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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十 第十一 言孟子引书语今误入两处。 两书有本出一处而偶为引者所增易，实于义无妨者，孟子齐人取燕章，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宋小国章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是也，观两处上文，其辞皆同，而又首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辄易一为始，易始为载，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处，亦何得疑其出于两书耶。不得疑出于两书，而奈何后来其苏既窜入仲虺之诰中，后来其无罚复窜入太甲中篇中耶，伪作古文者不又于此露一破绽耶？ 按书序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金仁山谓：史记殷本纪载汤征之辞而不类，盖非汤征之旧文也，孟子引亳众往耕之事，疑出此书，余尝叹为确识。因悟葛伯仇餉一语系于亳众往耕，下似即为古汤征书。而汤一征自葛始亦应为其文，今俱窜入仲虺之诰中，自非。且尤怪孔安国传于葛伯仇饷注曰：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夫晚出古文分明从孟子勦取书语，及作传不曰亳众曰童子，而泛曰农民，若似葛伯所杀为即其葛人，于汤无涉，而乃故与孟子违者，正以掩其勦孟子之迹也，噫，作伪者之用心如此，究将谁欺乎？ 何按 此又阎攻其一点一及其余之故技。余曾言，古人引书，意在说理，不在存史，对于史料之引证，往往从其需要出发，故人引人殊，一人引同一事，其文亦往往不同。然此次引文，阎将不同认为同，乃读书不细之故。 阎谓：“两书有本出一处而偶为引者所增易，实于义无妨者。”所指即《孟子》齐人取燕章及宋小国章。以“书”论，一则同出《孟子》，一则同出《商书》，何得谓两书？所谓同出一处，亦不通。就《孟子》论，一出《梁惠王》下，一出《滕文公》下；就《商书》论，一出《仲虺之诰》，一出《太甲》中，何得谓同出一处？就义理论，亦相去甚远。 齐人取燕见《孟子·梁惠王》下：“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此一章用孟子对齐宣王论汤以七十里而得天下。其意若曰，只要齐宣行仁政，则天下皆愿归附，皆愿作其臣民，人人都盼其来，故东征而西怨，南征而北怨。汤来则与民更始，民得苏息，汤因此而王。此论仁者无敌，仁者必王天下。仁者来则民必得更生，必得出水火，必得解除暴政之桎梏，是说者泛论也。于解齐宣之燃眉，了无一用。以千里畏人者，齐宣王之谓也，何得谓无？此聊塞宣王之口耳！ 宋小国章见《孟子·滕文公》下 万章问曰：“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汤始征，自葛载……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 此亦答非所问，迂阔之甚。襄公欲步汤后尘，不知用几何年，所谓修得庙来，和尚都老了，何能救齐楚攻伐之急？ 此两章孟子皆以大而无当，徒托空言，以解燃眉。 然此两章指归与文义，亦自不同，一见于《梁惠王》，一见于《滕文公》，一不同；一说齐国事，一说宋国事，风马牛不相及，二不同； 前为泛论，凡治国不行仁政者，皆入其彀中，其民皆有“后来其苏”之愿。 今举实例，昔人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葛不祀，自可成为汤伐葛之口实。葛伯称无法供献牺牲，汤即送牛羊与葛伯。葛伯是个老饕，不是将牺牲飨神，而是供奉自己的五脏庙。汤又使人问“何为不祀？”葛伯是个老猾，你有来言，他有答语，曰“无以供粢盛。”汤即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类似山贼，行同剪径，率其民要劫于路，夺助耕者之酒食黍稻，不愿给者则杀其人夺其谷，真不知好歹。更有甚者，有孩子以黍、肉饷午，葛伯杀其人而夺其食。杀助耕者已罪不可逭，更何况杀童子夺其口食？