余小楷勒之石。避暑石湖草堂，漫书勉而应命，自愧不工。昔王荆公尝选唐诗，谓费日力可惜，余之为此，岂特可惜而已哉？嘉靖庚寅三月廿又二日，王宠识。”按，所书七札其二为《答陆之裘书》。陆之裘，字象孙，号南门，太仓人。容孙，伸子，之箕弟。正德间贡生，官景宁教谕。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年)，陆之裘函慰王宠乡试受挫，宠答书辩论卿，即此卷中的《答陆之裘书》。1532年信札、而1530年书，必伪无疑。
　　3、夕敛明《惠山茶会图》王宠题诗，故宫博物院藏。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画类卷四著录。文画无款，铃《文微明印》、《悟言室印》。卷后有蔡羽《惠山茶会序》。款识为正德十三年戊寅二月清明日(15铭年)。更系汤珍诗代首、王宠诗九首。皆楷书。参与茶会的文微明及王守(1492一155仁)年)诗缺。按，丘海博物馆亦藏有一卷文徽明《惠山茶会图》，引首“惠山茶会”为郑鹏所书，继为蔡羽(1477或1478一1541年)《惠山茶会序》，款识为正德十三年戊寅春三月朔旦，楷书。继为文微明制图，题“惠山茶会图”，铃《文微明印》、《玉兰堂》。卷后有文徽明诗十二首、汤珍诗十六首、王守诗五首、王宠诗五首。乃文微明一行常小无锡之行归后赠郑鹏者。是作笔者曾经寓目，所有题诗当是真迹。非独风格，蔡羽题诗之末的称谓亦是其习惯作法。卷末吴大微(1835一1902年)篆书两跋，称其尝见三本《惠山茶会图》，除是卷为宫尔铎收藏外，一为苏州胡氏藏，“有蔡九羽叙及雅宜山人昆仲、文门弟子题咏数十首，皆正书”，一为都门所见，“亦似《惠泉图》，惜有款无题也。”吴氏听见另二卷当非今故宫本。
　　故宫本疑窦有三：一、故宫本落款“太原王宠”，乃署其郡望，为王宠传世作品所仅见者。上博本王宠行草题诗，款署“吴郡诸生王宠”。称吴郡、吴门，在王宠的作品中十分多见。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约斋记》、上海博物馆藏《牡丹卷赋》、夭津艺术博物馆藏为王表书《西苑诗、海印寺阁眺及郊游与诸公作等三首》，皆称“吴郡”。二、是作铃白文印“王履吉印”。王宠是时已经改字履吉，上博本蔡羽有诗《留宿履约履吉》，但文微明仍以“履仁”相称、如同卷文微明诗《望日无锡道中乘月夜行与履约履仁同赋》。但王宠更换印章大约在次年(1519年)，如是年十一月廿七日为顾屿所书《赠别家兄履约七首》即用“王履吉印”。然此前的作品如上博本王宠题寺(1518年三月)、上海博物馆藏《送孙太初隐曹溪等十首》(1518年季冬十日)，仍用“王履仁印”。如果故宫本乃真迹，那么王宠在1518年的二月用王履吉印，三月至季冬用王履仁印，次年再改王履吉印，就显得过于混乱，也不合情理。三、同卷有汤珍楷书题诗，按诸南京博物院所藏文微明《中庭步月图》画幅汤珍楷书题诗，差距较大，而上博本汤珍楷书题诗，与《中庭步月图》画幅汤珍题诗则相当接近。故宫本所铃二官印“司空之章”、“雁湖长印”与汤珍毫无关系。蔡羽传世行、楷皆极生动，而此作楷、行二体却显得比较僵硬。
　　4、《圣主得贤臣颂》，扬州市博物馆藏。(图11)是作书于正德辛巳(巧21年)三月六日，后有王宠嘉靖壬辰(1532年)行书自跋：“右楷书《货臣颂》，乃余闲中所作，欲学《黄庭经》之古而近于拙；学《乐毅论》之劲而近于生。信古人之难摹仿也。吾友陆子行装演成卷，索余跋语，噬噬，秽恶之笔，奚足跋哉，只以增愧耳。嘉靖壬辰长至日宠重题。”此跋与故宫博物院藏文微明《小楷》册跋文+分近似。文跋云：“右楷书数幅，乃余注岁闲中所书，欲学《黄庭经》之古而近于拙；学《乐毅论》之劲而近于生。信古人之难摹仿也。吾友陆子行装演成卷，索余跋语，噬暖，秽恶之笔，奚足跋哉，只以增愧耳。嘉靖庚戌(1550年)四月，微明题，时年八十一。”两件作品的题跋必有一伪，或即是说两件作品必有一伪，否则不必画蛇添足。
