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司马光是在肯定霸道，不如说是在肯定王道所代表的仁义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另外，从将“赏善罚恶，禁暴诛乱”视为治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可以看出司马光对强力手段的认可，这一点在陈亮称颂唐太宗有“禁暴戢乱”之功中也可见一斑。
    二、霸者有发于仁政处还是纯是人欲把持
    朱熹认为陈亮关于汉唐诸君的议论错误之极，便在回信中提出一系列的反驳和诘难，其中朱熹基于理本论的王道就是行仁义而顺天理的观点得到鲜明体现。在他看来，“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15)。汉高祖、唐太宗纵然有盖世之事功，但难掩其私欲，尤其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16)。故王与霸的区别，“在心不在迹”，“太宗诛建成，比于周公诛杀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也”(17)。
    陈亮质问，若汉唐专以人欲行，则“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朱熹则认为道并不会因人之行为而消灭，坚决否认道必须体现在不同的政治中，他说：“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之所预设，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它不得耳”(18)。在给陈亮的另一封信中，他同样说：“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所谓‘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正谓此耳”(19)。也就是说，在朱熹这里，道具有价值独立性，无论是三代，还是汉唐，只是一个道，各代君王，只能遵道而行，顺承天理。“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20) 在他看来，陈亮的观点，“然其大概不过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21)。
    因此，朱熹一再强调王道就是顺理而行，就是道心的体现，他认为古代圣王正因为有“惟精惟一”的功夫，所以能无不顺理而为，成就王道，后世所谓英雄豪杰不过是有与道暗合的方面而已，不能完全尽善。之所以只是暗和，是因为他们只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22)，只是为一己之私利。他一再说，三代之所以为王道流行的时代，是因为三代帝王的心术最正，最能以道心治天下。“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只是代代有一个人出来做主。”(23) 因为朱熹认为诸侯若能做到无一毫私心，也是王道。他在对管仲的评价中，这一观点得到充分表达：“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於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惟其‘搂诸侯以伐诸侯’，假仁义以为之，欲其功尽遍於己，故四方贡赋皆归於其国，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复知有天子。此其所以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24)。对于这一点，朱熹在给陈亮的信中又申言之：“且如管仲之功，伊、吕以下谁能及之？但其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圣人虽称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义以裁之，不少假借”(25)。而陈亮则认为，孔子之所以称赞管仲，是如伊川所谓，“称其有仁之功用也”(26)。朱熹还将这一王道论落实到一般人的日用常行中，认为“凡日用常行应事接物之际，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习，此不可不察也”(27)。
    对于朱熹的批评，陈亮自然不能接受。因此，他又写了一封长信，对王霸义利观点再作解释。他认为，像汉高祖、唐太宗都是“禁暴戢乱、爱人利物”(28) 的本领宏大开廓的建国立业的帝王，“察其真心”，都是“发于仁政”，“无一念不在斯民”，他们既具有三代之王的“真心”，又体现三代之义理，从而充分肯定了汉唐君主开创霸业的道义性。在这里，陈亮和朱熹的不同在于，朱熹认为汉唐诸君只是一个私欲，而他认为他们所推行的“霸道”是以实现“王道”为目的，无一念不在百姓，体现的也是如“赤子入井之心”的仁义情怀和宏大开廓的本领，和三代君王没有区别。就此而论，此时的陈亮是接受朱熹关于何为王道的认定的。但是，如前所引，在《又甲辰秋书》中陈亮肯定汉唐诸君时，恰恰先是以赞扬其本领的宏大开廓，即以其事功来立论的，以事功来说明其行为的正当性，而对于这一点，朱熹坚决反对：“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得架漏牵补，过了时了。”(29) 在朱熹看来，国家富强是王道的必然结果，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富强均因行王道而得，若如此，则是以成败论英雄。这可能也是朱熹认为陈亮之重在事功，而非真正“察其真心”的原因，也是他视汉唐诸君专以私欲行的原因。而陈亮则由衷地推崇这些被朱熹斥为“霸道”的君主们，他说：“竞智角力，卒无有及沛公者，而其德义又真足以君天下，故刘氏得以制天下之命……使汉唐之义不足接三代之统绪，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扶持者，皆后世儒者之论也。”(30)
    为了反驳朱熹所谓的三代专以天理行的观点，陈亮说，即便是三代，也并不是王道天下，并不是专行天理：“秘书以为三代以前都无利欲，都无要富贵底人，今《诗》《书》载得如此净洁，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为才有人心便有许多不净洁，革道止于革面，亦有不尽概圣人之心者。圣贤建之于前，后嗣承庇于后，又经孔子一洗，故得如净洁。”(31) 而且，“自三代圣人固已不讳其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领宏大，如何担当开廓得去”？也就是说，从三代圣人开始即已不否定人欲的正当性，而他们正是以“本领宏大”的气概行王道的。这里，陈亮并不是要否定三代，而是要说明人欲、霸道的正当性。