是可忍，孰不可忍！？汤便拔剑出鞘，旌麾直指葛伯。此所谓牛刀小试，验其兵锋。礼乐征伐应自天子出，夏桀却不不闻不问，夏政已不可为，汤恃其新锐，以得胜之师，开始了革夏鼎之战，故称“汤始征，自葛载。”此三不同。 阎谓： 何得疑其出于两书耶。不得疑出于两书，而奈何后来其苏既窜入仲虺之诰中，后来其无罚复窜入太甲中篇中耶，伪作古文者不又于此露一破绽耶？ 何按： 此当问孟子，奈何“后来其苏”入于《梁惠王》，“后来其无罚”入于《滕文公》？孟子抄伪古文不又于此露一破绽耶？ 既然《孟子》可一出于《梁惠王》，一出于《滕文公》，何以《书》不能一出于《仲虺之诰》，一出于《太甲》？前人书语，出于后人文中者多多，岂止两入，如《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曾入多少书中？曾为多少人引用？连大明太祖朱元璋朱皇帝读了这几句话也息却雷霆之怒，把孟老夫子请回文庙，同祀于孔丘仲尼老先生。 《书》中此二句一出于《仲虺之诰》，一出于《太甲》，目的明确，言出有因。此二句于《孟子》一出《梁惠王》，一出《滕文公》，用二义于类事，勉强殊甚。 宋小国，所忧者齐楚之伐，孟子开的药方是“后来其无罚”，宋襄公是否虐其民滥施刑戮，于史无征，据孟说宋“今将行仁政”，则过去之政，谅不过苛，“后来其无罚”对宋襄公可谓文不对题。何况宋“今将行仁政”而招来齐、楚之恶，若果“后来其无罚”，岂不更遭齐、楚，或更多国之伐？ 《仲虺之诰》是在成汤放桀南巢，惟有惭德，恐来世以其为臣造君反，臣夺君权之口实之时，仲虺为安抚其自责之心而作，称汤不迩声色，不殖贷利，其行则为恭奉天命，吊民伐罪，不仅得天眷顾，且得民拥戴，实为出民水火，解民倒悬。所谓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 太甲当国，殷历三世，非复鼎革夏命，后来“其苏”之时。太甲当国之初，可能行为不检，不恤民力，滥施刑狱，不堪为一国之君，故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以期其守庐墓，对先茔，内省其咎。太甲果改其行，故伊尹迎回太甲。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安邦之本，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省徭薄赋，尤在平准刑狱，故《太甲》一文。伊尹苦口婆心，谆谆训诲，要其以民为重，爱民如子。故引先王之迹，称“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并其有邦，厥邻乃曰：‘徯我后。后来无罚。’”先王之政，不仅本土，亦惠及邻人，故人皆视为己君，盼其君临其国。伊尹之意，在期盼太甲行先王之仁政，明法慎刑，宽大为怀，赏疑从重，罚疑从轻，与民休息，亦如先王，“后来无罚”，成为汤那样的圣君。 阎谓： 且尤怪孔安国传于葛伯仇饷注曰：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 何按：“葛伯仇饷”，今见于《尚书》古文篇目《仲虺之诰》，文仅五字“乃葛伯仇饷”，接下来即“初征自葛”等语，葛伯如何仇饷？文无叙述。《太甲》中也有汤征葛伯之事，亦无“仇饷”之详述。由此观之，“葛伯仇饷”一节，《书》与孟子无涉。若孔安国抄自《孟子》，虽不必尽录孟子关于“仇饷”之文，亦当叙其大略。此涉《书》文，孔注与《孟子》“仇饷”说“真伪”。或可从下判别。 ㈠前已多次说明，诸子引述前史，不在存史，而在说理，说理中，往往加上己见乃至想像情节，如一妻一妾，濠梁之论。《评六》论《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等皆是。查遍十三经，“葛伯仇饷”事，除两见于《书》，两见于孟子，他皆不录，先秦诸子，乃至左氏，国语，皆无杀童子夺饷之录。至宋，《朱子语类》录朱熹语以为孟子所见乃出自他书。宋已不传。此为金仁山、阎若璩立论之由头。如果孟子所引为某书，则其时此书犹在，齐宣王或不读书，或不读此书，可与言书事。万章为孟子弟子，老师之书，当已读过，孟子只须提示，汝不见书云葛伯仇饷乎？无必要大段重复于《梁惠王》中说过之话？此两章文字疑皆为理设事，美成汤之政，恶葛伯之暴。最难理喻者为葛杀以肉黍饷之童子。