　　陆子行生卒不详，大约与张凤翼同时。张凤翼《祭陆子行文》有云：“方吾与君翱翔警校，砒砺行艺，相观于古，抗踪于今，志何壮也。徜徉山水，嘲弄风月，谈玉交飞，坐香不散，度何远也。无何而竖据膏育，分发心腑，形神凋弊，言论阻涩，抑何惫也。某等方奔走先慈襄事，未逞问讯，而葡甸之余，乃得讣音，磋乎痛哉。而身未离上摩，齿不登下寿，数奇于一命，志霄于九原，可胜痛哉。”贝张凤翼与陆子行同学，张凤翼，字伯起，长洲人，嘉靖四十三年举人。陆子行与其年龄相仿或略长，去世时年未及六十。那么在王宠题跋的1532年，陆子行尚在童髻。而文微明1550年作跋，则陆子行年20余岁。因此文跋可靠性更大。是作采用纵横界格，为王宠真迹未见的情状，同时书写整齐，结构稳妥，亦与王宠的书写样式不相库，我们还可以以是作中之“辛丑”与是年八月廿又二日(祝允明楷书为教记游观款一行》略加比较。此外，是作中“皇”、“祖”等字，王宠他处皆写成古体，而此处却是俗写。综观上述伪作，有这样几个主要特点：一、界格整齐，横平竖直，如《圣主得贤臣颂》《祝允明、王宠书法合装》；二、书写工致，结构稳妥，微类衡山风气(如程式化的肥重捺画与框结构的写法)，而绝无“以拙取巧”之意；三、忽略了王宠对篆书楷写的偏嗜。
　　此外，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王雅宜诗文稿墨迹》册一直被认为是王宠手迹，这里顺带澄清。(图12)是册明季尝经华氏剑光阁收藏，人清以后，归嘉兴汪季青文柏，汪氏收蓄名迹至富至精，尝筑屐研斋以藏之，其后端方得是册干都门，张之洞尝为审定并于扉页题《明王雅宜自记稿》。是作卷末华天计跋有云：“右为先哲王雅宜先生自记稿一轴，计得诗五言古二首，七言古四首，五言近体十一首，七言近体七首，七言截句十一首，墓铭文二首，《稚宜山人集》载为嘉靖中作。”今所见印本所录诗文数量正与华氏所统计相同。惟《虚白上人墓志铭》及《秋风》不载《稚宜山人集》，其余分见卷二、三、五、六、八、十。《虚白上人墓志铭》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其与蔡羽的师生关系，比如一般认为王宠师蔡羽在正德辛未，而此铭则称“正德庚午(1510年)，余师受《易》于林屋蔡先生所，时先生寓吴城马禅禅舍”。王宠习《易》，乃为科举。又，《李三塘陆叔平冒雪过访赠歌》正可补刻本《李口口陆叔平冒雪过访赠歌》之网。李三塘名见推，蔡羽有《陆包山述李三塘见推为题画》诗。
　　李葆询在是册之后有跋云：“半生所见书画，凡有铃季青真赏小印者无一伪本，可知其鉴赏之精矣。”汪氏虽以精审见称，然此册却非出自雅宜之手。笔者注意到，是册乃王宠诗文的一份定稿，但抄写错误颇多，后经修改。这些错误必非作者王宠所能犯，而为抄写中不明文意的疏忽，且一犯再犯。比如，“概”写成“盖”；“执弟子礼”中的“执弟”连写成了一个字；“暨”分拆成了“既且”两个字；斋写成了“弃三”，显然重复；兑、貌的“兑”都写成了“既”；有三处“儒”都写成了“传”；“病”误为“废”，也有若干处；多个“宿”字、“壁”字都被修改过。可知此册乃王宠身边学生或友人的抄本，而非出自他本人之手。但是，这不能被称为一件伪作，只不过一直被我们误认为王宠的作品。(三)不可靠的王宠传世小楷作品以上述王宠真迹与伪作的主要特点，对照笔者所搜集到的王宠传世小楷，我们尝试着列出不可靠的作品：《南华真经内七篇)，正德十一年(1516年)病月(三月)之望，北京荣宝斋藏。如《南华真经内七篇》(1516年)、《高害赋》、《游天台山赋》(1520年)、《书经纂》(1521年)、《刺客列传》(1526年)、《花蕊夫人宫词三十首》(1527年)、《抄录信札及五忆歌》(1530年)以及一些没有纪年的作品如《长乐宫赋》、《蓬莱宫赋》、《陶靖节诗页》等，用笔、结字、布局如出一辙。
　　这些作品基本匕仿造的是王宠1520年代中期的小楷风格，如《太学生昊君墓志铭》、《文微明石湖闲泛图题诗》、《祝允明古诗十九首卷题跋》等，只不过将之简单化与程式化，同时，又吸取了文徽明楷书的一些特点，如撇短捺长，撇细捺重。框结构上横覆盖左竖等。饶有意味的是，这些作品恰恰代表了我们过去印象中的王宠典型风格。

0 : 《中国书画》 王宠；作伪；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