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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先阐宋代理学之缘起、陈公同甫之行略，卷上略述朱子与陈同甫王霸义理之辩其大旨，卷下纵言所涉道、道统、义利、王霸、管仲、汉唐、道统密旨诸要目之拙识，间而聊记二贤得失也。所以率尔操觚者，志藉是辩，绳文化之余绪，温往圣之嘉言，俾补于今日世道云尔。 有宋一代，硕儒蜂出而道学始立。五子醇厚正大，挺然特起，穷思心性之际，极言理欲之辨，欲绍孔孟之道，冀振淑世之化哉。洎乎新安朱元晦因之而集其大成，时道学日升月恒。天下之快士，大率巽与；中下之才智，靡不衣阿焉。 盖道学所以勃兴者，凡有三端：一者五季乱离，伦常尽废，“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隳坏，至于如此，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1)二者李唐崇老，释家日炽，时天台、净土、唯识、华严、佛心诸宗俱已立，儒教鼎足而最弱，盖乏性命寄寓之教旨而无以争人心也。三者汉唐注疏之学，徒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2)而但为禄利，无关社稷。况非独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3)学问亦然。道学之起，固有以也。 然则，“当干道、淳熙间，朱、张、吕、陆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4)陈亮者，“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5)其原名汝能，因慕诸葛武侯，而更名亮，可见一斑。自谓“穷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6)着《酌古论》、《中兴五论》，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曾四上书，“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宁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归。”(7)盖明志不在博一官之心，复免汲汲乎以干禄之讥也。乔行简尝为陈同甫请谥，美曰：“以特出之才，卓绝之识，而究皇帝王霸之略，期于开物成务，酌古理今，其说盖近世儒者之所未讲。”(8)宋学重门户师法，唯陈同甫其学无原，(9)黄百家云：“是时陈同甫亮又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10) 爰道学之弊，在弱于事功。陈同甫有言：“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以端悫静深为体，以徐行缓语为用，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而不知适从矣。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11)抑且靖康之耻未血，中原未曾收复，静坐不克拯溺，揖逊何足救火？故陈同甫力主恢复土疆，非战无以复仇，遗诗云“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12)又曾谓：“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13)虽陈同甫此说以偏概全，盖朱子亦是极力主战派。只是性理之学，终嫌经济疏阔。用是朱陈王霸义利之辩，信非偶发也。 观夫南宋间学术之辩论，莫不与朱子有涉。其荦荦者，大抵有四，其与张栻中和之辩, 与陆九渊鹅湖之辩，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与二陆无极太极之辩也。至若与汪应辰辩儒释之学，与林栗辩太极学，与陆九韶辩《西铭》，与吕子约辩浙学，则悉不甚昭著，等而下之。唯王霸义利之辩最引瞩目，最足玩味。何也？盖是辩也，非惟朱陈两人之交锋，堪为道学与事功之激战也。牟宗三先生云：“陈同甫与朱子往复争汉唐，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一‘郁而不发，晦而不明'之问题。”(14)复谓“其所接触之问题极丰富而重大﹐千余年来未得解人”。 (15)当代虽有平章两家之文，似半间不界。余亦尝留精澄意，姑扬搉而陈之。 卷 上 永康陈同甫微露头角之时，朱子便已为一世学者宗师矣。两人相知名，而始晤于淳熙九年正月。朱子巡历武义县，往明招山哭祭吕祖谦墓，陈同甫来访并从游甚欢。(16)朱子于别后修书寄陈同甫：“数日山间从游甚乐，分袂不胜惘然。……别后郁郁，思奉伟论。”(17)陈同甫回书云：“山间获陪妙论，往往尽出所闻之外。”(18)互表逖慕之意，甚相契爱。 王霸义利之辩，始于淳熙十一年。此前明招堂之会晤，两人有所论及，只未曾细较。案朱子致吕祖俭函，“所谓秦汉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陈同甫说底。”(19)后以书信往复辩难，历时期年有奇。朱子来书凡十五，陈亮书仅八，当有散佚。幸其辩论始末，班班可考。而其间所涉诸议，悉儒学之要义，干系不可谓不重大，姑强列名目，相起以明，复窃附己意于后焉。 一、醇儒与成人。 陈同甫一生甚蹇厄，曾两度大病，两度系狱。(20)淳熙十一年春，第一次系狱释归，朱子寄书以慰，并臆断系陈同甫平日不乐闻礼法而自处于法度外所招致，箴其“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 (21) 此次罪系棘寺之原委，本药人之诬也。兼王淮实欲治道学，而陈同甫平素与朱子过从甚密，乃指其挟势求贿也。