童子若甚小，为葛人，有肉黍为饷，家必不甚贫，必在家中食饷，家中食饷尚且杀之，则葛伯不要一切人食，一切人不食，岂不尽皆饿死，土地、民人乃立国之基，人皆饿死，葛伯如何立国？如何兴徭役，收赋税？若童子年龄较大，则与家人一起劳作，葛伯岂能不杀家人，独杀童子？ 若童子为商人，即如今之童工，汤遣童工于邦外服劳，能称仁德？且一外邦童工，入他国之境，人地两生，岂能一人独在一地食饷？当然，杀食饷之童子，最能煽情。 ㈡若《古文尚书》为后人伪造，如今人所称王肃、郑冲等，则王、郑乃至梅赜当读过《孟子》，不读《孟子》，连“后来其苏”，“后来其无罚”皆不知，如何伪造。前引《书》惟“乃葛伯仇饷”五字，伪造者何以不抄葛伯杀童子事，以明仇饷为何事？由此推知，只有当时史官能如此书写，其时葛伯仇饷人尽皆知，不必另作说明。 ㈢孔安国传于葛伯仇饷注曰：“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孔传所言，较孟子之言，稍合情理，可能葛伯因其农民于田间食饷，误其工期，故尔杀之，若葛伯只杀汤所遣助耕之农，不及葛食饷之农，待其民或差强人意，何来“后来其苏”之叹？“后来其无罚”之诉！ 从《书》语看，一曰“后来其苏”一曰“后来其无罚”孟子所引《书》语亦如此，皆不见诛、杀等字样，则孟子之叙与安国之传皆过矣。所谓人是铁，饭是钢。葛伯见食饷之农即杀，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人、畜非永动机，焉能不吃不喝，劳作不停？农忙之时，农夫于田间吃饭，乃是常例，《诗·七月》即有：“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即妇与子给田间劳作之农夫送饭。葛伯主政一方，当知农民之习，即使认为吃饭误工，罚之可也，何得便杀？未闻桀、纣有杀食饷农夫之说，如此，葛伯之暴，超乎桀、纣！农夫于田间吃饭亦罚，不仇饷乎？葛伯之暴，仍以《书》语“后来无罚”为准，罚有多种，未必皆杀。 孟子虽称亚圣，但长期地位较低，影响并不显著，自中唐，韩愈始以孟子是先秦孔子道统之唯一继承者，孟子地位始不断上升，至五代后蜀始列《孟子》于十一经而刻石，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孟子》始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因而汉之孔安国未必读过孟子此段文字，或者虽读而不甚在意，故孔传注中未引其说。 阎谓： 按书序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金仁山谓：史记殷本纪载汤征之辞而不类，盖非汤征之旧文也，孟子引亳众往耕之事，疑出此书，余尝叹为确识。 何按： 《书序》曰：“汤征诸侯，为夏方伯，得专征伐。葛伯不祀，汤始征之。” 《史记·殷本纪》谓：“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 《史记》记汤征葛伯之由与《书序》同，《书》小序成于何时，今有歧义，置不论。《书》小序早于《史记》成文，于此可以定论。史迁所引汤之言，非迁所伪造亦当肯定。其结语“作《汤征》”，说明以上引语出自《汤征》。金仁山所谓“《史记·殷本纪》载《汤征》之辞而不类，盖非《汤征》之旧文也。”不类何篇？金所称不类者不类“孟子”引文也，然何所据而定孟子所引出自《汤征》旧文？析其文义，孟子所引《书》语，于《梁惠王》下实只二句：“徯我后，后来其苏。”其他叙述，皆孟子杂揉《书》语与己意写出，如“汤一征自葛始。”，一即有始义，何以不书“汤征自葛始”？“汤始征自葛”？或“汤征始葛“？而要用“一“，那是要与其《滕文公》“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相呼应。“天下无敌”，“无敌于天下”这种话能出现在《书》中？不仅《书》，《诗》、《论语》、《周易》、《左传》亦无，即“无敌”二字，亦仅出现于《左传·庄二十六年》“兹无敌也”四字中。 《滕文公》中，孟引书文仅为“徯我后，后来（其）无罚。”他皆杂揉《书》文或出其自创，前已论及。金仁山之说乃凿空之论，阎若璩以疑说为定理，过之谓甚！ （2016-9-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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