陈同甫自言：“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亮滥膺无须之祸，……最好笑者，狱司深疑其挟监司之势，鼔合州县以求赂，亮虽不肖，然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目、蒙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22)既不屑附于道学者，亦自不甘为醇儒也。其谓醇儒只是具仁耳，犹不如成人之仁、智、勇之齐备，故立志成人也。“夫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仁、智、勇之达德具于一身而无遗也。……故亮以为学者学为成人，而儒者亦一门户中之大者耳。秘书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岂揣其分量则止于此乎？”(23) 朱子进而论成人，谓不当以孔子为子路所设之成人为足。“而子路之问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为成人'，则非成人之至矣。为子路、为子夏，此固在学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庄子、冉求中间插一个孟公绰，齐手并脚，又要‘文之以礼乐'，亦不是管仲、萧何以下规模也。……鄙意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24) 陈同甫谓当以适用为主，而立志为儒，则必有所不尽。“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个人。圣人，人之极则也；如圣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则曰：‘亦可以为成人。’来谕谓‘非成人之至’，诚是也。谓之圣人者，于人中为圣；谓之大人者，于人中为大。才立个儒者名字，固有该不尽之处矣。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正欲搅金银铜铁熔作一器，要以适用为主耳。”(25) 朱子又指其“以适用为主”之论，乃出于功利之心也。而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学求之，则夫子所谓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学求之，则吾恐其畔弃绳墨，脱略规矩、进不得为君子，退不得为小人，正如搅金银铜铁为一器，不唯坏却金银，而铜铁亦不得尽其铜铁之用也。”(26)陈同甫犹持前论，告以“所谓‘搅金银铜铁熔作一器'者，盖措辞之失耳”， (27)乃是前书匆就所致，冀朱子察其大意可也。朱子遂不复辩此。 二、管仲与王通。 陈同甫与论成人时，曾举管仲为例，谓孔子称管仲即已成人也。“管仲尽合有商量处，其见笑于儒者亦多，毕竟总其大体，却是个人，当得世界轻重有无，故孔子曰‘人也’。” (28) 朱子则谓管仲其德有疵，不以成人许。“孔子固称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礼乎？‘人也'之说，古注得之，若管仲为当得一个人，则是以子产之徒为当不得一个人矣。圣人词气之际，不应如此之粗厉而鄙也。”(29) 陈同甫则美其功，又谓:“孔子之称管仲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说者以为孔氏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孟子力论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之称如此，所谓‘如其仁’者，盖曰似之而非也。观其语脉，决不如说者所云，故伊川所谓‘如其仁者，称其有仁之功用也’。” (30) 朱子之意，管仲虽有功而心未脱利欲耳。“且如管仲之功，伊吕之下谁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圣人虽称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义以裁之，不少假借。”(31)陈同甫便转论其它。 陈同甫素服膺《文中子》，辩三代汉唐时，引之为据，论汉制之可借也。“王通有言：‘<皇坟>、<帝典>，吾不得而识矣。不以三代之法统天下，终危邦也；如不得已，其两汉之制乎？不以两汉之制辅天下者，诚乱也已！'仲淹取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而秘书必谓其假借义以行之。”(32) 朱子正不以文中子为然，决然斥其不知道。“帝王本无异道，王通分作两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为道，行之则是，今莫之御而不为，乃谓不得已而用两汉之制，此皆卑陋之说，不足援以为据。”(33)陈同甫不能屈。 三、王霸义利。 前所论醇儒成人、管仲王通，俱点缀也。论王霸义利，及三代汉唐，方为朱陈相争之要归。 陈同甫不厌朱子来书“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评泊，并论王霸义理、三代汉唐。“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义利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然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说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诸儒遂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长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诸儒之论，为曹孟德以下诸人设可也，以断汉唐，岂不冤哉？高祖太宗岂能心服于冥冥？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34) 朱子以为当合其志功而观，汉高帝、唐太宗皆是出于私心人欲。“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35)朱子亦不以“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为讥，“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36)又反讥陈同甫视其获禽之多，是以成败论人事。 陈同甫则以为道常行于事物间，舍人事无以为道，道之存亡在人，“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天地而可架漏过时，则块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牵补度日，则半死半活之虫也。道于何处而常不息哉？”(37)意为千五百年间既无人扶助，则道何以能存，又在何处？又讽道学家所谓得不传之绝学者，“皆耳目不洪，见闻不惯之辞也。”(38) 朱子回书责陈同甫“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39)以道统及其道统心传为大纛，而谓汉唐并不曾接其统绪。“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尧、舜、禹之所以相传者既如此矣，至于汤、武，则闻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于此者也。夫子之所以传之颜渊、曾参者此也，曾子之所以传之子思、孟轲者亦此也。……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一时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者盖亦有之；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指其须臾之间偶未泯灭的道理，以为只此便可以与尧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之无有是处也。”(40)又谓道固在，非因人不行之便消亡。“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所谓‘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正谓此耳。惟圣尽伦，惟王尽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而不当以不尽者为准。”(41)是谓宜法三代，不当法汉唐也。“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不当坐谈既往之迹，追饰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为全体，而谓其真不异于古之圣贤也。”(42)陈同甫于焉声言“以为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 (43)而汉唐亦足以接其统绪也。 朱子又以道统心传来论圣贤英雄，并欲其深察其所以尽不尽之理。“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来谕所谓‘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者，正谓此也。然但论其尽与不尽，而不论其所以尽与不尽，却将圣人事业去就利欲场中比并较量，见有仿佛相似，便谓圣人样子不过如此，则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缪者，其在此矣。”(44)朱子深信此是说服同甫之关键，后于吕子约书中，亦有道及：“最后只问他，三代因甚做得尽，汉唐因甚做不尽？现顿着圣贤在面前，因甚不学，而必论汉唐，觅他好处？”(45) 陈同甫书云：“亮大意以为本领闳阔，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领无工夫，只做得汉唐。”(46)于朱子“暗合”之说甚不满，复攻其绝学，“亮以为：后世英雄豪杰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时闭眼胡做，遂为圣门之罪人；及其开眼运用，无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赖以撑住，人物赖以生育。……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绝者，仅如缕耳。此英雄豪杰所以自绝于门外，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47) 此时，两人之争已广为时人所知，且朱子门人常有诋排。陈同甫于《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中称：“比见陈一之<国录>，说张体仁太博为门下士，每读亮与门下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异人，辄舍去不与共坐。由此言之，此数书未能免罪于世俗，而得罪于门下士亦多矣。”(48)与朱子书中，陈同甫亦每人微言轻之感慨系焉。“夫说话之重轻，亦系其人。以秘书重德，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谁敢非？以亮之不肖，虽孔子亲授以其说，才过亮口则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49)“所深恨者，言以人而废，道以人而屈”(50)云云。 同甫自揆令名不如朱子远甚，郁遏难伸，径求时贤声援。第东莱已于淳熙八年即世，而同辈好友中，可与言者唯永嘉陈傅良，“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举”(51)，辄誊其往来书，求其置啄。然此族兄性温和，似吕祖谦般宽厚敦悫，向不喜与人争，或不喜与朱子争，(52)回书但云：“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工夫。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以三代圣贤枉作工夫，则是人力可以独运。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则是天命可以苟得。谓人力可以独运，其弊上无兢畏之君。谓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觊觎之臣。二君子立论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窃所未安也。”(53)临末又称“然勿为晦庵言之，徒若犯分也”。乍看颇似骑墙之论，然人多谓陈傅良阴右龙川，如黄宗羲云:“盖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然止斋之意毕竟主张龙川一边过多。”(54) 而陈同甫犹觉冤屈，复致书请加评定。陈傅良本为永嘉学派中兴名将，亦主事功居多，乃复信断然为之说：“且汉唐事业，若说并无分毫扶助正道，教谁肯伏？孔孟劳忉与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浅矣。‘暗合’两字如何断人？识得三两分，便有三两分功用；识得六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识了，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决无全然不识，横作竖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晓，不须多论。”(55)繇是观之，亦可知永康与永嘉之学最为亲切矣。 陈同甫《又乙巳秋书》后，朱子已不欲再辩，回书云：“已往是非不足深较，如今日计，当穷理修身，学取圣人事业，使穷而又以独善其身，达而又以兼善天下，则庶几不枉为一世人耳。”(56)陈同甫亦不复论，王霸义利之辩告终。(57) 卷 下 朱陈往复辩难，龂龂相角，先多巽辞，继而风切矣。朱子居仁从义，龙川气象宏大，前者实为宿儒，后者可谓新秀，然一主内圣之功夫，一重外王之事业，以致龃龉，几两不相入若枘凿也。 朱子欣欣然以道统自居，拳拳然以弘道自任，尔乃欲一四海。曾云：“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58)“今来伯恭门人却亦有为同父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甫一生被史坏了。……同父亦是于汉唐事迹上寻个仁义出来，便以为此即是王者事。……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59)“婺州近日一种议论愈可恶，大抵宗吕氏，而实主同父，深可忧叹，亦是伯恭有以启之。”(60)朱子所深惧者，“此等议论，正是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使彼益轻圣贤而愈无忌惮，又何足以闭其口而夺之气乎？”(61) 此朱子所以不爱力辩王霸义利也。虽劝徕同甫、子静终未就，而其睟面盎背，惓惓殷望之意，则愚心晓然见也。 《国朝宋学渊源记》序云：“自宋儒道统之说起，谓二程心传直接邹鲁，从此心性事功分为两道，儒林道学判为两途。”(62)《宋史》昉创《道学》，而陈同甫必也不得入道学列，信夫，侯外卢所谓“宋史把永康列入儒林，而不列入道学，虽然意在贬斥，但客观上却保存了思想史的真实。”(63) 惜乎，犹永嘉学派自水心亡而不张，龙川既殁，永康学派几亡矣。水心曾为其文集序曰：“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学，上下二千余年，考其合散，发其秘藏，见圣贤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开物成务；其说皆今人所未讲。朱公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64)水心所言之“开物成务”盖龙川之所重，道学之不足也。正如陈同甫所云：“二十年来，道德性命之学一兴，而文章、政事几于尽废，其说既偏，而有志之士盖尝患苦之矣。”(65) 尔乃宋元而下，以程朱理学尊故，多是朱而非陈，逮清则反是。究源竟委，大底有二：一者清代汉学是也，高标汉帜张其门户，以朴学自居，倡言实用，干嘉学派视理学为土梗，然徒作名物考释、文字训诂之学问，既不能救世，又无补人心，不啻百步反笑五十步也；二者，盖宋学、汉学之外，犹有事功学派，锐志经世致用，此正龙川先生启其端绪。 夫二贤虽往，儒学虽古，而所争议题，今日犹当玩索，颇足研几也。 第一论道。 案朱子所论孔子之道者，傥一字以蔽之，则曰仁。细分之，曰仁内礼外而义以行之也。(66)在己为修身、性理之学，在政则为德政、礼治之道，而其所以一者，仁内礼外而义以行之也。远追伏羲，三代所具，万理一原，无过于此。是道者，常道也，弗因时、因地、因人而易，所谓不可与民变革者。 圣经有修己以安人语，即是其道之具言。“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67)若以“修己以安人”之“人”为百姓，则“修己以安人”可以赅括也。梁任公谓：“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便是外王。至于条理次第，以<大学>上说得最简明。<大学>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就是修己及内圣的功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安人及外王的功夫’。” (68)斯言良是。“内圣外王”一词虽出《庄子·杂篇·天下》篇，以赅儒学，亦未尝不可。 内圣与外王之次第，以“修己以安人”论，一个“以”字，足见外王乃内圣之推出，之延续。吾夫子有云：“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69)只在于分数之多少耳。然，修己未必即能安人，内圣未必即能外王。恭闻亚圣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善天下。”(70)独善其身即是修己，即是内圣之途径；兼善天下即是安人，即是外王之表现也。如颜回者，内圣之学、修己功夫亦可谓厚矣，然何尝见有外王之迹、安人事业哉？盖穷达由命而已矣。 陈同甫以为千五百年间道皆行于天地间，固非也，盖有逆道而行之世，如暴秦者流。而朱子谓千五百年间此道皆未曾行于天地间，亦非也，盖有免强行道之世，如文景者流。惟朱子所引董子“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71)语，最为中的。 当代新儒家将道学称为内圣外王之学，实则道学尤重内圣，遂有“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72)之讥也。虽重内圣而无外王之实，然五子三贤所以未能匡弱宋，盖不得意于庙堂也，一如孔子孟子亦终未能为东周。命也夫？命也夫！ 复次论道统。 盖韩愈有鉴于佛教禅宗“祖统”论，便远契《孟子》卒章之论，昉创“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也”(73)之说迄今。而李翱谓周公以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公孙丑、万章；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谓孟子以下，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石介谓孟子以下，扬雄、王通、韩愈、孙复；程颐谓其兄上接孟子；朱子俨然以接二程自命；陆象山亦自谓得其道统；叶水心则谓禹以下、皋陶、汤、伊尹、次文王、周公、孔子；黄斡又谓孟子以下，周敦颐、二程、张载、朱子……孰为是？孰为非？多闻阙疑，余尝深疑之，云亦有年。夫仲任所谓“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74)想炎汉经学，分文析义，堪谓沈研钻极，贾、马、郑、许，咸为硕儒巨公，此一道统大事曾莫之能察、莫之能知乎？而必俟韩愈造其奥窍而后明此道统于天地之间乎？吾恐仅止于韩愈之悬想耳。然，此道统说自宋以还，距诐行、卫吾道、聚人心、淑世风、抗君权，居功伟甚。 窃谓非真有此道统，象设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下来之文治教化为道统，则固无间然矣。 复次论密旨。 道学以道统自居，又以《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75) 为其道统心传，曰此尧舜禹相授递传之密旨也。此正与道学重内圣功夫，相绾合若符节。故朱子虽黜《孔传》、《孔序》，疑《书序》、梅本《古文尚书》，于《朱子语类》中辩疑之语不下四十见，然于《大禹谟》则极隆之，盖虞廷十六字为程朱理学道统论之本矣。或朱子微知其然，而终不道破。 逮清代吴派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指其之伪，庶几为盖棺之定论矣。而此虞廷十六字，盖拘挛补衲，剿《论语》与《荀子》文而已矣。或有不以为然者。愚以为，若是《荀子》引自《大禹谟》，何故仅引一半，同篇句前又另说“精于道”、“壹于道”云云？《论语·尧曰》篇，有尧授舜“允执其中”之语，而后句又有舜命禹之言，却不见有一词及之，是可诧也。如此密旨，亦是道统所以续也，缘何汤、文、武、周公未再相授，而孔子不道、孟子不知邪？其甚休明、甚广大，缘何如陈同甫所云“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 (76)般私传邪？吾病其非天下之公论、世人之共识也。安得果有所谓心传，傥非欲求之，则“修己以安人”可也！夫子此语真至矣、尽矣！ 然则，此密旨所激励之下，实曾造就甚多庄士贤人，为天下法、为后生率。此间意义，似迥非浅浅用心者所能识矣。 复次论义利。 朱子谓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77)陈同甫为之不平，“‘全体之在利欲上’之语，窃恐待汉唐之君太浅狭，而世之君子有不厌于心者矣。”(78) 汉唐家天下，或其德政礼治之作为，盖为自家江山传世久远之私心使之然，但谓其无纤介为民之心，不第陈同甫为之叫屈，吾亦不信矣。矧夫其终归泽被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孰敢谓非？要之，为政者但有德政为民之心意，诚有休明安乂之事功，便可谓圣君，可谓善政矣。陈同甫为开物成务之论，力推汉唐，朱子遂断为“同甫在利欲胶漆盆中”。 (79)朱子主义理，非无视事功；陈同甫重事功，宁无视义理哉？朱子门生兼女婿黄斡毁曰：“每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80)噫！说亦太浅矣。龙川先生岂是重利辈？遑论便己谋利。其云：“盖计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极可以至于忘亲后君，而无可达于事物之理。”(81) 然义利之体认，陈同甫固不及朱子。朱子深谙圣人先义后利之奥理，曰：“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82)盖利在义中，义中无不有利。“‘罕言利’者，盖凡做事只循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师’，圣人岂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则害义矣。”(83)“利是那义里面生出来底，凡事处制得合宜，利便随之。所以云‘利者，义之和'，盖是义便兼得利。”(84)象设先以利计，便有失矣。“义未尝不利，但不可先说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85)云云，佥为不易之的论。堪为方来鉴也。 复次论王霸。 夫明王霸之辨，始于亚圣。“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86)又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87)王道但需德政，远易于霸道，且可长世永年，盖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88)王道固朱陈二贤之共识，朱子不消说，陈同甫亦所乐道，其于《廷对》中云：“臣愿陛下明师道以临天下，仁义孝悌交发而示之，尽收天下之人材。长短小大、各见诸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无一之或废，而德行常居其先，荡荡乎于天下共由于斯道。”(89) 然，善人为邦，尚需百年，而后胜残去杀。可知王道奏功颇缓，盖德行天下，移风易俗费时也。王道与霸道，犹《大戴礼记》所云礼与法，法之用易见，而礼之用难知也。是故急功好利辈如秦孝公者，不乐闻王道而喜霸道也。 凡霸，必待通货积财，武备国富，一者假仁，甚者以兵强天下，较王道为速。内圣功夫既无，而徒事功，只是霸，非王道也。如管仲只是霸，假仁而已，尚非以兵强天下者，故孔子称焉。 朱子以为汉唐诸君皆是霸，而薄之，鄙之。尊王贱霸，为孟、荀之所同。孟荀距孔子不远，与至圣已略有不合，朱子之论便也不足怪矣。孔子岂不知王霸之别，周公与管仲之疏乎？盖圣人毋必毋固，无适无莫，义之与比焉耳。美王者何？泽被于民也。霸而泽被于民，故亦称之。 复次论管仲。 朱子语陈同甫：“孔子固称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礼乎？”(90)陈同甫憯无答语。 夫子评管仲，其意易晓，其理至明。孔子固知管仲小器、不知礼、焉得俭，犹极称其功。岂非足证孔子以管仲有大功而可以不计其小节乎？至于《论语·宪问》篇，夫子品藻管仲“人也”语，疑“人”字前当脱一字，视其语脉，且必是誉辞。曰小器、不知礼、焉得俭者，皆修己之功夫，即道学家之所重，而霸诸侯一匡天下，更为孟、荀、程、朱蔑如也。第夫子曷为与之？观夷“不以兵车”、“民到于今受其赐”之语，潜思圣意，豁如也。所以管仲以霸而夫子犹称之者，盖泽被于民而已矣！ 余虽不才，然此断非臆见目论也。孔子之学，为民之学焉耳！《论语·雍也》篇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91)夫仁，孔学中道德极则也；夫圣，孔学中至高人格也；夫尧舜，孔子最所盛称之圣君也。今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不止于仁，已臻于圣，而尧舜犹恐未至。至矣哉，斯美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泽被万民也，以民为本，其意檄然，自无庸置疑矣。 又，“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92)其意一间，灼然可据。左证琐碎不具论。夫子念兹在兹者，为民焉耳，此亦吾属切切需知者。 是用我谓“管仲以霸而夫子犹称之者，盖利于民而已矣”、“孔子之学，为民之学焉耳”，以此。 复此论汉唐。 由是察焉，则汉唐诸君功过可知。强汉盛唐，不在于其强其盛如何，但问其民何如。而朱子与陈同甫所论，始终以君主品行为衡，以论汉唐为政之得失，无视是否利民。其谓：“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93)汉高唐太道德诚不为美，史载“高祖常徭咸阳，纵观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94)可知高祖确有私欲。太宗玄武门之惭德，虽逆取而顺守，亦为百世万民所指。其所幸者，尤胜过逆取逆治，朱子不曰“汉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铁中之金也”(95)乎？且不说其间贞观之治，宜将开国国君与后来君主分开看。汉文虽建树无多，而物阜民康；汉景虽少年游冶，而登位有为，政绩斐然。文景之治，岂可易也哉？汉孝宣中兴，明章盛世，唐玄宗开元盛世，则其原无大过，若审国朝承平，河清海晏，虽礼乐无多闻，然民生安息，假令夫子尚在，夫子或将许之“如其仁，如其仁”。而朱子断以“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96)“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97)纵永康陈同甫、永嘉陈傅良服，又何以服天下哉？陈同甫寄陈傅良书中“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 (98)之语，已甚着力。千五百年，既圣人之道无一日行于天地之间，则又是何物使之传世久远哉？繄岂果如朱子所论只是智力、只是人欲亦可以把持天下且使之传世久远乎？如是，则学圣人之道何为？ 窃惟，其固非不经意间归于圣人之道，焉有暗合之理？汉唐凡逢盛世，必是以仁义治天下，此无非识得圣人之道，而用此圣人之道也，故能传世久远耳。如暴秦不过二世，五季未到百年，其亡也，弗待片言而彰焉。夫子尝谆谆提撕：“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99)盖德政礼治者，洵为政必由之道也。置之古今而必是，推之四海而皆准矣。 夫今之世，委实功利过昌，而性理不竟；霸权稔恶，而王道久坠。更宜严申王霸义利之辨，冀幸迁善塞违，扶微补绝也夫。余假此辩，发意奋藻，非敢欺先贤于九原，实欲申至啧于时下耳。或有所未安，俟乎遐迩识者以正，幸哉无及。 （注：由于版面所限，注引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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